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
我叫杨度，祖上世代务农。我的父亲杨懿生，是我祖父的第四个儿子，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有弟弟杨钧（字重子），妹妹杨庄（字叔姬）。我十岁时父亲去世，于是被过继给伯父。十六岁时我改名为度，字皙子。（祖父杨礼堂参加李续宾部湘军，任哨长，正四品都司衔。大伯杨瑞生随祖父参军，父子同在一营。在三河之战中祖父阵亡，大伯死里逃生。后来因军功升为总兵，驻归德镇、朝阳镇等地。）
光绪十八年（1892年），我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之后参加会试，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我也参加了，并认识了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我二十一岁时，衡阳东洲船山书院一代名儒王闿运招我为学生。我追随我师学习三年，痴醉于王室帝王之术。同门师兄弟还有夏寿田、杨锐、刘光第、齐白石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新政，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我同蔡锷（艮寅）、刘揆一在一起听课、讨论国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不顾我师劝阻，瞒着他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书院，我与黄兴，即黄克强成为同学。在思想的转变之上，我与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为了筹办《游学译编》和获得经费支持，被迫回国。随后奉师命谒见了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看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我被保荐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初取一等第二名。一等一名是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也是我的共事，梁士诒。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慈禧太后所恨，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我也受到了牵连，也被除名，并受到通缉。我避居家乡，娶妻黄氏仲瀛。不久之后，我再赴东京，入弘文学院学习。秋季，我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10月，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就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作《湖南少年歌》，发表于《新民丛报》。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我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我带头请愿，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我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根据我老师的对策，提出官绅筹款自办。拜见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我也圆满完成任务。
我曾在东京与孙中山就中国革命问题讨论数次，"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我虽然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但我还是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孙黄合作。之后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数次邀我参加，我拒绝了，但我同时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我决心坚持走君主立宪救国道路救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我清政府派出镇国公载泽、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欧、美、日）考察宪政。熊希龄赴日请我和梁启超草拟报告，我于是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由此我也博得盛名。次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我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我与梁启超分道而行。我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我，说我"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此前仅有举人功名）。
宣统三年（1911年），朝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我担任统计局局长。之后我与袁世凯交情颇深。渐渐地我发现袁世凯的非常之处，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我奋起拒绝，不草诏书，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我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了袁世凯的幕僚。民国元年（1912年）秋，黄兴在北京极力邀请我加入国民党，我没有答应。后来胡瑛等又请我入党，我提出除非国民党放弃政党内阁的主张，我才可以考虑。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我出任参政院参政，民国四年（1915年）4月，我呈送《君宪救国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在袁世凯政府学副大臣任内与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我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我为"旷代逸才"。
杨度
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我写下挽袁世凯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我。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我被列为"主犯"。袁世凯死后，我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
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发动兵变，发生了张勋复辟，清廷邀请我入京参加，不过被我拒绝，我通电张、康"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我宣布披发入山，学佛参禅。我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
君主立宪失败后，我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民国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乱，我受孙中山委托，作为中山特使，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民国十一年（1922年）我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我"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我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我是也言听计从。我在上海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民国十六年（1927年），我在北京设法营救李大钊、成舍我。民国十七年（1928年），我暂住上海，做过杜月笙门下"清客"。后加入中国互济会。我认为杜月笙是侠义而不失儒雅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同志介绍，伍豪（周恩来）同志批准，秘密入党，与周恩来同志单线联系。在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由夏衍同志同我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我投机，我不认可："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我的党员身份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同志病危时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和王冶秋谈话时说，在重新修订《辞海》时，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他特别提到了我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我晚年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准备撰写的《中国通史》，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然岁不与人未完成。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我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请郑孝胥书写，作为我们两人的贺礼；此外，我还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勒石立碑。临近六十岁的年龄，又有肺病、胃病在身，我忙累之后，旧病复发，回家两个多月后，便在上海租界因病辞世。逝世后被安葬在万国公墓。（周恩来、潘汉年前往吊唁。）
对了，我病重之际给自己写了副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弥留之际，我仿佛看到了中华国的崛起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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