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偉（寧夏大學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
疫，這一中國古代史書中的常見名稱，是由各種致病性微生物或病原體引起的傳染性疾病。自有人類，疾病就伴隨而生，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傳染性的。我國有文字記載的疫病從商朝開始。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明確記有多種疫病名，如瘧、疥、蠱等，並且還有“疾年”的記載。中華民族始終在同疫病進行著頑強的鬥爭，並在這一斗爭中把疫病的防治和自然環境、社會人生聯繫在一起，逐步形成了中華民族獨有的天道、人道、醫道合一的思想。
一
錢穆曾謂“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的最大貢獻，“是整個傳統中國文化思想之歸宿處”。中國文化中，天人的觀念極其複雜，從最初的仰望蒼穹、列星流佈、行氣變化的視覺意識，到觀察、辨識、體悟和言說的對象，其漫長的歷程和複雜的蘊含，可以說難盡言表。在最早的文獻記載，天被擬人化作為膜拜的對象，呈現為原初的巫覡文化形態。周代以後，天的意向發生了重大變化，德性之天與自然之天的觀念同時被強化和系統化，逐步形成中國人的一種新的宇宙觀。天對於人而言，不僅是敬畏的對象，也是可理解的對象，是與人的情志、願望、理想可以交流互通的客體性存在；不是外在的本然之物，而是在人的活動之中與人具有了一定的認知關係，與人的存在息息相關，並且是具有某種人化意義的可親近的主觀對象。所謂“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行之，聖人因而成之”。這種德性之天和自然之天的新型維度，是先秦儒家思考天人關係的起點，也是我們今天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思想基礎。
天人合一宇宙觀的實質是代表一個思想類型或思維模式來理解和解釋問題，它屬於一種哲學闡釋觀。所強調的是天道、人道合一的整體觀念，強調它們之間主客體的互融，乃至主客無分，主中有客，客中有主。英國學者懷特海說：“作為完整宇宙論的目標之一，就是要建構起一種觀念體系，把審美的、道德的、宗教的旨趣同來自自然科學的那些世界概念結合起來。”儒家的天人合一觀念，恰恰是建立在審美、道德、政治和宗教的基礎之上的，它具有創造性的終極理想，中國古人就是這樣來理解世界和安排人生的。如果去除了這些情景化的因素，只是孤立地談宇宙觀，這種思想類型或思維模式就會成為不可理解的臆說。
“道”是中華文化所特有的對哲學生命化特質的表述。一方面它帶有宇宙萬物變化發展規律性的體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然與人文融通在一起的表徵。在中國古人看來，“道”是一種融於事物內部，又合目的性，並且可以感知和可以理解的對象，是一種人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人融合在一起的規律性結果。天人合一體現著非常濃厚的中國古代民本主義的思想。這與西方古希臘之後的“以神為本”、主客二分的思想類型或思維模式是有所不同的。
二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天道與人道是一體之兩面，談天道不能離開人道，談人道也不能離開天道，天人本不二。所謂合一，是講天道與人道之間的平衡，講天地萬物之間的陰陽平衡，是講一體兩面的“和”，因此“和”是天人合一思想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在這一體兩面中，天道即天理，它為自然萬物之本，為自然萬物立法，所謂“道生萬物”“道法自然”。進而形成了“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地、人之間相生相倚，生生有序的宇宙法則和“天命之謂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萬物生成、演化的生命法則；形成了“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的天地與人事緊密相連，天地人相統一的自然觀和生命觀。
人道的核心是“尚中”“允執厥中”，是天人之“和”在社會、人生中的體現。因此中道成為人道中非常重要的思想，經過儒家的不斷髮揮，人道一詞被賦予了更高的人文含義，在中道的基礎上升華為“仁”道。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義”成為人道對做人基本價值的追求和社會倫理的底線。“和”作為天道與人道合一的結果，“度”作為把持天人之和、陰陽平衡的標準，形成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人道之源，以及“以德配天”“仁者愛人”與“慎獨”的天人一體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醫道，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在中國醫學理論和實踐中的體現，所謂醫道同源。但是，這裡的道不單指道家的道，而是天道與人道合一的道。在這裡，天道、人道、醫道合為一體，使得中國古代的醫學理論不僅僅是疾病醫學，而且成為具有豐富人文內涵，包括哲學、藝術、道德、宗教等在內的一種綜合性的人文生命學，一種被古人稱之為“生生之具”的關於生命智慧和生命藝術之道的學問，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中華醫道是天人合一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以天人合一思想為核心，形成了天人感應、順應自然、整體關聯、陰陽平衡、調和致中、五行生剋的陰陽五行學說和髒肺經絡學說相結合的整體醫道觀，構建起一整套“治未病”的養生之道和望、聞、問、切診斷，針灸、按摩推拿、經方等“治已病”的理論和方法。在這種整體論的指導下，中國醫學形成了“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的疾病生成觀；形成了“醫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處事先”“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冬不養藏，春必病溫”“介疾有喜”的疫病防治觀；形成了防微杜漸，治病求本，適時為度，辨證施治、扶正祛邪的醫療觀；形成了“病從心起”，故“治心”“修養”的修心養性觀和飲食法地道，居處法天道，制喜制怒的養生觀；形成了驅邪避毒、齋戒沐浴、打掃庭院、撣塵掃房，強身健體的衛生健康觀；形成了“懸壺濟世”“大醫精誠、仁心仁術”“醫者仁心，醫德為先”“妙手回春，杏林春暖”的醫德觀。
三
醫道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合理同”，密切關聯。醫道作為天道與人道在自然與人之間的體現者和踐行者，從知行合一的實踐層面把天道與人道中許多抽象的理念體現出來。因此，要理解天道和人道合一的思想，就應當對醫道有所瞭解，否則對天人合一的理解只能夠停留在一個抽象的哲學理論層面。以前，我們在討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時，往往忽視了這一點。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道人道醫道合一的思想方法和思維模式，為中國古代的疫病防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哲學思想、防治理論和實踐方法。早在西周時期，我們的祖先就已在《周易》中探索導致疫病流行的原因，注意到氣候、飲居和疫病的關係。秦漢時期的中醫典籍《黃帝內經》在天人合一的思維框架下，從整體上來論述醫學，它不僅把人本身看作是一個系統整體，同時將人和自然環境聯繫起來，提出“上工治未病”的養生、防治疫病的思想。東漢名醫張仲景著《傷寒論》，總結出一套認識疫病的理論，根據病情的變化制定不同治法，開創了中國醫藥對疫病的辨證施治方法。之後，經過歷代醫家對傳染病病原和傳播途徑的不斷努力探索，至近代已初步形成一個認識和防治疫病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對防疫抗災、救黎民百姓於病難，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上醫治國”，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治理觀和醫道觀結合起來，發展創新，使其成為現代疫病防控觀的重要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併為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貢獻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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