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起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将网络流言治理这个话题再次推到社会面前。疫情期间，全国乃至世界人民都变成事件的利益相关者，与他们相关的网络流言被广泛传播，造成了诸多不良社会影响。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网络流言的传播？又该如何治理网络流言？来看分析。
利益相关者
原为企业管理领域的理论术语，后被逐渐运用到社会学等领域，指的是与事件行为和后果紧密关联的群体和个人。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成为自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再次发生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因影响大、传染度高等特征将全国乃至世界人民都变成利益相关者。当前，社交媒体已成为传播最广、接受度最高的媒体。在此背景下，网络流言滋生蔓延，网络流言治理这个话题也被推到社会面前。
疫情期间网络流言的传播特点
“流言”一词最早见于《书·周书·金滕》中“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意指言论的公开散布及传播过程。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则认为“流言”是“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之间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
纵观国内外前人论述，流言可被界定为人们口头传播的与特定事件有关的未经证实的言论。媒介技术的变革，使流言呈现出多姿态的表现形式，而全民成为疫情的利益相关者，进一步促发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景式关注，并在去中心、无等级以及“人人皆可自由言说”的数字化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
传播者的泛主体化
与非典疫情不一样的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已然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官方媒体、社会群体和个人都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出发对此次疫情进行“言说”、评论，而每一个受众又会成为传播者进一步转发信息、评论信息，
这种泛主体化的传播主体数量庞大，使网络流言得以滋生蔓延。传播内容的复杂多样
技术赋权、工具赋能使此次疫情的传播内容呈现出多种姿态：
既有官方媒体对一线医卫人员的“硬核”报道和“温情”叙事，也有草根民众的“个人化”叙事和“限制性”观察，还有对红十字会等机构的质问、对武汉及湖北官员的“形象”凸显；
既有对疫情真实图景的视听结合呈现，也有对疫情相关事件的猜疑、披露甚至移花接木的PS表达等虚假信息的传播……
网络充斥着真假难辨的流言信息，让人无法辨别真伪，也让人无所适从，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舆论表达。
网络流言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力大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
人口基数大、分布范围广的利益相关者高度关注疫情的发展情况，与疫情有关的网络流言一旦流出，便在网状传播模式中进行病毒式的传播，形成极大的传播力。比如“双黄连口服液能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网络流言一经传开，线上线下的双黄连口服液顷刻脱销；“宠物猫、狗也会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网络流言则导致无数无辜的家养宠物、流浪猫狗遭到捕杀，可见网络流言的“威力”。
“把关”功能弱化的社交媒体因其传播速度快以及链条式传播，容易造成网络流言的蔓延，并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疫情期间网络流言产生的原因
新冠肺炎疫情的网络流言的产生与利益相关者的广泛性及关注度有关。不过，此次疫情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流言的产生也呈现出多样的原因。
1、网络流言本身的迷惑性
“迷惑性”是流言能够赢得民众相信并形成传播力的关键。
“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网络流言因双黄连具有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的功效，可治疗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很容易让人相信其治疗肺炎的功效；
“肺炎婴儿向医生求抱抱”流言则是对人生百态的温情表达，也能够满足受众的心理需要。
应该说，流言本身的迷惑性容易赢得人们的信任，并在其一致认知中获得进一步转发。
2、媒体的部分缺位
媒体具有传播信息、传承文化、舆论监督等职能，不过，当下部分媒体则片面地理解和塑造政府形象，缺失了舆论监督以及全面客观报道事实的职责，以致一些媒体充斥着对疫情的“悲情”“英雄”叙事，存在“鸡汤文体”屡见不鲜的问题。这些报道显然无法满足利益相关者对疫情事件的核心利益诉求，而出于不同目的的社交媒体的不规范报道则导致流言的滋生蔓延，并产生了一些极为负面的影响。
3、个别地方政府的应对不够科学
奥尔波特曾提出一个流言流通量公式：Rumor（流言）=Importance（问题的重要性）×Ambiguity（证据的暧昧性）。流言与事件的重要性以及证据的暧昧性有关，新冠肺炎疫情极为重要，利益相关者众多，事件危机爆发后个别地方政府部门的信息也不够公开，这无疑加剧了流言的滋生与传播。
4、利益相关者民众的心理机制
人天生就具有表达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新冠肺炎疫情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则表现得更为强烈。不仅如此，流言在本质上是社会交换的一种手段，利益相关者渴望相互之间获取、分享和传播相关信息，以避免遭受疫情的影响。因此，在非常态事件将利益相关者置于恐慌、焦虑的心理状态下时，网络流言的产生则成为人们寻求安全防卫、释放心理压力的一种机制。
学者卡茨于1974年从研究受众心理的角度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也表明，网络流言的产生和传播源于其满足了利益相关者的某种需求和愿望。在无法获得证明的情况下，利益相关者的民众则会感到焦虑、恐慌，而具有迷惑性的网络流言则成为多数民众急于获取相关信息以寻求自我保护的“信源”。
网络流言的治理策略
网络流言的治理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前、中、后期，网络流言始终“如影随形”，在加强法治威慑之外，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流言的治理。
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谣言止于真相和信息的公开，公开是最好的免疫机制，这也是国内外处理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反复证明了的观点。有人说，信息公开会引发恐慌，但从实践效果来看，信息公开不仅不会制造恐慌和混乱，反而是最好的全员动员令和集体警觉表达。此次武汉疫情爆发后国务院要求信息公开以及武汉、湖北官员换将后信息公开的效果，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公共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处于“信息饥渴”的状态中，渴望了解事件真相，而信息公开无疑能够规避这一问题。为此，
政府必须建立足够透明、权威、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将事件发展细节、政府应急方案、相关政策措施等利益相关者关心的问题进行及时地公布，以信息公开通畅来化解矛盾、缓和危机、促进社会治理、赢得政府公信力。提升利益相关者的知识素养
谣言止于智者，此次疫情的网络流言之所以滋生蔓延，与利益相关者对新冠肺炎的相关知识匮乏或不够了解有关，而如果利益相关者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涉及到的相关知识非常了解，自然就会对网络流言“免疫”，并可能会在社交媒体及朋友圈中主动辟谣。
为此，国家应该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传染病防治等医卫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科普知识的传播、教育，并在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之时强化对此事件知识的传递与普及，从而让利益相关者具有识别流言的“慧眼”，不仅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还会在社交媒体制止流言的传播，成为遇事不慌张、不畏惧、不盲从、不盲信的社会公民。
加强媒体的舆论引导力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学者曾做过的科学研究发现：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十倍，此类疾病的感染数减少33.5％。因此，媒体的全面报道可能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
在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体报道要以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精神，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的事件信息，引导利益相关者对事件的理性认识，而不是只唱“赞歌”，或是落入煽情主义的报道框架。
同时，媒体要以专业素养甄别网络流言中的真假信息，及时“激浊扬清”，帮助利益相关者对事件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行动。媒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出色表现，会使网络流言失去生存的机会，媒体声誉也会得到提升。
强化对网络流言的监测
网络社会的开放性、自由性、匿名性等特点，使得权威信息和网络流言得以共生，利益相关者极易陷入真假混乱的信息洪流中而无所适从。为此，
国家应该加强对网络流言的监测与管理。要分类合理地甄别、辟谣，要对极易识别的流言尽快在各种媒体上辟谣。对专业性强的谣言，要通过当事人以及专家学者出面辟谣，唯有有理有据的解释和说明，才能疏解民众的情绪，才是“为人民服务”式的流言治理。
结语
网络流言是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利益相关者心态的“晴雨表”，社会舆论的“放大镜”，对其治理的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
新冠肺炎疫情与利益相关者密切关联，网络流言的产生和传播亦不可避免。为此，一方面要认识到网络流言反映公众利益关切、社会心理情绪等方面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其影响社会认知、制造社会混乱，国家、社会和个人都要谨防网络流言带来的新风险，主动作为，积极应对。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危机事件中对网络流言的处置不应该只是一种应急行为，更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就做到主动干预和防御，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网络流言的治理。
审核：王韶云
校对：许 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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