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女士案，又出现了莫女士案中近亲属（监护人）代为委托辩护人与法律援助辩护人的冲突、争议。产生的原因，是公检法、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监护人）在具体行使权利（权力），操作上的模糊造成的。1、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一般没有认识的律师，不知道应该委托谁，如何委托。身陷看守所，公检法转达其委托辩护人的请求。具体操作，破费周转。2、近亲属（监护人）代为委托辩护人。这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委托方式。近亲属（监护人）人身自由，可以选择律师，操作方便。3、符合35条（276条）规定的，公检法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提供辩护。前提是没有委托辩护人，在既有辩护人的前提下，法援辩护就和委托辩护存在竞争的关系。由于嫌疑人人身不自由，且往往舍委托辩护、取法援辩护。也就给了近亲属（监护人）、吃瓜群众无限的想象空间。例如劳女士案，委托律师会见受阻，即时引起舆论热点。其实解决的方式很简单，现行法律下，都安排会见，劳女士自己选择辩护人，天下悠悠众口也就堵住了。要说有私心，我也不相信，单纯的出发点还是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劳女士的声明我也相信是真实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劳女士处于羁押状态，处于公安机关的控制中，遐想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恰恰如此做法，落人口实！更超前一点，厦门临时羁押期间，就法援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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