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客和商业领袖从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中汲取了错误的教训，那么世界将对下一场危机准备不足。
文丨英国《金融时报》 罗伯特•阿姆斯特朗
新型冠状病毒危机的严重性现在已毋庸置疑。但我们需要搞清楚这是什么样的危机。它有可能对全球经济和全人类造成伤害。但它并不是由世界经济的组织方式（就人员、商品和资金的全球流动而言）的缺陷所导致的。这是一场全球危机，但不是全球化危机。
这一区分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政客和商业领袖从这场危机汲取了错误的教训，那么世界将对下一场危机准备不足。
不足为奇的是，当COVID-19貌似仍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全球问题的时候，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说，这场疫情尽管令人遗憾，但会“帮助加速”就业岗位迁回北美。如果你将世界经济视为一场零和游戏，那么一个国家的损失一定是另一个国家的收益。
对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而言，疫情表明“我们未必能够依靠其他国家——甚至亲密盟友——向我们供应所需物品”。在他看来，对任何威胁的最佳回应就是拉起经济吊桥。
更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政府并不孤单。疫情揭示了全球供应链的隐性成本和脆弱性，引发了一场对全球化的“反弹”。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反弹只发生在政客和评论人士圈子中。没错，一些供应链早在疫情爆发前就开始被缩短了，而此次危机将导致其他供应链的变化。但企业仍然看到全球贸易的优势，消费者仍然从中受益，贸易也仍然让世界更加安全。
从经济上讲，新冠病毒与2011年日本东北沿海地区地震、海啸及随后发生的福岛核事故、美中贸易冲突以及近期其他全球动荡地位相当。其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展示了高度集中的、准时化(JIT)供应链——而不是国际供应链——的危险。
咨询机构科尔尼(A.T. Kearney)的供应链顾问Per Hong说，太久以来，企业在安排其业务时仅考虑成本。然而多次危机“强调了公司有必要围绕风险竞争力来设计供应链”，而不仅仅是围绕成本。他服务的企业没有选择本地化供应，而是借助区域多元化来缓解风险。他说：“这与去除供应链全球性质的做法恰恰相反。”
福岛核事故揭示了全球微芯片供应链有多少要通过日本，许多下层供应商聚集在震区附近。但是此后，正如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史兆威(Willy Shih)所指出，大客户们看到了风险，将部分采购转移到了台湾。
它们并没有转向国内芯片生产。那么做将是一个错误。微芯片是一个完美的例证，证明了相比在任何单一地点进行生产，全球范围的本地专业化生产能够带来更好的产品。最好的芯片制造设备来自荷兰，最强大的芯片设计出自美国，最好的代工厂在台湾，诸如此类。
而必须考虑自身利润的企业，也不会接受纳瓦罗那种所有威胁都来自国外的谬论。在上世纪80年代矿工罢工期间，英国的国内煤炭供应并未起到保护国家的作用。美国面对飓风和洪水的脆弱性也一再得到展示。下一场危机可能始于任何地方。
这并不是要否认让生产更接近需求的价值。在服装行业，企业要对不断变化的口味和技术进步作出快速回应，这为“近岸”生产提供了有力依据。李维斯(Levi)正在部署全自动技术，用激光对牛仔裤进行最后的“磨损”处理。这一需时90秒的工序在最终市场附近完成，过去在低成本国家要用掉一名工人半小时的工时。
但李维斯等公司近岸生产是为了满足客户需要，不是降低国际贸易的风险。它们也不是通过“将工作带回家乡”来践行优良的全球公民身份意识。什么是家乡？大型现代化企业的客户、员工和股东是遍布全球的。
全球公司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产物，这是全球化批评者的一个攻击点。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公司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责任，我们是否真的希望这些责任根据其利益相关者的出生地而有所不同？
那将是不道德的。跨国企业建立不考虑国界的的互利关系，这是优点，不是弊端。全球化将我们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鉴于那些已经拥抱全球贸易、教育和投资的国家是最繁荣的国家，这些联系显然让我们整体而言变得更加富裕。全球化自1990年兴起，恰好也是十多亿人开始摆脱极端贫困的时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不应因新冠病毒而摒弃这份遗产。
即使在当前这场危机中，全球化也可以使世界更安全。跨国公司的结缔组织融合了国民经济，这意味着每个国家出于自利都得帮助他人。这是一个稳定的源泉，而反全球化主义言论只能起到稀释作用。
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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