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起重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將網絡流言治理這個話題再次推到社會面前。疫情期間，全國乃至世界人民都變成事件的利益相關者，與他們相關的網絡流言被廣泛傳播，造成了諸多不良社會影響。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了網絡流言的傳播？又該如何治理網絡流言？來看分析。
利益相關者
原為企業管理領域的理論術語，後被逐漸運用到社會學等領域，指的是與事件行為和後果緊密關聯的群體和個人。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牽動著億萬人的神經，成為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來再次發生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並因影響大、傳染度高等特徵將全國乃至世界人民都變成利益相關者。當前，社交媒體已成為傳播最廣、接受度最高的媒體。在此背景下，網絡流言滋生蔓延，網絡流言治理這個話題也被推到社會面前。
疫情期間網絡流言的傳播特點
“流言”一詞最早見於《書·周書·金滕》中“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意指言論的公開散佈及傳播過程。美國心理學家奧爾波特與波斯特曼則認為“流言”是“一種通常以口頭形式在人們之間傳播，目前沒有可靠證明標準的特殊陳述”。
縱觀國內外前人論述，流言可被界定為人們口頭傳播的與特定事件有關的未經證實的言論。媒介技術的變革，使流言呈現出多姿態的表現形式，而全民成為疫情的利益相關者，進一步促發了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景式關注，並在去中心、無等級以及“人人皆可自由言說”的數字化空間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
傳播者的泛主體化
與非典疫情不一樣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然進入社交媒體時代。官方媒體、社會群體和個人都從各自的利益角度出發對此次疫情進行“言說”、評論，而每一個受眾又會成為傳播者進一步轉發信息、評論信息，
這種泛主體化的傳播主體數量龐大，使網絡流言得以滋生蔓延。傳播內容的複雜多樣
技術賦權、工具賦能使此次疫情的傳播內容呈現出多種姿態：
既有官方媒體對一線醫衛人員的“硬核”報道和“溫情”敘事，也有草根民眾的“個人化”敘事和“限制性”觀察，還有對紅十字會等機構的質問、對武漢及湖北官員的“形象”凸顯；
既有對疫情真實圖景的視聽結合呈現，也有對疫情相關事件的猜疑、披露甚至移花接木的PS表達等虛假信息的傳播……
網絡充斥著真假難辨的流言信息，讓人無法辨別真偽，也讓人無所適從，影響著人們的認知和輿論表達。
網絡流言傳播速度快、範圍廣、影響力大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
人口基數大、分佈範圍廣的利益相關者高度關注疫情的發展情況，與疫情有關的網絡流言一旦流出，便在網狀傳播模式中進行病毒式的傳播，形成極大的傳播力。比如“雙黃連口服液能預防新型冠狀病毒”的網絡流言一經傳開，線上線下的雙黃連口服液頃刻脫銷；“寵物貓、狗也會傳播新型冠狀病毒”的網絡流言則導致無數無辜的家養寵物、流浪貓狗遭到捕殺，可見網絡流言的“威力”。
“把關”功能弱化的社交媒體因其傳播速度快以及鏈條式傳播，容易造成網絡流言的蔓延，並對社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疫情期間網絡流言產生的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的網絡流言的產生與利益相關者的廣泛性及關注度有關。不過，此次疫情涉及面廣、影響力大，流言的產生也呈現出多樣的原因。
1、網絡流言本身的迷惑性
“迷惑性”是流言能夠贏得民眾相信並形成傳播力的關鍵。
“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網絡流言因雙黃連具有疏風解表、清熱解毒的功效，可治療發熱、咳嗽、咽痛等症狀，很容易讓人相信其治療肺炎的功效；
“肺炎嬰兒向醫生求抱抱”流言則是對人生百態的溫情表達，也能夠滿足受眾的心理需要。
應該說，流言本身的迷惑性容易贏得人們的信任，並在其一致認知中獲得進一步轉發。
2、媒體的部分缺位
媒體具有傳播信息、傳承文化、輿論監督等職能，不過，當下部分媒體則片面地理解和塑造政府形象，缺失了輿論監督以及全面客觀報道事實的職責，以致一些媒體充斥著對疫情的“悲情”“英雄”敘事，存在“雞湯文體”屢見不鮮的問題。這些報道顯然無法滿足利益相關者對疫情事件的核心利益訴求，而出於不同目的的社交媒體的不規範報道則導致流言的滋生蔓延，併產生了一些極為負面的影響。
3、個別地方政府的應對不夠科學
奧爾波特曾提出一個流言流通量公式：Rumor（流言）=Importance（問題的重要性）×Ambiguity（證據的曖昧性）。流言與事件的重要性以及證據的曖昧性有關，新冠肺炎疫情極為重要，利益相關者眾多，事件危機爆發後個別地方政府部門的信息也不夠公開，這無疑加劇了流言的滋生與傳播。
4、利益相關者民眾的心理機制
人天生就具有表達的慾望，而這種慾望在新冠肺炎疫情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則表現得更為強烈。不僅如此，流言在本質上是社會交換的一種手段，利益相關者渴望相互之間獲取、分享和傳播相關信息，以避免遭受疫情的影響。因此，在非常態事件將利益相關者置於恐慌、焦慮的心理狀態下時，網絡流言的產生則成為人們尋求安全防衛、釋放心理壓力的一種機制。
學者卡茨於1974年從研究受眾心理的角度提出的“使用與滿足”理論也表明，網絡流言的產生和傳播源於其滿足了利益相關者的某種需求和願望。在無法獲得證明的情況下，利益相關者的民眾則會感到焦慮、恐慌，而具有迷惑性的網絡流言則成為多數民眾急於獲取相關信息以尋求自我保護的“信源”。
網絡流言的治理策略
網絡流言的治理水平反映了一個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程度。在新冠肺炎疫情發展的前、中、後期，網絡流言始終“如影隨形”，在加強法治威懾之外，應從以下方面進行流言的治理。
健全政府信息公開制度
謠言止於真相和信息的公開，公開是最好的免疫機制，這也是國內外處理社會公共危機事件反覆證明了的觀點。有人說，信息公開會引發恐慌，但從實踐效果來看，信息公開不僅不會製造恐慌和混亂，反而是最好的全員動員令和集體警覺表達。此次武漢疫情爆發後國務院要求信息公開以及武漢、湖北官員換將後信息公開的效果，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
事實上，公共事件的利益相關者處於“信息飢渴”的狀態中，渴望瞭解事件真相，而信息公開無疑能夠規避這一問題。為此，
政府必須建立足夠透明、權威、全面的信息公開制度，將事件發展細節、政府應急方案、相關政策措施等利益相關者關心的問題進行及時地公佈，以信息公開通暢來化解矛盾、緩和危機、促進社會治理、贏得政府公信力。提升利益相關者的知識素養
謠言止於智者，此次疫情的網絡流言之所以滋生蔓延，與利益相關者對新冠肺炎的相關知識匱乏或不夠了解有關，而如果利益相關者對突發公共事件中涉及到的相關知識非常瞭解，自然就會對網絡流言“免疫”，並可能會在社交媒體及朋友圈中主動闢謠。
為此，國家應該通過各種途徑進行傳染病防治等醫衛知識以及其他相關科普知識的傳播、教育，並在公共衛生事件爆發之時強化對此事件知識的傳遞與普及，從而讓利益相關者具有識別流言的“慧眼”，不僅不造謠、不信謠、不傳謠，還會在社交媒體制止流言的傳播，成為遇事不慌張、不畏懼、不盲從、不盲信的社會公民。
加強媒體的輿論引導力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學者曾做過的科學研究發現：當媒體的報道量增加十倍，此類疾病的感染數減少33.5％。因此，媒體的全面報道可能是預防疾病傳播的一個有效手段。
在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媒體報道要以真實、全面、客觀、公正的新聞專業精神，向利益相關者提供可靠的事件信息，引導利益相關者對事件的理性認識，而不是隻唱“讚歌”，或是落入煽情主義的報道框架。
同時，媒體要以專業素養甄別網絡流言中的真假信息，及時“激濁揚清”，幫助利益相關者對事件做出合理的判斷和行動。媒體在危機事件中的出色表現，會使網絡流言失去生存的機會，媒體聲譽也會得到提升。
強化對網絡流言的監測
網絡社會的開放性、自由性、匿名性等特點，使得權威信息和網絡流言得以共生，利益相關者極易陷入真假混亂的信息洪流中而無所適從。為此，
國家應該加強對網絡流言的監測與管理。要分類合理地甄別、闢謠，要對極易識別的流言儘快在各種媒體上闢謠。對專業性強的謠言，要通過當事人以及專家學者出面闢謠，唯有有理有據的解釋和說明，才能疏解民眾的情緒，才是“為人民服務”式的流言治理。
結語
網絡流言是突發公共危機事件中利益相關者心態的“晴雨表”，社會輿論的“放大鏡”，對其治理的水平體現著一個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程度。
新冠肺炎疫情與利益相關者密切關聯，網絡流言的產生和傳播亦不可避免。為此，一方面要認識到網絡流言反映公眾利益關切、社會心理情緒等方面的價值，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其影響社會認知、製造社會混亂，國家、社會和個人都要謹防網絡流言帶來的新風險，主動作為，積極應對。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危機事件中對網絡流言的處置不應該只是一種應急行為，更應該在日常生活中就做到主動干預和防禦，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實現網絡流言的治理。
審核：王韶雲
校對：許 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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