A雲淡風清312
這種風險極大，即使在古代，人們也會盡全力去和瘟疫戰鬥，隔離等措施自古就有。
中國歷史上有多次十室九空的瘟疫，世界歷史上殺死千萬人以上的瘟疫比比皆是。
我從個人觀點來分析一下為什麼這種放棄抵抗非常可怕：
1、病毒的變異性遠高於人體免疫的適應性，病毒經過多次交叉感染後變異為可毀滅人體免疫系統的幾率比人體產生完全免疫的可能性高出數倍，甚至更高；
2、即便某個體產生即時的免疫力也很難完全抵抗高濃度的病毒侵襲，若二次抵抗失敗，病毒大概率變異產生抵抗；
3、病毒的自然變異方向不可控，可是有可能被有心人利用，在此過程中選擇致命性更強的變種進行傳播，後果不堪設想；
4、一旦恐慌爆發，勢必造成大規模波動，影響面擴張到全球，更加恐怖；
5、現有致死率是有我們國家的努力下的統計，放任的話比例極有可能變得更高。
因此，這種方式是害人害己，恐怕是也因為連番被截留物資的一種無奈之舉。
胡八一1981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新聞處發言人埃裡克·伯格隆德11日深夜表示：斯德哥爾摩地區正在減少新冠病毒檢測人數，從12日起對懷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停止檢測，只對已入院者和高危人群進行抽樣。那麼我們現在能據此認定瑞典已放棄抵抗嗎？這裡我們需要弄清的是瑞典減少檢測人數的原因是什麼。我們知道美國限制檢測是因為擔心洩露國內的流感疫情真相，日本限制檢測是擔心奧運會開不成，那麼瑞典的動機是什麼？事實上瑞典並沒美、日這樣強烈想要儘可能少報數據的動機，那麼瑞典減少檢測人數的原因很可能是其國內的醫療資源可能已不夠再展開大規模的檢測。
瑞典在對待疫情的理念和方法上無疑和中國有很大的不同，然而這能證明瑞典已放棄抵抗了嗎？中國的防疫模式無疑是本次疫情期間最為成功的，也是最適合於中國國情的，然而這種模式當真適用於所有國家嗎？中國目前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建立在超強的動員能力之上的，所以我們可以集中全國的醫療力量攻堅克難，我們可以統一調度各地的物資以保障民生，我們可以讓14億同胞用自我隔離觀察的方式隔絕病毒。由此可見我國的嚴控模式是建立在三大基本條件之上的：一是國家執行力、動員力相當高；二是醫療系統、醫療資源跟得上；三是國家財力要雄厚。
從1月23日武漢封城至今武漢乃至全國都承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壓力。事實上疫情期間武漢乃至整個湖北靠自己的力量是難以與疫情戰鬥的，可以說武漢是靠來自全國各地乃至全球各方力量的支持下堅持下來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40年打下的強大物質基礎，那麼我們還能如此從容應對疫情嗎？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封城一個月是很多國家所不敢想象的，單是物資供應的問題就是很多國家所難以克服的。在生活物資方面是如此，在醫療資源上同樣如此，所以對那些資源相對有限的小國而言：中國模式恐怕就未必是能學得了的。
比如像新加坡這樣的彈丸小國如果封城勢必會使人們的生活物資供應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新加坡的防疫模式必然在面上呈現一種外松狀態。新加坡的防疫模式因此一度被譽為是佛系防疫，然而這種說法忽略新加坡防疫模式在外松的同時還有著內緊的特點：1月下旬第一批“輸入型”感染病例出現後新加坡就組建一支140人的政府聯絡追蹤小組。這個小組的任務就是追蹤確定感染者及密切接觸者，然後該隔離的隔離，該治療的治療，對每一個病例建檔並嚴格監控，對密切接觸者也採取相應的隔離措施。目前新加坡累計確診212例，暫無死亡病例，已治癒105人，治癒率幾乎接近一半，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比較高的。
新加坡的例子說明小國防疫模式註定與大國不同。目前即使是受到我國支援並正在效仿我國防疫模式的伊朗、韓國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我國的所有經驗，因為小國的國情和大國是不一樣的。3月1日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發布的新版治療管理方案明確指出：把重點放在重症患者的治療上，將有限的醫院床位分配給優先病人或病情較重的病人。伊朗則調低了自己的治癒標準：伊朗並不是非要患者完全恢復正常才宣佈治癒出院，而是對那些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後已可以自行痊癒的非重症患者讓他們出院回家隔離，然後把騰出來的床位以及醫護力量用於救治下一位患者。
韓國和伊朗採用的這些做法如果放在我們國內都是不值得鼓勵提倡的，但在他們醫療資源緊張的狀態下其實也不失為一種較為務實的選擇，目前看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麼瑞典現在減少檢測人數究竟是想學新加坡、韓國、伊朗集中醫療資源救治重症患者呢？還是說已準備向新型冠狀病毒投降呢？瑞典是否已準備放棄需要後面的時間加以驗證：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需要觀察瑞典是否真是在集中醫療資源救治重症患者，是否加強了出入境管理，是否號召人民在家自我隔離......然而無論瑞典最終作何選擇都不是我們所能控制得了的。
現在我們需要做的有兩點：一是加強我們的出入境管理，從而杜絕境外疫情輸入；二是呼籲我國滯留在瑞典的公民自覺在家隔離，因為減少與外界接觸就是減少感染的機率。我們不是沒能力或不願意接回滯留在外的中國公民，這在之前的利比亞撤僑、也門撤僑中已得到了充分證實，然而在當前疫情形勢下我們有必要對國民的健康安全負責。在當前形勢下不流動是最大的安全、不出門是最好的保護。目前國家即使展開撤僑工作也只能視各地具體的疫情形勢分批次的有序展開，不宜大規模操作。我國駐瑞典大使館可以針對瑞典目前的疫情形勢對我國在當地的公民提供生活物資和醫療服務方面力所能及的幫助。
如果瑞典無法控制疫情能否寄希望於群體性免疫力呢？如果你要單純從生物學的角度而言：也不能說這不靠譜。動物在自然環境中沒人給看病，即使是我們人類的醫療技術也不是自古以來就像現在這樣發達。事實上動物以及缺乏醫療技術的古人在很多時候是不得不採取依賴於自身免疫力與病毒博弈的。在生物進化過程中病毒可以視為是一個載體或者說催化劑：病毒會殺死很多被感染的物種，而活下來的物種從此就會對這種病毒形成抗體，於是物種的進化就通過這種方式得以完成。為什麼當歐洲白人殖民美洲時作為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人會因感染白人帶來的病毒而大規模滅絕呢？因為他們對歐洲人帶來的病毒不具備免疫力。
然而病毒的傳播不該是雙向的嗎？如果說印第安人無法適應歐洲人帶來的病毒，那麼歐洲人就能適應印第安人身上攜帶的病毒嗎？也許歐洲人在殖民美洲的過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染病身亡，然而他們卻沒出現像印第安人那樣的大規模滅絕現象，難道說是因為歐洲人具備比印第安人更強的免疫力嗎？事實上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因為在歐洲的大航海時代到來前歐洲人曾經歷過一場浩劫：在1348年—1350年的三年之內歐洲有近3千萬人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以致於當時的歐洲人一度懷疑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然而熬過這場浩劫的歐洲人卻因此具備了更強的身體免疫力；相比之下印第安人長期生活在一種封閉狀態中，所以他們對病毒的抵抗力是低於歐洲人的。
從人類與病毒的博弈歷史來看：任何一場瘟疫在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同時，也會使一部分形成針對病毒的抗體，所以每場瘟疫之後總會有一部分人扛過來。歐洲的黑死病、明末的大鼠疫在當時都是巨大的災難，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大災之後仍會有一部分人扛過來，更何況是在醫療技術和防控機制更為科學高效的今天呢？理論上即使某個國家對疫情采取完全放縱的態度也會迎來疫情緩和的哪一天，只不過那樣勢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一個正常的以人為本的國家是不能接受這樣的代價的，但無論如何疫情拐點是一定會到來的，至於到來的早晚就直接與各國的防控措施相關了。
既然反正能扛過去，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加強管控呢？因為我剛才說過了如果我們採取放任自流的方式勢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目前我國在醫學干預情況下病毒致死率在3%左右，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勢必會大大增加這一比率。2003年的SARS病毒造成了8000多人感染，其中有700多人死亡，死亡率接近於10%。儘管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低於當年的SARS病毒，然而由於新冠病毒具有比SARS病毒更強的傳染性，所以在全國範圍內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當年SARS病毒。儘管從宏觀層面而言：最後一定會有人扛過來不假，然而從我們每個個體其實所面臨的就兩種結果：要麼扛過去，要麼剛不過去，各佔50%的機率。
請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拿自己的命去賭概率嗎？況且如果我們患病也就意味著我們的家人處於危險中，也就意味著我們可能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這無疑會大大加重國家防控工作的難度。動物因為環境的限制而只能適應這種自然淘汰的叢林法則，然而如果我們人類如此行事與動物有何區別？古人由於醫療技術的制約有時也不得不無奈地接受自然淘汰的命運，然而如果我們現代人仍要如此行事，那麼我們在過去的千百年中發展醫療技術的意義何在？儘管從純粹的生物學理論上而言：最終一定會有人扛過去，然而人類社會的發展應該完全接受這種自然淘汰的叢林法則嗎？瑞典的選擇也許有其自身國情的原因，這是我們所管不著的，但我們需要引起警惕的是：我們有必要加強對我們國民的保護力度，一方面我們要嚴防境外病例輸入，另一方面讓我們的駐外使領館儘可能保護滯留在外的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
鴻鵠高飛一舉萬里
看來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有明白人。人類對它無法就讓上帝去懲罰他吧。
量天尺周
瑞典徹底放棄抵抗新冠疫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已經無力戰鬥，全軍崩潰了。每一次戰爭中，總有率先倒下和死亡的，對於全球230多個國家和70多億人口來說，少一個瑞德確實算不得什麼。我們就當這個民族已經滅絕了吧，大家不要再牽掛他們了。
清青的魚
群體免疫歷史上確實發生過，但要說成功與否，那就要看怎麼看了，看從哪個角度來看。14世紀的時候，蒙古西征，把鼠疫帶到了歐洲，馬上在歐洲流行開來，形成了歐洲起勁談虎色變的黑死病，死亡人數一般估計在5000萬到1億人。之後歐洲人就對鼠疫群體免疫了，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次成功的群體免疫。
另一次比較典型的群體免疫是歐洲人把天花、猩紅熱等歐亞人已經習慣的病毒帶給了印第安人，讓印第安人群體免疫了一次，之後印第安人人口從巔峰時期的一億多人下降到了現在的500萬左右。現在的印第安人對天花之類歐亞大陸的流行病也群體免疫了，現在還活著的印第安人都是免疫的。
所以，看群體免疫能否成功，就要看能夠承擔什麼樣的代價。如果說不計代價，尤其是不管大規模的人口死亡的嚴重後果，來獲得群體免疫，那麼就是可行的，反正按照有些人的理論，經過群體免疫的自然選擇之後，活下來的都是基因更好的、免疫力更強的人，有利於提高一個國家的人種素質。
以目前普遍估計的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來看，一般都認為在2.5%—3.5%之間，控制得好一點，死亡率就可以更低一點，控制得不好，就會比較高一些。比如韓國控制比較好，目前的死亡率只有0.65%，而意大利在醫療資源嚴重擠兌之後，醫療系統崩潰，死亡率目前已經到了7%以上。而且，意大利的疫情目前沒有緩解的跡象。
那麼如果現在意大利如果不計後果的進行群體免疫，這個死亡率就還要繼續升高，直到所有的重症患者都被放棄，任其自生自滅。而按照英國的官方說法，意大利目前的重症率達到30%以上。按照意大利6000萬人口來算，就意味著1800萬人要在死亡邊緣被自然選擇一回。如果意大利願意，現在就可以這麼做。
瑞典人口一千萬出頭，同樣按照意大利這個最新的重症比例來算，那麼就意味著將要有300萬人在死亡邊緣走一趟，被自然選擇一次，如果能活下來就算是獲得了免疫力，如果活不下來那就算是被自然淘汰了，是活該。哪怕是按照中國的數字來算，只有20%的重症率，那也是200萬人的重症患者，不知道瑞典的醫療體系能不能承受得起。
所以，在英國一提出群體免疫計劃之後，馬上就遭到了絕大多數正常的批評，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蘭娟都認為這是對老百姓不負責任。只有中國國內一小部分罔顧英國人也是人的基本事實，不把英國人當人，反而對英國的這個計劃鼓掌叫好，認為英國將由此獲得巨大的優勢，並且還將讓中國這樣已經取得抗疫的階段性成果的國家，最後都變成白費勁。
瑞典現在其實就是機會主義的態度，嘴上說放棄抵抗，但實際上是和日本、英國一個套路，打算以收治重症為主，來延緩疫情高峰期的到來，看看夏天的到來是否能夠讓疫情的流行曲線變得平滑一點，然後再決定是否採取更嚴格的防控措施。但英國在3月17日已經改口了，準備採取更嚴格的防控措施了，瑞典這就很尷尬了。
但瑞典有個優勢，就是本身人口不多，而且已經宣佈全國放假，所以老百姓可以在家裡閉門不出，坐等疫情逐步發展，輕症患者居家隔離，重症患者到醫院就醫接受治療，在夏天到來的時候結束。但這種想法恐怕很難實現，尤其是在首都斯德哥爾摩等人口規模大一些的城市，社區防控是很難做好的，一旦爆發，醫療資源也會嚴重擠兌。
蕭武
所謂群體性防疫，雖然符合“適者生存”的法則，但那是汰弱留強的叢林法則，在自然界的進化過程中是適應的，對人類的文明進步卻是野蠻的，殘酷的，因為它是以無數老弱幼小的生命作為代價。
在科技不發達的年代，人類在與病毒的鬥爭中就是群體性防疫。人類的歷史，也是與病毒不斷鬥爭的歷史，在古代和近代，由於醫療技術的極度落後，人們面對病毒幾乎束手無策，採取的只能是封村、灑石灰、熬點湯藥這樣的措施，發生於1918年的全球性流感H1N1病毒，就奪走了5000萬人的生命，整個18世紀歐洲人死於天花的總數，在1.5億人以上。所謂群體性防疫，名字說得好聽，實則是靠人的免疫力和感染病毒後產生的抗體去抵抗病毒，以人的身體為武器，代價就是無數的失去無數的生命。
群體性防疫是資本與生命之間的賭博。中國的疫情防控，全國經濟停擺兩個月，14億人步調一致，全國物資和醫療力量統一調度，才取得了初步的勝利。而這些發達國家無一例外地都是由資本所掌控的，資本逐利的本質決定了承受不了高昂的代價，私有制的社會，在非戰爭狀態下，物資和醫療力量也很難集中使用，你看一下逆行武漢的四萬多醫護人員有多少是民營的就知道了。我們看一下前段時間的韓國和現在的意大利政府承受了多大的壓力：國內遊行、罷工，市長染病殉職，國外禁航禁旅行等等，那些沒檢測少檢測的倒消遙，沒有檢測誰知道是死於流感還是什麼別的病呢？
人類文明已不允許拿生命作賭注。隨著現代醫療技術的發展和對病毒認知能力的提高，人類對付病毒有了更多的選擇，中國防疫的成功經驗向世人證明，病毒也是可防可控的，群體性防疫這種以生命為代價的放仼式防疫註定會受到世人的唾棄。於是，跟瑞典一樣放棄抵抗的10多萬莢國人發起了請願，英國的飛機上無人，地鐵上無人，人們嚇壞了。人們在用行動表達對這場賭博的不參與態度。
群體性防疫開的是歷史倒車，它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背道而馳。敬畏生命，是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尺，任何的不抵抗政策註定是沒有前途的。
快樂老九哥
我是醫心雕龍，我來回答！關於群體免疫這件事情，是現在的幾個歐洲發達國家提出的概念，比如英國、瑞典等，用來應對新冠病毒感染，這個方法呢，說的好聽點叫無為而治，說的難聽點，就是對病毒投降。
啥叫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是一個相對古老的概念，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主要用來對抗傳染病的襲擊，所謂的群體免疫，主要是指當人群中大多數人對一種傳染病集體免疫時，那麼他們就能為剩下的人提供保護，簡而言之，就是依靠人群來組建防疫屏障。
如何才能做到人群免疫？
想要形成人群免疫，目前可靠的方法只有兩種：1、疫苗免疫，就是通過人工疫苗的方式讓人群擁有抗體，2、自然免疫，這個方法有點順其自然，就是通過感染某種疾病從而獲得對該病的免疫力。
瑞典等國怎樣做到人群免疫？
上面說了，目前要做到人群免疫只有兩種方法：疫苗或自然感染，但現階段新冠疫苗尚未研製成功，所以，瑞典想要做到人群免疫，就只能讓民眾自然感染新冠病毒，也就是說讓國民患上新冠肺炎。
按照他們的說法，想要到達群體免疫，至少需要6成的國民感染新冠肺炎，以我們現在瞭解的知識來看，新冠肺炎的平均死亡率是百分之三點幾，但這是在醫療資源充足的情況下，如果醫療系統崩潰，死亡率會更高，比如現在的意大利，死亡率已經高達百分之六點幾，按照瑞典的數據，國民人口1000多萬，如果有6成人口感染，那就是600萬，按照目前的最低死亡率來算，瑞典想要達到人群免疫，至少要損失18萬國民，這麼多人口，幾乎是一場戰爭的損失。
另外，這麼多感染的人群還會對周邊國家產生影響，因為新冠傳播迅速，如果仍由其發展，很有可能演變成像流感一樣每年都會發生的流行病，到時如果疫苗研製成功對我們的影響應該不是很大，但如果疫苗研製不出，那麼我們每年都將經歷一場生死的考驗。
醫心雕龍
瑞典已經放棄抵抗，群體性免疫力這事靠譜嗎？
第一，瑞典在WHO宣佈COVID19已經構成全球大流行後改變防疫策略，變以人群隔離為主的遏制策略為以有限隔離，主要治療嚴重病例，保護老年人和其他脆弱人群的緩解策略，並不等於放棄抵抗；
第二，“群體免疫”不僅靠譜，而且是人類能控制傳染病極大延長人均預期壽命的最大的大招。但，這與這次無論瑞典還是英國的防疫策略調整無關。
瑞典、英國，相信還會有更多國家成為後來者，採取經典的緩解策略，被有些人強加給了“群體免疫”計劃的“名頭”而已。
什麼是群體免疫？
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都打了無數的“預防針”，在醫學上叫疫苗接種。
為什麼要預防針呢？
就是把能導致某種傳染病的細菌或病毒（減毒或滅活的），或者其中的某些成分（包含可以刺激保護性抗體的抗原成分）注射（也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引入人體，讓人體的免疫系統接觸到它們，產生針對該病原體的抵抗力，醫學上稱為特異性免疫反應，人們通俗地稱為免疫力。
其中，免疫系統的部分細胞還會有“記憶”，讓這種特異性免疫反應保持很多年甚至終生。
當我們再次遇到這種病原體後，不需要大動干戈就將其拒之門外，或者輕而易舉的殲滅之。
也就是說，我們通過打預防針獲得了對這種傳染病的抵抗力，即使這種病流行，打過預防針被免疫的人也不會被感染，從而免於生病。
如果人群中的所有人或者絕大多數人都通過打預防針獲得了對某種疾病的抵抗力，那麼，在這個人群中就構成了針對這種傳染病的抵抗力網，或者群體性抵抗力，這就是“群體免疫”。
在我國，疫苗被分為甲類和乙類兩個類別。
乙類也就是需要自己掏錢打的疫苗，每個人可以通過接種這類疫苗來獲得對這種疾病的抵抗力。比如，很多人化高價錢自費注射HPV疫苗。
而甲類疫苗，國家不僅免費而且會強制所有能打的人都接種。
這是因為，甲類疫苗所針對的往往是那些傳染性強、危害性大的傳染病。
國家免費並強制接種的目的就是讓人群中絕大多數人獲得針對這些疾病的“群體免疫”，從而避免這些疾病在人群中流行。
幾十年前還在我國普遍流行的一大批傳染病，比如麻疹，水痘，小兒麻痺，肺結核，百日咳，白喉，流腦，乙腦，破傷風，等等等等傳染病早已“絕跡”很多年，很多年輕人壓根就不知道還有這些傳染的存在。
這一巨大成就恰恰就是國家強制人群普遍接種甲類疫苗形成對這些傳染病群體免疫的結果。
你說，“群體免疫”靠不靠譜？
某種疾病大流行造成的普遍感染也同樣會在人群中形成群體免疫
除了打預防針，感染某種疾病往往更能產生針對這種疾病的免疫反應，人群中多數個體普遍感染同樣會產生特異性群體免疫。
對於人口中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某種傳染病病原體，人們普遍沒有被免疫，因而普遍易感，全體人口都是其易感人群，這種疾病就非常容易在這個人群中傳播。
如果這種疾病傳染性很強，最終往往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人都會被感染。如上圖上排所示。
在醫學上，這些疾病只要出現就會被認為具有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潛力。
因此，一旦發現出現這類病原體，醫學界和各政府就會高度緊張和警惕。
造成這次COVID19流行的2019-nCoV這種病毒就完全具備這些特徵，因此，從一開始，很多科學家和WHO就警示COVID19形成全球大流行不可避免。
如果一種疾病曾經在人群中造成少數感染，只有少數人獲得免疫。當這種疾病出現，同樣容易在人群中傳播，並最終 感染除被免疫者之外的大多數人感染。如上圖中排所示。
相反，如果一種疾病曾經造成人群普遍感染，感染後獲得免疫，形成針對這種疾病的群體免疫，這種疾病在這個人群中的傳播就四處碰壁，即使其中有少數人沒有被免疫，也不容易被感染。上圖下排所示。
一些疾病不容易被控制，會在人群中反覆流行，而又沒有有效疫苗可用時，這種疾病最終往往通過普遍性感染在人群形成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的保護性與個體被免疫的比例有關，比例越高，該病就越不容易在這個人群流行。達到全面保護所要求的的免疫比例一般超過80~90%。
如果比例不高，疾病仍然可以在人群中形成一種規模的流行。
流感，人類揮之不去的夢魘
流感，就是這樣一種疾病。
流感病毒的傳播與2019-nCoV極其類似，傳染性強，很大部分感染者為輕症或無症狀。
因此，流感被認為是無法控制的傳染病。
當一種全新的流感病毒出現，人類就會陷入高度緊張甚至恐慌。
比如，2009年H1N1流感病毒在美國被發現，美國和WHO就都做出了迅疾反應，但最終仍沒有避免其造成全球大流行。
流感病毒特別討厭，一方面屬於RNA病毒，特別容易變異；而且在人體適應性特好，以人體作為其自然宿主。
因此，流感會在人類紮根，揮之不去。
即使是大流行後人群中普遍感染（50~60%的感染率）形成了群體免疫，一方面這種群體免疫的比例不夠高，另一方面病毒稍有變異就會很大程度上削弱這種群體免疫，因而，往往轉化為一定區域流行的地方性流行病。
由於流感病毒喜冷怕熱，因此，在冬季最活躍，因而這種地方性流行也被稱為季節性流感。
COVID19，會向流感一樣反覆發作流行嗎？沒有任何直接證據
因為COVID19所表現出的很多特徵都高度類似於流感，因而有些科學家擔心，COVID19有可能像向流感一樣反覆發作流行。
如果真的形成這種情形，又不能開發出有效疫苗的話，COVID19遲早會造成全球範圍內普遍性感染，並通過這種普遍性感染形成的群體免疫形成保護。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英國那位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倫斯，就是出於這種想法大談什麼群體免疫的。
但是，他的這套說辭與英國和瑞典採取的緩解防疫策略毫無相關，只是他口味遮攔的過度發揮。
因為，COVID19能不能成為反覆發作的疾病，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而且這種可能與不可能的幾率幾乎完全無法判斷。
目前沒有任何直接證據來支持或反對這種可能性或不可能性。
因此，英國，作為一個真正的科學立國，享受過科學給它帶來最多利益甚至輝煌的國家，絕無可能以這種全無證據的可能性作為其防疫策略的基礎。
很多媒體和個人把瓦倫斯的口無遮攔樹為英國政府的防疫策略，衝著這個稻草人一通猛嗨。
直到今天，英國衛生大臣才出面進行了闢謠：
所謂群體免疫絕非英國防疫的目標。
因此，人們把瑞典和英國的緩和防疫策略稱為為了獲得群體免疫，則是完全不靠譜的樹稻草人行為。
掙脫枷鎖的囚徒
瑞典這是叢林法則，適者生存，讓其民眾自生自滅。這簡直是拿生命來開玩笑，還冠冕堂皇美具名曰：“提高群體勉疫率”。這樣看來西方人所謂的人權看來是脆弱而又虛偽的。生命大於一切！人權又算什麼？！
DD3618
其實，從自然規律來講，瑞典的做法也是有法則可依，那就是“適者生存”。因為以當今世界醫學水平，沒有一種病毒是人類可以消滅的，無法消滅就只有適應，不能適應就被自然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