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9年，山本常朝出生于佐贺藩，9岁时因为父亲的照顾，成为锅岛光茂的侍从，此后一直侍奉主君33年。1700年，锅岛光茂去世，由于当时的日本已经禁止了主君去世，武士切腹殉葬的习俗，山本常朝就通过隐居来表达对主君的追悼。山本常朝与武士田代阵基认识以后，由常朝口述，阵基整理记录，完成了《叶隐》一书。

武士道精神的内核和流派

武士道思想一直是日本封建阶层的精神支柱，它在吸收了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以后，还结合了佛教和日本自有的特色文化，并最终形成了这种看似有些偏执的异域文化。而《叶隐》一书则是日本近视武士道思想的代表著作之一。

对武士道稍有浅薄了解的人都知道，“生死观”一直是武士道精神中的核心要素，此书在江户时期未能公开出版，只是通过手抄或者口传等方式在进行传播，但是由于当时军国主义者的大肆宣传，它所代表的强烈的主从关系下的生死观还是给了日本国民极大的影响。

提到日本武士道思想，就不得不提它在日本所分属的两大流派，一种就是以山本常朝的《叶隐》为代表的传统武士思想；另一种就是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山鹿素行《山鹿语类》为代表的武士道。虽然他们两种思想都来自于武士阶层，但在生死观等核心问题上，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看法。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叶隐》昙花一现，并在江户时期受到压制，使其鲜为人知，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就是他首卷的名言：“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而山鹿素行的思想由于受到官方的支持，所以广为流传。

然而，结合起作者曾经身为下级武士的经历来看，《叶隐》所代表的武士道思想，是日本的土著思想，是日本地方下级武士的最真实生活写照，更能客观的反映当时的武士阶层的思想状况，从某些方面讲，《叶隐》所反映的是武士道的本源。

武士“生”的意义

对于武士来讲，“生”的意义就在于替自己的主君奉献所有的一切，而武士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在家臣中出人头并得到君主所看重，在治理好国家，则是武士最大的理想。实现理想的难度肯定是有的，甚至要与人争权夺利，但在山本常朝的心中，哪怕是进入地狱，也是应该的，而且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山本常朝：“若为主君所用，就要当上家老，再进言以谏，国家就能治理好”，并称之为“大忠节”。

但我们应该知道，理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甚至是残酷的，成为“家老”也好，“大忠节”也罢，这些都是山本常朝自己假设的理想状态，并非真正能达成。随着他在当武士期间日益受挫，成为重臣的希望渺茫之下，《叶隐》中又出现了一种与“大忠节”相对立的“忍恋”理想。

何为“忍恋”？常朝解释到：“恋之至极，是为忍恋，为坚守秘藏于心而不外宣的无上恋情。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常朝的观念里，为主君尽心效力的时候，是不需要讲究太多的是非对错和原则的，要时时刻刻以君主为重，即便发生过错，也是可以原谅的。同时他还对哪些讲究忠义是非的武士道观点嗤之以鼻。

把我身交给主君，虽生欲速变幽灵，整日二六一十二个时辰中，最重要的就是心想主君之事，尽职尽责，不敢懈怠。

其实这些话不难理解，为主君尽职尽责，向主君绝无二心的效忠，也就是所谓的”奉公”，并成全自己的“大忠节”，也就是所谓的忠心不二。武士在“奉公”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自我心理暗示，乃至逐渐丧失了自我是非的判断，在主君形象不断膨胀之下，武士甚至成为了一种只能依附于主君而活的寄生虫似的产物。

武士死的觉悟

在对《叶隐》中的生死观进行概况时，最为常见的一句就是：“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但这并非《叶隐》一书中的独家话术。《山鹿语类》中也提到过：“武士要常把死放在心上。”可见，哪怕是对于不同流派的武士道思想，也都要求有随时赴死的“觉悟”。

在《叶隐》中反复出现“公界”与“寝间”（正式场合与私人场合）、“如睦甲胄”（平时和战时）、等概念的对比，就是通过日常场景和极限场景之间的不断切换，着力强调要以平日修炼的心态来面对危急情况，也要以危急关头的觉悟来对待每一天的奉公生活。

在常朝的思想中，“常住死身”下的状态可以去除一切，仅仅保有绝对的奉公意识，可见不仅仅常朝，应该说当时的很多武士都将“死的觉悟”整日贯穿于日常的生活中，因为觉悟是死的前提，死也是觉悟下的结果。常朝和素行虽然对“死的觉悟”有着共同的认知，但对于如何去死，两人则有显著的分歧。

山鹿素行认为：纵使身陷敌手，也不可轻易寻死。思耻死节仅为一时之快，非真忠臣之道也。而在“生死瞬间之际，若主君或比自己重要者有危险时，则应速死。而比我重要者无危险时，则应妥善保全性命"。

山本常朝则认为：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无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

恰巧的是，在儒家思想中也有着对生死观的表达，如在《论语》中所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又或者“未知生，焉知死”。但儒家思想更多表达的是对生命的善待和尊重，为血气之勇或小信小义而轻易牺牲生命，都是很不值得的，类似种种观点，在儒家思想中有着非常之多。从两人的不同说法中，素行的死，明显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可轻言身死，死要死的有价值，但常朝的思想则明显缺乏理性思考，而充满了个人情感因素，显得鲁莽和冲动。

私斗是武士生死观的体现吗？

两件事情

二、佐贺藩的两名担任长畸港警备的武士与隶属幕府的长崎高木氏发生争执，并被对方闯人佐贺藩武士驻地殴打后夺去佩刀。次日清晨，佐贺藩的10名武士闯入高木宅中，杀死高木一伙后集体切腹。

两件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发生的事件表面上看好像是武士之间的“私斗”，但其实并非单纯的个人恩怨，而是带有报仇雪恨的性质。所以，在《叶隐》一书中出现这样的情节，表明了常朝认为的武士之间的“私斗”并未脱离前文所讲的“奉公”框架，也就是说武士们在斗殴过程中，都是为了主君的事。

如何理解武士道精神下主从关系？

自古以来在武士之中，就有“父子一世，夫妇二世，主从三世"的说法。

在武士道中，主从关系比夫妇关系和父子关系更加重要。作为武士，父子之道、夫妇之情都必须服从于对主君的忠。对于这种关系的核心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武士的责任是第一时间维护君主的家，此方向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自己的家，武士的存在就是为了报恩和尽忠。实际上就是一种报恩主义。

如果说从《叶隐》一书来体现其中的主从关系的话，书中将武士道精神放在了以个人的感性情感为主的关系上，不但承认武士对君主的奉献有超越寻常的意义，而且还为君主赴死的行为赋予了相同的意义。在这种“纯洁无暇”的主从关系之下的奉献精神，我们还能看到，作者一面大肆宣扬“对主君的忠诚”，一面选择自己出家为僧的消极之路。

武术的所有行为中，不论是出谋划策，还是战场搏杀，或者是为君主报仇雪恨，都包含在前文所提的奉公精神之下，而极度理想化的“主从之情”则支撑起了整个奉公的大框架。名为奉公，实为私情。这种超越善恶、是非、利益，并最终突破生死，至高无上的主从情谊正是《叶隐》生死观一以贯的主题。

结束语

山本常朝所代表的思想是当时战国武士的传统武士道思想，常朝在为主君尽忠的过程中，也没能够实现自己成为重臣、指点江山的理想，也没有能够在主君锅岛光茂死了以后切腹殉葬以全忠义之名，而是只能通过出家或者隐居的方式为自己的主君增加了一点名声。

不难看出，传统的武士道在时光的轮回之下，日益萎缩。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传统武士道思想是不是过时了？《叶隐》一书，是常朝的口述，他表达了一种热血的强烈个人情感，对于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淡忘乃至抛弃有着悲愤与不满，同时对新的“武士道”精神有着明显的厌恶与唾弃。可能这对当时所有的武士阶层，或者说所有的跨越时代者，都是无法避免或者容忍的吧。

但有意思的是，按照正常的逻辑理解，为本国封建君主所颂扬和又有利于君主的思想统治的往往因该被大肆传颂才是，但我们来看看当时的人怎么评价这本书。

日本学者古贺精里对此书评价：其书嗜杀，以感情用事为道。

大隈重信认为此书：所提倡的“死的觉悟”恰恰是佐贺藩因循守旧、野蛮不开化的一种陋习。

可以看出，在日本学界不乏理性的学者，能够认真理解真正的武士精神，所以此书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但随着日本军国势力的膨胀，开始强化对天皇的绝对崇拜，《叶隐》一书被再度提及，其中山本常朝所推崇的“奉公至死”的军国主义世界观受到了当时狂热分子的大肆宣扬和偏激解读。并且将其所有表现的所有观点，都理解为武士道精神就是应该：随时赴死，要有看透死亡的本质。随着这些偏激思想的渗透，对二战日本的一系列作为有着深刻影响，如“玉碎”的口号，二战后期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回天鱼雷”等等。

综合来看，《叶隐》一书，我们可以看成是一部具有在当时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朴素”的武士道精神思想，并且他所表述的思想内核是具有一定儒教含义的，只不过过于浅显和片面而已。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去理解日本武士道思想的源头的时候，也要警惕他所蕴含的破坏性，同时《叶隐》一书也助于我们从更多的地方和不同角度去理解日本传统的武士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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