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卧儿人
巴布尔和阿克巴——莫卧儿帝国的两位缔造者
巴布尔的印度战役
1483年，巴布尔（Babur，意为“老虎”）出生于中亚城市安集延（Andijan），当时的中亚正处于帝国崩塌，战乱频仍的年代。他的父亲是帖木儿帝国的地方将领，在巴布尔12岁时便撒手人寰。巴布尔在继承了父亲的职位之后，几乎立刻被卷入与其他势力的竞争之中。这位“老虎”少年在战斗中磨练出了坚韧不拔、临危不乱的可贵品质，也取得了不少军事胜利，但最终还是不敌崛起于北方的乌兹别克人，于十六世纪初被逐出了中亚草原。
在波斯人的帮助下，这位失去家园的年轻将领稍显狼狈地在阿富汗的喀布尔（Kabul）重建了据点。在他撰写的自传中，巴布尔坦率地讲到了自己缺乏与乌兹别克人争夺中亚的实力：“敌人的力量和火力是如此强大，我们必须找一处距离较远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但同时，巴布尔仍没有放弃效仿先祖帖木儿建立帝国的伟大理想。审时度势后，他意识到当时缺乏强权的次大陆是扩张的最好选择。于是，在1512年又一次被乌兹别克人击败后，巴布尔下定决心去征服印度，“把脚放在坚定地马镫上，把手放在信神的缰绳上”，开始倾尽全力向南亚进军。
相对次大陆的统治者们，巴布尔有两项军事优势。其一是从乌兹别克人那里学到的高超的骑兵战术，其二则是一百年来在中亚、西亚地区屡建奇功的新型火炮。半个多世纪前的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用巨型火炮轰开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灭亡了拜占庭帝国；而在流行野外决战的印度，令巴布尔如虎添翼的则是一种机动性很强的轻型野战炮。经过长期的钻研和实践，巴布尔克服了火器的笨重，使之与迅捷的骑兵战术结合起来，令其军队成为了在次大陆上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
1526年，在初夏炎热干燥的气候中，巴布尔与德里末代苏丹易卜拉欣·洛迪（Ibrahim Lodi）对阵于德里北方的平原之上。苏丹的十万大军和数百头战象虽然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在巴布尔的野战炮开始轰炸后，苏丹的大象和战马很快因受惊而陷入混乱，同时步兵也被巴布尔的骑射手迂回包抄。在炮火和箭雨的夹击下，这支庞大军队在数个小时之内就崩溃了，败走的士兵四处逃散，而洛迪苏丹则和一万多名不幸的战士一起命归黄泉。
在取得这场关键的胜利之后，4月21日，巴布尔攻入德里，从而宣告了德里苏丹国的灭亡和莫卧儿帝国的建立。在随后的数场战役中，莫卧儿军队接连击败了洛迪苏丹之弟的残余势力，以及拉吉普特同盟军，成为了北印度的主宰力量。此时，这一初创的帝国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将领们的归心似箭。他们中大部分人都不适应印度的气候和水土，想带着战利品衣锦还乡（喀布尔）。
其实巴布尔本人也曾坦白更喜爱中亚：“（印度）没有什么吸引力……没有好吃的香瓜……”但可能是受到建立帝国的宏伟志向的驱使，巴布尔决心留下来。他一方面严惩肆意劫掠的士兵，善待新征服地域的人民；一方面真诚地劝说部将，“我们打败了如此众多的敌人，夺取了如此广阔的土地，在付出了如此惨烈的代价后，怎能轻言放弃一切？”许多忠诚的部将被巴布尔打动，追随他在印度定居。
可惜天不假寿，莫卧儿帝国初建才四年，47岁的巴布尔就在德里病倒了。王子胡马雍（Humayun）赶来看望他时也突染怪疾。巴布尔祈求上苍用他自己的生命去换取胡马雍的健康，并很快离世，而胡马雍则继承了父亲的王位。不过，沉湎于吸食鸦片的胡马雍却辜负了其父亲的期望，1540年，他被部将阿富汗人舍尔沙（Sher Shah，意为“虎王”）篡夺了帝国，被迫亡命国外，流落波斯。
1555年，在“虎王”去世多年之后，胡马雍才在波斯国王的支持下重回印度，夺取了德里以及周边地区。然而就在一年之后，胡马雍便在一次吸食鸦片后感到头晕目眩，从德里图书馆的台阶上跌落身亡。莫卧儿帝国再次陷入不稳定之中，德里政权的挑战者们趁机发难。此时距巴布尔征服北印度已有三十年，但王朝的统治仍然很不稳固。要等另一位伟大的帝王阿克巴（Akbar，1556到1605年在位）掌权，莫卧儿帝国才羽翼渐丰。
胡马雍陵
阿克巴的征服与改革
1542年，阿克巴在信德地区的沙漠里出生，当时他的父亲胡马雍正处于流亡之中。在军营中长大的他，终日与粗犷的武士作伴，练习打猎、奔跑和搏斗，却一直没有机会学会读写。因此，与文学水平颇高的巴布尔不同，阿克巴终生都是文盲。不过他天生聪慧过人，记忆力尤其出色，同时有着很强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热衷于和各色人等讨论新思想、新观念。阿克巴13岁时，胡马雍去世，部将白拉姆·汗（Bayram Khan）在第一时间安排了这个男孩的加冕仪式。
白拉姆·汗是胡马雍的心腹，在阿克巴登基后代理军政事务，在重大战役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危机中的莫卧儿政权。1556年，他率军在决定性战役中击败了莫卧儿最强大的挑战者——自称“超日王”的印度教徒赫姆将军（Hemu），并催促阿克巴砍下了赫姆的人头以锻炼其帝王式的坚忍。五年后，这位老臣在前往麦加朝圣的路上被赫姆的部将刺杀。
亲政后的阿克巴成为了伟大征服者和睿智的统治者。在北印度的征战之中，阿克巴意识到了印度教徒王公有着深厚的统治根基，想要建立稳固的帝国，就必须与印度本土精英合作。因此，他努力拉拢拉吉普特王公支持莫卧儿政权。阿克巴迎娶了斋普尔的一位公主，颁布了一系列宗教宽容政策（见下文），成功争取到了一些拉吉普特盟友，从而大大减轻了征服北印度的军事阻力。
而对于那些坚持抵抗他权威的印度王公，阿克巴也会毫不犹豫使用最残酷的武力。1567年，在进攻奇陶尔堡（Chittorgarh）时，他断绝了城内的粮食与水源，围困了整整五个月。奇陶尔王公自知守城无望，终于带领家人集体自焚。克城之后，阿克巴下令屠杀了约3万名参与守城的平民，这座千年古城为之一空。
这种软硬兼施的征服策略很是成功，到阿克巴34岁时（1576年），几乎所有的拉吉普特王公都已经臣服于莫卧儿王朝，位于古吉拉特和孟加拉的苏丹国也被并入领土，从喜马拉雅山脉到中印度的纳尔马达河，从阿拉伯海到孟加拉湾，分裂了两百余年的北印度再次归于统一。
在对外政策上，阿克巴显得颇为谨慎。虽然和其他莫卧儿早期帝王一样，他也会挂念祖先在中亚的故乡，但却没有贸然发起军事行动。机智的阿克巴采用“二虎竞食”策略，对中亚的两股势力——波斯人和乌兹别克人挑拨离间，而在二者争斗不息无暇南顾之时，趁机夺取了阿富汗西南部的坎大哈地区。
安定的北方边界令阿克巴在壮年时期可以集中大部分精力从内部巩固其庞大的帝国。古代印度是典型的农业国家，中央政府的核心能力是对田赋进行精确评估和稳定征收。阿克巴很大程度上学习了“虎王”舍尔沙曾经施行的土地政策。他下令丈量全国土地，根据历史记录评估产量，而后对土地的肥沃程度进行分级，并制定出全国土地情况的数据库。中央政府以此作为依据来规定和调整各级别土地的征税额度，总体定在收成的三分之一左右。在自然灾害期间，受灾地区的农业税往往能得到减免。这一系列安排令莫卧儿政权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同时对印度的农民来说，阿克巴比之前所有的穆斯林统治者也都更为仁慈。
通过发行高质量的银制货币，国内经济得以更为流畅地运转，同时田赋也可以以现金的形式转移到中央财政。凭借国库中的资金储备，阿克巴开始对政治军事体系进行根本变革——建立曼萨布等级体系。曼萨布（mansab）在波斯语中意为“爵位”，共分33级，将帝国内所有重要军官都纳入体系。等级的高低反映在骑兵数量上，最高一级可以率领12000名骑兵，一般由王子们担任，而最低级的曼萨布则只能拥有十名骑兵。所有这些军官的采邑都被收为国有，薪俸则按统一的各级标准由中央国库进行分发。
通过曼萨布等级体系，以及相应的荣誉和特权，早期桀骜不驯的军事将领被招安成为愿意遵守帝国礼节的朝臣。在德里苏丹国时期，国家的统一很大程度上靠领袖与部将之间脆弱的个人效忠关系维系，因此在领袖实力衰弱时，通敌叛国、谋权篡位的事件常有发生。而曼萨布体系则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帝国官僚系统，军事精英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行政、军事等各类职位，必须服从上级。爵位不可世袭，处于顶端帝王掌控了军官们的升迁、贬谪以及平级调动。如此一来，军事将领这一帝国内部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都被一个庞大的等级体系所笼罩。莫卧儿帝国的中央集权也达到了印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曼萨布军官是穆斯林，其他多是拉吉普特将领。而为曼萨布工作的地位较低的文官，则大部分都是印度教徒。这一开放而公正的制度也吸引了不少中亚、西亚各族群的武勇之士奔赴德里，他们渴望通过为莫卧儿皇帝效力，在曼萨布体系中谋得一席之地。到了阿克巴统治末期，莫卧儿军队已经拥有40万骑兵，军势强盛；同时国家内部等级分明，令出必行，政权十分稳固。
阿克巴的宗教宽容政策
阿克巴以其宗教宽容政策闻名，其在位的中后期也是次大陆印穆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他一改以往穆斯林统治者的强硬和蛮横，改用包容、平等的态度对待印度本土宗教。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在现实层面上看，阿克巴认识到，想在印度实现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在政治和军事上争取拉吉普特王公的支持，同时在社会和文化上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和解。只有他们心悦诚服，帝国的统治根基才可能稳固。
因此，阿克巴废除了原有的宗教歧视政策，如对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jizya），同时不再强迫战败者及其家属改信伊斯兰教。为了表示对印度教的尊重，阿克巴甚至颁布敕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杀牛。这一系列政策收获了印度民众的普遍支持，以及拉吉普特王公的诚心效忠，阿克巴因而成为了北印度各族群共同尊崇的真正领袖。此后的一百年中，信仰印度教的拉吉普特武士都是莫卧儿军队中的忠诚力量。
同时，在进一步研究后，学者们发现，阿克巴大帝独特的性格可能也是决定其宗教政策的重要因素。阿克巴的求知欲异于常人，曾经设计儿童实验来探求语言的起源。在宗教上，他没有执着的伊斯兰信仰，而是对各种宗教都充满兴趣。1575年，在阿格拉附近的新都法塔赫布尔（Fatehpur，意为“胜利的堡垒”）中，阿克巴建造了一座“敬拜堂”（Ibadat khana），而后召集各宗教的博学之士—— 不仅有伊斯兰教的乌里玛（ulama）和印度教的婆罗门，基督教、耆那教、锡克教乃至琐罗亚斯德教的学者也共聚一堂参与讨论。
最有意思的是，据朝臣历史学家阿布·法扎尔（Abu Al Fazal）在《阿克巴传》（Akbarnama）中的记载，阿克巴将各宗教中他最为心仪的元素杂糅在一起，于1582年宣布成立了一种名为“神圣信仰”（Din-i-illahi）的新宗教。这一宗教吸收了伊斯兰教真主唯一的观念，祆教对光明（太阳与火）的崇拜，耆那教的素食主义以及印度教对牛保护，提出了“十德”：弃恶扬善、乐善好施、摒弃欲念、禁欲苦行、净化灵魂、和颜悦色、宽容大度、和睦友爱、超脱世俗、敬业乐群。不过，“神圣信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它不广泛传教，无赏罚机制，仅在阿克巴的亲信和王子中传播。实际上，这一宗教的信徒从未超过19个，它更像是一个阿克巴组织的学习兴趣小组，也许还带有一定促进政治团结的功效。
阿克巴在敬拜堂中与各宗教学者讨论
阿克巴的这些宗教政策和行为引起正统伊斯兰教学者的强烈不满，被斥责为叛经离道的异端。这位充满个人魄力的统治者敢于公开反对宗教权威，并利用印度教式神化君主的作法来完成宗教上的夺权。阿克巴强调自己是神在世间的代表，他给伊斯兰教大赞词“真主至大”（Allahu Akbar）加入了一层新的个人崇拜含义，即“阿克巴就是神”。因此，阿克巴认为自己不只是伊斯兰法的奉行者，而更是立法者本身，是宗教问题的最高仲裁者。
神化君主的作用不限于宗教领域，同时也大大增强了莫卧儿统治者的帝王魅力。之前的德里苏丹常被看作“同辈中的首领”，而莫卧儿帝王则是帝国的绝对领袖，因此国家的凝聚力更为巩固。阿克巴的这一作法很可能是受到了印度教传说中“罗摩之治”（Rama rajya）的启发，即一位理想而公正的君主领导下的完美社会。因此，印度教徒很乐意接受并支持阿克巴的统治。莫卧儿帝国的精神面貌也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印度帝国，而非伊斯兰政权。阿克巴的宗教政策平衡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观念和利益，保证了帝国境内近一百年的宗教和谐局面。
1571年，阿克巴在阿格拉城（洛迪王朝时建城）外不远处修建了新都城法塔赫布尔
1605年，阿克巴驾崩于法塔赫布尔的宫殿之中。虽然他创立的新宗教“神圣信仰”随着他的去世而很快消亡，但他留下的财政制度、曼萨布体系以及宗教宽容政策为莫卧儿帝国建立了一个高效而稳定的根基，以及实施统治的道德合法性。这一系列措施令莫卧儿帝国在本质上区别于德里苏丹诸王朝，也保证了之后一百年印度的强大与繁荣。同时，阿克巴人间神灵般的地位与魅力，令得他以及他的家族赢得了印度民众的广泛爱戴，即使是后来最不争气的莫卧儿皇帝身上都笼罩有这一王室光荣的余晖。
莫卧儿帝国，其中粉红色是阿克巴时期的疆域，青灰色是之后几位皇帝扩张的地域
十六世纪，巴布尔和阿克巴缔造了强盛的莫卧儿王朝。十七世纪上半叶，这一帝国将迎来其国力的巅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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