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伟业
《建党伟业》讲述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到1921年7月CPC成立的历史故事。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中华儿女们被困在幽深黑暗的甬道，用血肉之躯在碰撞中挣出一道光明的罅隙。
在这没顶的黑暗中，不管身处何种立场阵营，都在发问：我们到底该走什么路？
封建阶级代表袁世凯和幕僚们在讨论日本的君宪制、法国的内阁制、美国的总统制、中国古代的帝王制究竟应该采用哪种道路。资产阶级代表孙文先生从组建同盟会到改组国民党，与腐朽的封建帝制和腐败的北洋军阀进行着愈挫愈勇的斗争。知识分子代表陈独秀、李大钊和北大师生激烈地辩论着英美日法俄我们到底该向谁学习，新文化和旧文化究竟哪一个才是我们的出路。无产阶级代表毛润之从健体救国，转向教育救国，转向无政府主义，最后才从俄国十月革命里看到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袁世凯及幕僚在讨论政体选择
片中杨昌济说：“坐而论道容易，找到出路很难，也许要一生一生，也许数代百年。”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答案。找到答案之前，你是黑暗中的蛹；找到答案之后，你是光明里的蝶。
对于青年如何选择人生道路，我从毛润之的寻路之旅得到了三点启发。
1、顺应趋势
青年的道路应该顺应趋势，既顺应时代的趋势，也顺应群众的趋势。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是历史的倒退，举国上下群起而攻之；北洋军阀压迫剥削工农群众，是人民的逆流，咽下水能覆舟的苦果；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是时代的反音，遭受中国四万万同胞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反击。
趋势是历史必然，也是人心所向，青年人只有将个人的小我融入到祖国的大我，将个人的小志汇入到人民的大愿，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的价值与意义，否则就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顺应趋势是道路的检验标准。毛在1939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时写下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将个人道路同时代趋势和群众趋势相结合，可以摆脱思想的空虚和行动的动摇，摆脱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一点是中国近代历来的青年们已经用人生道路验证了的真理。
2、行动试错
坐而论道容易，找到出路很难。坐而论道是空想，找到出路是实干。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没有路既代表了无穷选择，也代表了没有选择。如果只是坐而论道，那么所有道路都只是主观上的可能性，事实上是不存在；只有脚踏实地去行动，才能将主观的可能性改造为现实中的道路。
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在讨论
即使是找到正确道路的毛润之也需经过数次的行动试错。最开始他坚持每日冷水沐浴，企图通过健体来救国；后来加入光复军，企图通过武力救国；南北议和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于是重返学校，企图通过教育救国，他如饥似渴地咀嚼着接触到的书本、报纸、理论、知识，然而始终如同隔靴搔痒，找不到积贫积弱之中国的良药。直到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他看到了工人的力量，看到了出路的曙光。后来又在革命道路中，看到了更广大的农民力量，将俄国理论进行中国化的实践。
道路千万条，行动第一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于个人也是同理，空谈陷入虚无，行动才有出路。
3、曲折前进
任何道路都不可能是径情直遂的，都是在曲折反复中前进。某个时期某个阶段正确的做法，放到另一个事情另一个阶段可能就是错误的。因为事物是动态发展的，所以真理也要随之而变。
片中北大师生辩论的片段，辜鸿铭先生掷地有声地说道：“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如今仍是，不会三三得八。自家不精将其算错，却怪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又言“哪个国家统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
北大老师辩论如何救国
辜先生在20世纪之初，就极力推崇中国文化，对“废除旧文化，推崇新文化”嗤之以鼻。事实上，他确实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华文化这个信仰。他是满清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中华文化的中国第一人，一生热衷于向西方宣传中华文化精神，翻译了《论语》、《中庸》和《大学》，创作了《中国的牛津运动》和《中国人的精神》，将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同时将西方的诗歌作品翻译为中文引进国内，成为了中西方文化沟通的桥梁。
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中国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打破封建礼教和旧文化中奴化思想的束缚，“什么文化能救中国，就该学习什么文化”是彼时的真理。
然而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今日之中国，孜孜以求的梦想成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需要我们追本溯源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重新建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输出，促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辜先生所选择的中西文化沟通之桥梁的人生道路就变为了现时的真理。
一条道走到黑并不是真正的坚定，真正的坚定是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人生道路是客观世界的一个解，道路依托于现实的发展而变化，其本质是曲折往复的。一时之迷失、回退、绕弯只是局部表象，在整体全局上它终归是要顺着趋势前进的。
中共一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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