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生活在旧秩序行将崩溃的晚清社会，而他却于乱世中十年七迁，青云直上，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成为二品大员，创造了清廷任官的奇迹。1864年7月，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获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又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关键人物，而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十分巨大。
曾国藩与中国文化
普遍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有的人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
曾国藩确实继承了中国以儒学的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他完全按照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恪守三纲五常之道，认为君虽不仁，臣不可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他本身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执两用中，持盈保泰，刚柔相济，勤、俭、谨、信的自我修养，其家训的八本、八字、四条、四败等等。
对于三纲五常的评论，近代以来是有分歧的。有的人视三纲五常为糟粕，甚至认为它是最不适应时代，最称糟粕者，有的人则有异议，认为既然对中国传统文化要一分为二，为什么对这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五常就不能一分为二呢？能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全是糟粕呢？只有非核心部分里才有一些精华呢？显然，不能如是说，如果这样说，岂不是从全体上否认了传统文化吗？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把忠、孝、悌、仁、义、礼、智、信视为糟粕，或不讲，或不提倡，并没有给我们社会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
有的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反之，也有的人说，曾国藩维护的首先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是它的糟粕。在这里我还是倾向于前者。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
曾国藩有近10年与太平军长期作战，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对他的评价不能不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相关联。
有些人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历史的罪人，刽子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起义，而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有些学者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文化观念决定一切的观点或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主要是看它对社会的发展是起推动作用或阻滞作用。洪秀试图引进西方宗教的教义来发动一场推翻满清王朝的农民战争，但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
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与封建政权的捍卫者，他的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但是，洪秀全的神权政治比曾国藩所维护的封建政权更落后，两害相权取其轻，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获胜，缩短了瞎折腾的时间，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反而较为有利”。这与冯友兰对太平天国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冯友兰认为镇压太平军起到了抵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作用，似乎又有些拔高了。
还有些人则是完全不同意冯友兰的看法，认为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的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罪责难逃。
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评价，我觉得没必要以后世的眼光，甚至是上帝的视角来看。在我看来，他就是很简单地维护了国家统一，避免了中国的分裂，终结了令百姓深受其苦的战乱，是值得称赞的。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
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和进步性，争议日少。
有人认为，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曾国藩将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否定的。对此，也有人反驳，认为曾国藩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于制民”，是没有根据的。曾国藩曾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因此，其自强御侮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有学者专门论述了曾国藩的自强御侮思想的形成、内容、渊源及其定位，深化了人们对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肯定了曾国藩的爱国精神。我对曾国藩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有些新的看法，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曾国藩的师夷智仅仅是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没有看出这智与技的差别。但我认为，智的内涵比技的内涵大多了，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
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乃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用师夷智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行动纲领，比其同辈也要高明。
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外交
曾国藩的外交，过去多少年内一直被简单地认定为是妥协、投降的外交。近些年来，翻案文章有很多，史学界也开始提出异议。
实际上，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曾国藩的羁縻外交思想，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曾国藩能正确地审时度势，知道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羁縻外交，别无良策。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至于对天津教案之处理，虽然，曾国藩自己也感到内疚，但这主要不是他个人问题。当时，如何处理天津教案，朝廷本身有论势者、论理者”两派。论理者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论势者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曾国藩的问题，不过是偏听论势者之言，不过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
曾国藩当时处两难境地：要打，必然失败，失败后损失更惨；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不能泄天津人民的义愤，而且对于一个坚决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阿思本舰队、痛恨“媚夷”、要夺英法之所恃的曾国藩本人来说，也不是心甘的。他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最后，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保持和局，向侵略者作出让步的一途。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曾国藩当时的责任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看如何做到少损失，少屈辱。当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也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是应如实地评价他的历史功过，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
曾国藩为何不取清帝而代之
这一问题曾牵挂许多的人，在当时就有李元度、王闿运等多人，为曾国藩不听劝取清帝而代之感到惋惜，其后世也不断有人为此叹惜，说曾国藩“徇书生之小节而忘国民大耻”。“曾黑”们认为，曾国藩有条件取代而不取代，甘愿当一个叶赫那拉氏的家奴。但这是他的人生观、思想见识、性格等因素造成的，我们因该客观地看待此事。
也有人分析，镇压了太平军之后，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湘淮将帅不可能联合反清，湘军官兵多有积蓄，人心思归，为曾氏夺皇位者不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氏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忠臣，不失为高明之举。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
曾国藩从上奏激怒咸丰帝开始走上历史舞台，表现了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镇压了太平天国有功有过，历史假他之手对南北两个封建政权进行了选择。曾国藩发动了洋务运动，使中国历史运动与世界近代化运动合流，中国历史由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历史的步履不管何其艰难，但历史并不是倒退，而是前进。曾国藩在外事的处理上，表现了能审时度势应付巨变的才能，他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忍辱负重，力保和局，避免了新的战祸，使中国有了一个喘息之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里，进行图强求富的建设。
关于曾国藩的整体评价，我认为：
曾国藩事功之大，誉称晚清“中兴名臣”；创办洋务，不愧为洋务派领袖；著作丰富，可当之为学者；研究古文辞，无忝于文人；治军有方，调配得宜，堪与古代兵家相媲美；拥兵而不自重，善权变而又谦退，足见道德修养功夫之深厚；吏治清廉，教养兼施，鞠躬尽瘁，以身作则，不啻为青天；治家有道，关怀子弟，亦为后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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