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9年，山本常朝出生於佐賀藩，9歲時因為父親的照顧，成為鍋島光茂的侍從，此後一直侍奉主君33年。1700年，鍋島光茂去世，由於當時的日本已經禁止了主君去世，武士切腹殉葬的習俗，山本常朝就通過隱居來表達對主君的追悼。山本常朝與武士田代陣基認識以後，由常朝口述，陣基整理記錄，完成了《葉隱》一書。

武士道精神的內核和流派

武士道思想一直是日本封建階層的精神支柱，它在吸收了中國的儒家文化傳統以後，還結合了佛教和日本自有的特色文化，並最終形成了這種看似有些偏執的異域文化。而《葉隱》一書則是日本近視武士道思想的代表著作之一。

對武士道稍有淺薄瞭解的人都知道，“生死觀”一直是武士道精神中的核心要素，此書在江戶時期未能公開出版，只是通過手抄或者口傳等方式在進行傳播，但是由於當時軍國主義者的大肆宣傳，它所代表的強烈的主從關係下的生死觀還是給了日本國民極大的影響。

提到日本武士道思想，就不得不提它在日本所分屬的兩大流派，一種就是以山本常朝的《葉隱》為代表的傳統武士思想；另一種就是以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山鹿素行《山鹿語類》為代表的武士道。雖然他們兩種思想都來自於武士階層，但在生死觀等核心問題上，卻有著大相徑庭的看法。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來看，《葉隱》曇花一現，並在江戶時期受到壓制，使其鮮為人知，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就是他首卷的名言：“所謂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而山鹿素行的思想由於受到官方的支持，所以廣為流傳。

然而，結合起作者曾經身為下級武士的經歷來看，《葉隱》所代表的武士道思想，是日本的土著思想，是日本地方下級武士的最真實生活寫照，更能客觀的反映當時的武士階層的思想狀況，從某些方面講，《葉隱》所反映的是武士道的本源。

武士“生”的意義

對於武士來講，“生”的意義就在於替自己的主君奉獻所有的一切，而武士能夠通過自己的能力在家臣中出人頭並得到君主所看重，在治理好國家，則是武士最大的理想。實現理想的難度肯定是有的，甚至要與人爭權奪利，但在山本常朝的心中，哪怕是進入地獄，也是應該的，而且不會有其他的想法。

山本常朝：“若為主君所用，就要當上家老，再進言以諫，國家就能治理好”，並稱之為“大忠節”。

但我們應該知道，理想與現實是有差距的，甚至是殘酷的，成為“家老”也好，“大忠節”也罷，這些都是山本常朝自己假設的理想狀態，並非真正能達成。隨著他在當武士期間日益受挫，成為重臣的希望渺茫之下，《葉隱》中又出現了一種與“大忠節”相對立的“忍戀”理想。

何為“忍戀”？常朝解釋到：“戀之至極，是為忍戀，為堅守秘藏於心而不外宣的無上戀情。

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常朝的觀念裡，為主君盡心效力的時候，是不需要講究太多的是非對錯和原則的，要時時刻刻以君主為重，即便發生過錯，也是可以原諒的。同時他還對哪些講究忠義是非的武士道觀點嗤之以鼻。

把我身交給主君，雖生欲速變幽靈，整日二六一十二個時辰中，最重要的就是心想主君之事，盡職盡責，不敢懈怠。

其實這些話不難理解，為主君盡職盡責，向主君絕無二心的效忠，也就是所謂的”奉公”，併成全自己的“大忠節”，也就是所謂的忠心不二。武士在“奉公”的過程中不斷的進行自我心理暗示，乃至逐漸喪失了自我是非的判斷，在主君形象不斷膨脹之下，武士甚至成為了一種只能依附於主君而活的寄生蟲似的產物。

武士死的覺悟

在對《葉隱》中的生死觀進行概況時，最為常見的一句就是：“所謂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但這並非《葉隱》一書中的獨家話術。《山鹿語類》中也提到過：“武士要常把死放在心上。”可見，哪怕是對於不同流派的武士道思想，也都要求有隨時赴死的“覺悟”。

在《葉隱》中反覆出現“公界”與“寢間”（正式場合與私人場合）、“如睦甲冑”（平時和戰時）、等概念的對比，就是通過日常場景和極限場景之間的不斷切換，著力強調要以平日修煉的心態來面對危急情況，也要以危急關頭的覺悟來對待每一天的奉公生活。

在常朝的思想中，“常住死身”下的狀態可以去除一切，僅僅保有絕對的奉公意識，可見不僅僅常朝，應該說當時的很多武士都將“死的覺悟”整日貫穿於日常的生活中，因為覺悟是死的前提，死也是覺悟下的結果。常朝和素行雖然對“死的覺悟”有著共同的認知，但對於如何去死，兩人則有顯著的分歧。

山鹿素行認為：縱使身陷敵手，也不可輕易尋死。思恥死節僅為一時之快，非真忠臣之道也。而在“生死瞬間之際，若主君或比自己重要者有危險時，則應速死。而比我重要者無危險時，則應妥善保全性命"。

山本常朝則認為：於生死兩難之際，要當機立斷，首先選擇死。無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覺悟而勇往直前。

恰巧的是，在儒家思想中也有著對生死觀的表達，如在《論語》中所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又或者“未知生，焉知死”。但儒家思想更多表達的是對生命的善待和尊重，為血氣之勇或小信小義而輕易犧牲生命，都是很不值得的，類似種種觀點，在儒家思想中有著非常之多。從兩人的不同說法中，素行的死，明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不可輕言身死，死要死的有價值，但常朝的思想則明顯缺乏理性思考，而充滿了個人情感因素，顯得魯莽和衝動。

私鬥是武士生死觀的體現嗎？

兩件事情

二、佐賀藩的兩名擔任長畸港警備的武士與隸屬幕府的長崎高木氏發生爭執，並被對方闖人佐賀藩武士駐地毆打後奪去佩刀。次日清晨，佐賀藩的10名武士闖入高木宅中，殺死高木一夥後集體切腹。

兩件事情中，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發生的事件表面上看好像是武士之間的“私鬥”，但其實並非單純的個人恩怨，而是帶有報仇雪恨的性質。所以，在《葉隱》一書中出現這樣的情節，表明了常朝認為的武士之間的“私鬥”並未脫離前文所講的“奉公”框架，也就是說武士們在鬥毆過程中，都是為了主君的事。

如何理解武士道精神下主從關係？

自古以來在武士之中，就有“父子一世，夫婦二世，主從三世"的說法。

在武士道中，主從關係比夫婦關係和父子關係更加重要。作為武士，父子之道、夫婦之情都必須服從於對主君的忠。對於這種關係的核心意義，我們可以理解為，武士的責任是第一時間維護君主的家，此方向才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的家，武士的存在就是為了報恩和盡忠。實際上就是一種報恩主義。

如果說從《葉隱》一書來體現其中的主從關係的話，書中將武士道精神放在了以個人的感性情感為主的關係上，不但承認武士對君主的奉獻有超越尋常的意義，而且還為君主赴死的行為賦予了相同的意義。在這種“純潔無暇”的主從關係之下的奉獻精神，我們還能看到，作者一面大肆宣揚“對主君的忠誠”，一面選擇自己出家為僧的消極之路。

武術的所有行為中，不論是出謀劃策，還是戰場搏殺，或者是為君主報仇雪恨，都包含在前文所提的奉公精神之下，而極度理想化的“主從之情”則支撐起了整個奉公的大框架。名為奉公，實為私情。這種超越善惡、是非、利益，並最終突破生死，至高無上的主從情誼正是《葉隱》生死觀一以貫的主題。

結束語

山本常朝所代表的思想是當時戰國武士的傳統武士道思想，常朝在為主君盡忠的過程中，也沒能夠實現自己成為重臣、指點江山的理想，也沒有能夠在主君鍋島光茂死了以後切腹殉葬以全忠義之名，而是隻能通過出家或者隱居的方式為自己的主君增加了一點名聲。

不難看出，傳統的武士道在時光的輪迴之下，日益萎縮。或者說，我們可以認為當時的傳統武士道思想是不是過時了？《葉隱》一書，是常朝的口述，他表達了一種熱血的強烈個人情感，對於傳統的武士道精神被淡忘乃至拋棄有著悲憤與不滿，同時對新的“武士道”精神有著明顯的厭惡與唾棄。可能這對當時所有的武士階層，或者說所有的跨越時代者，都是無法避免或者容忍的吧。

但有意思的是，按照正常的邏輯理解，為本國封建君主所頌揚和又有利於君主的思想統治的往往因該被大肆傳頌才是，但我們來看看當時的人怎麼評價這本書。

日本學者古賀精裡對此書評價：其書嗜殺，以感情用事為道。

大隈重信認為此書：所提倡的“死的覺悟”恰恰是佐賀藩因循守舊、野蠻不開化的一種陋習。

可以看出，在日本學界不乏理性的學者，能夠認真理解真正的武士精神，所以此書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的中期也沒有太大的影響，但隨著日本軍國勢力的膨脹，開始強化對天皇的絕對崇拜，《葉隱》一書被再度提及，其中山本常朝所推崇的“奉公至死”的軍國主義世界觀受到了當時狂熱分子的大肆宣揚和偏激解讀。並且將其所有表現的所有觀點，都理解為武士道精神就是應該：隨時赴死，要有看透死亡的本質。隨著這些偏激思想的滲透，對二戰日本的一系列作為有著深刻影響，如“玉碎”的口號，二戰後期日本的“神風特攻隊”，“迴天魚雷”等等。

綜合來看，《葉隱》一書，我們可以看成是一部具有在當時特定環境下產生的“樸素”的武士道精神思想，並且他所表述的思想內核是具有一定儒教含義的，只不過過於淺顯和片面而已。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去理解日本武士道思想的源頭的時候，也要警惕他所蘊含的破壞性，同時《葉隱》一書也助於我們從更多的地方和不同角度去理解日本傳統的武士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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