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1917年)，北大教室英国文学课堂上，一个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小帽，留着一条焦黄长辫子的老教授给学生布置课堂作业:用英文翻译，“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顿时，堂内学生愕然，面如便秘。此情此景，学生们的心情，套用今天的网友辣评来形容就是:“懵逼树上懵逼果，懵逼树下你和我。”，“尼玛，坑爹啊！”，“心中有10000匹草泥马呼啸而过。”
用英文翻译诸如此类文言文句子，难度可想而知，译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中国古典文学底子，同时还得有一定的英文造诣，才能译出其奥妙，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据听过他课的学生回忆，上辜先生的课，翻译这项是同学们最惧怕的。当然这并不是辜氏故意为难他们，因为翻译这些句子，于辜先生看来实在是太稀疏平常了，毕竟老辜可是翻译了儒经“四书”其三:《论语》、《大学》和《中庸》。
辜鸿铭英译儒学经典，最初动因是觉得前人（主要是汉学家和传教士)都是一些粗通汉语者，他们并没有把中国儒学典籍所蕴含的理义准确翻译出来，致使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存在误解。为消弭误解，让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璀璨，他决定亲自翻译，以正视听。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读者问，辜鸿铭认为前人翻译的不好，何以见得你辜鸿铭就能翻译得比人家高明呢？
说到这里，咱们先掰扯掰扯辜老先生的学术背景，当你了解他老人家的成长经历和治学生涯，也许你会对“学贯中西”这个词有更深邃的理解。
辜鸿铭，祖籍福建惠安人氏，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里当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会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辜鸿铭在这种家庭环境里成长，从小便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他自幼语言天赋惊人，记忆力更是出奇的好。
1867年，认辜鸿铭为义子的橡胶园园主布朗先生返回英国时，把年仅十岁的他带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大英帝国求学。辜鸿铭在西方求学长达14年，足迹遍及欧洲，其间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学校收割了文学、哲学、理学、神学等13个博士学位，会操英、德、法等九门外语。
少年辜鸿铭来到西方文化中心接受西方精英式教育，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为青年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谙熟，岂是国内同期那些成年后才到国外喝洋墨水的学者所能相比?
诚然，如果辜氏治学仅止于此，充其量也只能算精通西学，但是辜鸿铭从西方归来后，入幕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府邸（担任洋文案），一边帮张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时间跨度长达20载。这段时间的精研苦读，让辜氏对中国文化的修习达到融会贯通的境地。
期间发生了一桩轶事，也从侧面映照了辜氏通晓中国文化的自信。彼时，适逢张之洞六十大寿，沈曾植大儒等名流纷纷前来祝贺。又遇几年前认为他不懂中国文化的大儒沈曾植，辜氏叫手下抬出张之洞的藏书，直接叫板沈曾植:“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不敢撄其锋，只是哈哈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之重任，就落在你的肩上啦!”（孰料，沈公竟是一语成谶，日后辜氏果是为中国文化的文脉存续，面向全世界拼命摇旗呐喊。)
致此，辜氏真真是“学贯中西”了，故而以这种学力阅历为底蕴，辜鸿铭用英文译介《论语》等儒学典籍是有底气的。他对那些汉学家和传教士们翻译的儒学经典不屑，也确有狂傲的资本。
辜鸿铭译介的《论语》等书，与前人的译本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
第一，辜氏采用意译法，摒弃前人那种积字成句，逐句翻译的译法，它讲求“动态对等”，即原文与译文之间并非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而是力求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
第二点，有些注释引用或加入西方人物（如莎士比亚、歌德等）、谚语、典故进行类比阐释，让西方读者更容易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和精神道义。
第三点，不拘泥于学术规范，轻文字训诂，重理义，把目标读者群体定在西方普通大众，走大众化“科普”路线。他这种译介方式，跟南怀瑾先生著述的《论语别裁》对《论语》的解读相似，给西方普通大众作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启蒙读物，效果极佳。
当然，辜鸿铭这种意译法，也曾引起巨大争议，口碑两极分化，一种是赞美、推崇备至，比如以林语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辜氏翻译出儒经的精髓。
林语堂这样评价辜氏的译本：“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了东方观念和西方观念的焊接匠。”
另一种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否定批评派，认为这种过分意译法是失败的，且译文存在若干错误，此外还增添许多原书没有的内容。
显然，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学院派，因其格外讲求学术严谨性和学术规范，故否定辜氏的意译创举。
但是，辜氏在翻译《论语》的译序中，已然明确指出，该译本标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辜氏已经给译本定调为“科普”读物。而且事实上，他翻译的《论语》在当时西方社会也是最广为流传的译本，所译的《中庸》更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
事实证明，辜鸿铭这种译法无疑是成功的，毕竟不管多么经典的哲学理论、学说，它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教化众生，惠及大众，而不是关在象牙塔里。
辜鸿铭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最杰出的工作还不是译介《论语》等儒经，而是他用英、德文写就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的牛津运动》。前者奠定了辜鸿铭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它向西方揭示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
此书刊发后，轰动西方，一些西方国家大学的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直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这是我国传统文化，自晚清以来，在国际上极为罕见的高光时刻。
这本书随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德国多次再版，德国因之掀起数十年的辜鸿铭热。
辜氏在书中把中国人的形象，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把中国人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一番比较后，得出结论是，唯有中国人同时具备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他国之人皆四德缺其一。
更甚者，辜氏还给正在进行“一战”的德国等西方国家开出济世药方，他认为战乱不断乃是西方文明本身出了问题，终需借助中国的儒家思想，才能解决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
西方哲人罗素也认为，西方社会所谓物竞天择以及弱肉强食的思想，应该融合东方抑强扶弱的精神才能挽救世界，这个观点跟辜氏不谋而合!
辜氏的论断，在今天看来并非痴人说梦。譬如，现在在全世界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情况下，中国的应对之道和西方国家相比，显然更得人心。疫情之下的不同举措，本质上是两种文明的外化表现，西方文明推崇竞争、物质文明极为发达，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因为欲海难填而烦恼，这在精神上是痛苦的，这种文明的内在危机，需要儒家的中庸、平和、兼善来化解。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精神》出版后，辜鸿铭在西方社会暴得大名。当然，辜氏在西方社会声名鹊起也是经历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爆红之前，辜鸿铭的文章屡见于英文报刊（如《密勒氏远东评论》、《泰晤士报》等），比如他在1901～1905年期间，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其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大抵都是批判西方文明，痛骂西方人的。令人叹服的是，辜鸿铭越批判西方，越见重于西方，结果让他的著作像“病毒”一样在西方传播开。
辜鸿铭的著作最先受到英国人的关注，继而在德国被引爆，最后彻底火遍欧洲文化界，成为欧洲家喻户晓的人物。辜氏对西方文明的口诛笔伐，切中其痛点，让他们深思不已，继而对辜氏著作推崇备至。于是，欧洲大学教材引用他的著作，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最后众多赞誉汇聚成西方人口中那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美国当代汉学家艾凯说：“在战时和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而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
印度圣雄甘地认为:“辜鸿铭是中国最尊贵的人。”；沙俄王储来访，送他镂金手表，以表敬意；日本人重金聘请他前往日本，讲授东方文化，一讲便是3年。
辜鸿铭晚年生活困顿时，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教授奈尔逊，隔着半个地球为辜鸿铭筹款。
李大钊对辜氏也是说钦佩不已，他说:“愚以为，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
他去世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在《大公报》上发表悼文称赞辜鸿铭为：“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时至今日辜鸿铭已经被国人遗忘在历史的尘埃里。人们对辜氏在世界舞台上，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杰出贡献视而不见，只会诟病他保皇纳妾，喜欢缠足女人，并冠以“遗老”、“老顽固”，甚至“老怪物”等贬损之，悲乎!
论及文化输出，前段时间网络上曾热议，一个李子柒，抵多少间孔子学院？那么，以文化输出的贡献考量，一个辜鸿铭该顶几个李子柒，抵多少间孔子学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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