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近代史以前，中西方的交流其實還是非常匱乏的，甚至很多人對於中國的瞭解也僅僅限於馬可波羅的書籍，在中國和西方這兩種不同維度的文化中，能夠深入其中瞭解清楚的外國人非常少。雖然西方殖民者在近代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但文化交流仍然不夠，當然我們也應該知道一部分人始終抱著中國能夠融入西方的態度來華工作，一些傳教士就是其中的例子，比如丁韙良。
丁韙良是畢業於美國印第安納州大學，他的父親和兄弟都是牧師。1850年，也就是鴉片戰爭發生的十年後，他來到了中國的寧波傳教，當時的本地人仍然對洋人抱有很大的戒心，為了讓這些人放下戒心，丁韙良很快通過自己的學習學會寧波當地的方言，這大大拉近了他於當地人距離，他甚至還發明瞭一種關於寧波話的拼音，以方便普通百姓能夠快速看懂聖經。
丁韙良不僅在中國傳教，還擔任美國人的翻譯，並且參與到了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的起草，後來他來到了北京和滿清政府開始打交道，主要從事的是文化方面的工作，他還制定和翻譯了一套根據中國人量身打造的《萬國公法》，使清政府能夠快速掌握基本的外交規則，這些功勞都讓他當時在滿清政府那裡獲得了很高的榮譽。
不僅參與到政府的事務，丁韙良還投身於中國教育工作，他親自擔任過北京大學的前身也就是京師大學堂的老師，為中國的西式教育奠定了基礎。雖然丁韙良在當時的政府方面比較受歡迎，但他並不看好滿清，他甚至認為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要比滿清政府更適合西方，顯然，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讓摸不著頭腦的西方人有些被麻痺了。
丁韙良的大半生都在中國度過，我們不能說他為了中國操心勞力，但在部分情感上他應該是較為偏向中國的，但一場自發的民間運動讓這位傳教士產生了極大的震撼。在義和團運動興起以後，慈禧太后將其當作對付洋人的槍桿子，縱容義和團和清軍對傳教士大範圍的屠戮，而丁韙良則親自目睹了整個過程。
他非常不明白，為何他傾盡心血為中國傳教，傳播上帝的福音，但為何中國人還如此排斥和仇恨洋人？在這種背叛的感覺下，丁韙良將這種怨氣化為了不滿，他要求西方列強嚴懲義和團和慈禧，甚至要求西方組成一個組委會，進入滿清的權力中樞，以保障各國在華利益。
另外他也支持光緒親政，並且對保守派給予清算，同時他還要求廢除中國的軍事工業，並且把海南島割讓出來，這些條件顯然是當時的政府都無法接受的，從此以後丁韙良在中國開始受到冷落，並且留下一大堆罵名，他於1916年病死在北京。
其實從丁韙良的事蹟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之所以產生如此的憤怒和變本加厲的要求列強對清政府採取強硬手段，很大程度在於它認為自己被滿清政府欺騙了，他最為在乎的傳教活動在滿清高層的政治手段下被擊打的支離破碎，這對於傳教士來講是一種莫大的痛苦。
可能雙方都沒有對錯之分，但丁韙良畢竟只是一個傳教士，他沒有從政治角度去做整體事務的考量，他沒有想過，中西方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體量，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思考方式，在西方列強用暴力打開中國大門的時候，不管傳教士如何對自身做美化，他們始終存在暴力的色彩，這對於當時的民眾和政府是不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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