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上官文露｜ 主播 小禾
大家已经多少天没出门了呢？
于我，这个时间已接近一个月了。仅有的几次出门，也只是为了倒垃圾、买菜这样无需跋涉的事。
现在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甚至有些魔幻，因为疫情，很多人都被困家中，计划被打断，工作被暂停，一段被延长的假期凭空而现，我们要让它如水一般流走吗？还是，我们终于可以静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思我所思？有些书我总是一读再读，不断反刍，于是有了今天的文章，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并非单纯一本书的内容，而是一些看法与观点。
严肃，但一定干货满满。
在这里，我主要选取了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英国作家艾米丽的《呼啸山庄》中的三位女主角，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寻找西方文学里女性爱情的悲剧源头。
当然，乍一听这有些空泛了。女性文学何其浩瀚，为何这三部值得拎出来罗列？再说，爱情悲剧是贯穿文学史的母题之一，罗密欧朱丽叶的家族世仇，茶花女的阶级之恨，我们在今天要讲的又是哪一种爱情悲剧呢？它放在今日又有什么讨论价值呢？
/ Part 01
「女性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了？」
时间追溯到这三本书写就的重要节点，十九世纪。
众所周知，西方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是社会结构的大变革，工业化生产促使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当女性开始拥有一定经济权利，随之而来的，便是话语权。
更早一些的思想启蒙运动，让自由、平等、民主这些思想开始向下渗透，19世纪末，人类社会迎来了第一波女性主义思潮。这一点在文学作品上，其实也有非常鲜明的映射，那就是女性作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她们所刻画的那些新女性形象，如简爱、斯嘉丽、伊丽莎白等，皆为后世女性主义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女性该是什么样的？柔美、娇羞、弱小、勤劳——这些一定是和女性绑定的词汇吗？波伏娃曾在《第二性》中写到女性并非生就这般，而是在后天逐渐形成，这意味着，我们的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文化、社会和男性的凝视中建构的。
我犹记得女性主义批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曾这样描述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她们“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怪物”，反正总要走极端的，所以有独守空闺自尽身亡的蝴蝶夫人，有隐忍痴情的茶花女，当然，还有为复仇杀掉自己孩子的美狄亚。我们无法否认，这不是文学史上夺目的女性角色，她们抓人眼球，令人难忘，但有多少女性会在阅读时对此产生代入感，觉得自己是蝴蝶夫人、美狄亚呢？除了天使与怪物，还有那么多普通而真实的女性，谁会倾注笔墨在他们身上呢？
文学始终是一面镜子，如实的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思想和风貌，在群星闪耀的十九世纪，文明进程加快，女性主义开始萌芽，平等的思潮开始涌动，不仅是女人提笔写女人，写出《傲慢与偏见》《飘》《简爱》等作品，这回连男人写起女人来，似乎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开始尝试理解，尝试温柔的关注，试图更真实的还原女性在那个年代的困境和品质。
而《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呼啸山庄》这三部书，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女性角色却拥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在不安中挣扎，在伤痕里成长，最终走向女性意识的觉醒。如若细致的解剖，我们也能看到她们爱情悲剧相似的底色和细微的差别。
/ Part 02
「无爱婚姻，为何屡屡发生？」
就所在的阶级而言，无论是《红与黑》中的德瑞纳夫人，还是《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亦或者是《呼啸山庄》的凯瑟琳，她们所在的阶级，都隶属于上流。
德瑞纳夫人是法国小城的市长夫人，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则为贵族成员，在官场上名声显赫，凯瑟琳自不必多说，画眉山庄的女主人。相似的出身，令她们拥有巧合的婚姻事实，没有爱情的结合，只剩下利益最大化的安排。
德瑞纳夫人自不必多，依靠一笔财产继承，她才得以嫁入德瑞纳的家门。她丈夫眼中只有功名利禄，婚姻只因上流社会的需要而存续，两个人将貌合神离演到了极致。
书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德瑞纳夫人抱怨自己头痛时，丈夫嗤笑道：“女人就是这个样子，老是有些零件需要修补”。
无独有偶，安娜16岁听从家中安排嫁给年长自己20岁的卡列宁，她的身份就从涉世未深的少女变成了卡列宁夫人，成了养在笼中的金丝雀。外人来看，她们都拥有着世俗的幸福，生活无忧无虑，孩子在膝下承欢，丈夫中年有为，财力优渥，这样男才女貌的搭配，也应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女性除了天使，就是怪物，对于男人而言，妻子漂亮顺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相夫教子，不惹是非，不是天使又是何物？这是绝对合格的贤妻良母。但在两个上流妇人的内心深处，空虚如同黑洞，海啸始终酝酿。
《呼啸山庄》中凯瑟琳的情况，相较于前两位有些特殊，她本身就是呼啸山庄庄主的女儿，天生握有通往上层社会的门券，和希思克里夫青梅竹马的相处，让她似乎拥有更完整的情感。表面上，凯瑟琳似乎拥有婚姻爱情的选择权，但实际上，她的人生和安娜、德瑞纳夫人别无二致。
当父亲死后，凯瑟琳的伊甸园也随之倾覆，哥哥继承呼啸山庄，开始着手用父权抽掉凯瑟琳的叛逆，他厌恶妹妹身上的野性与自我，如果他要让凯瑟琳成为天使，而非一个怪物，婚姻是最好的枷锁。最后，凯瑟琳也的确没有选择穷小子希思克里夫，而是嫁给画眉山庄的庄主林顿，上流生活的诱惑，让她的情感软弱摇摆。
托尔斯泰曾这样写过安娜，说在她的脸上，明亮美丽的眼睛和微笑的红唇隐隐流露出一股压抑着的生气，她的心间好像盈满过剩的生命力。”
这其实，也是凯瑟琳和德瑞纳夫人的写照。很有意思的是，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里，作家们着手表现女性的困境或者女性的自我，婚姻爱情往往是唯一的承载体，如同自相矛盾，又像孙悟空为唐僧画的那个圈，无形胜于有形。
因为在那个时代，桎梏是显而易见的，女性没有机会投身于社会实践，也不可能像男人一般平等的参与社会生活，一根弦在不断绷紧的过程中，总会迎来断裂，也恰恰为此，女性角色就婚姻爱情这单一的情节，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和决心，没有事业、爱好、人生，她们是狂热的赌徒，爱情，是她们盛大的下注。
/ Part 03
「女性的自我，到底有多重要？」
德瑞纳夫人、安娜、凯瑟琳，这三个角色之间的女性意识觉醒程度，始终是一个递增的关系。
在《红与黑》中，于连以家教身份出入于市长家，视勾引德瑞纳夫人为一种证明和能力。
司汤达写出了一个被宗教、道德、父权所深深束缚的女性，如何在情欲来临后，撕掉妻子、母亲这些身份的标签，主动挣脱那些枷锁，以血肉之躯来扑向情爱的火焰。但波伏娃认为，作者虽然在书里表达了对女性的赞叹和欣赏，但他笔下的女性往往是为了爱情和性才做出对自我的超越，并没有去追求真正自我的实现，这一点还是差强人意的——就好像说德瑞纳夫人的觉醒，似乎只进行了一半。
托尔斯塔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俄国的女权主义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正在逐渐被人们认知接受。无数女性在问自己：我爱这个日夜躺在我枕边的人吗？婚姻是必需品吗？我要继续这样的生活吗？
安娜的不幸福，是显而易见的。托尔斯泰在书中，以这样有力的字句，来阐释安娜的情感：
“他们不知道这八年里卡列宁是如何扼杀我的生活，扼杀我身上的一切活力，他从没想到过我是一个活生生的需要爱情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处处伤害我，却还自鸣得意。难道我不是竭尽全力寻找生活的意义吗？难道我不是竭力去爱他吗？难道我无法再爱他时，不是竭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我现在明白了，我再也不能自欺欺人，我是个活人，罪不在我，因为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爱情，需要生活”。
与德瑞纳夫人相比，安娜的女性意识觉醒的更完全，同样是出轨且坠入情网，内心饱受道德和理智的折磨，但显然安娜比德瑞纳夫人更极端且彻底。
于连和德瑞纳夫人的感情是地下的、隐蔽的、提心吊胆的，德瑞纳夫人在这个期间不断以宗教来做内心的审判，来洗涤自己的罪恶感，她对于连的爱中夹杂着恨，这种复杂感多有来自于对失去目前生活的恐惧，以及嫉恨于连的移情别恋，这让她漏洞百出，受人利用写出不利于连的揭发信，一举毁掉了于连和自己。而安娜不惧，她大胆的向丈夫提出离婚，坦诚自己的恋情，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后更是同居私奔，不惧所有人的眼光。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整个社交界视安娜为蝼蚁为耻辱，以往好友和她决裂的时候，她却选择盛装在所有上流人物都到场的剧院露面，承受那些侮辱，并永远的高抬头颅，那一刻她的美丽和反叛，是震颤人心的，通过与沃伦斯基的爱情，她释放出全部的自我和欲望。
但就像法国哲学家普兰·拉巴尔所提醒的那样，“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
安娜和德瑞纳夫人是有不同，安娜的格局比德瑞纳夫人更宽广，她的自我也更强烈，但实际上，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区别，她们始终都是被引导，被诱惑的被动状态，于连对德瑞纳夫人小手轻轻一握，沃伦斯基从莫斯科一路追到圣彼得堡，不仰仗男人这般狂追不舍，又怎能将安娜和德瑞纳夫人从文学意义上的“天使”变作有血有肉的女人呢？于连和沃伦斯基，年轻的肉体，胆大的灵魂，男人对女人无形的支配。
而《呼啸山庄》不同，凯瑟琳的自我，是一个女人生来就有的，是不断成长并与社会体制抗争的，而非局限于情爱，不是如同睡美人只能等待男人的亲吻来唤醒那般。作者艾米丽生于19 世纪的英国社会，这还是一个崇尚 “家庭天使”的时代，强调天使的温顺与奉献，在女性母性论和父权社会的基础下，几乎每一个维多利亚人都认为“一个正常的、品格良好的女人是这样一位天使：她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家庭，只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存在”。
而女人自己的独立身份呢？就应该被抹杀吗？作者艾米丽实际上，是在借由凯瑟琳这样一个角色，对“家庭天使”进行宣战，这一点从小说的开篇，凯瑟琳叙述自己的梦境，便能窥见一二。
她说自己曾梦到过天堂，但她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她只想回到尘世，当天使把她扔在呼啸山庄的草原上，她高兴的直哭。
这个女孩，生来便不同，当长辈外出，问孩子们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凯瑟琳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想要的是马鞭。艾米丽擅于营造诡谲的文学气氛，也明白山庄之下，滋养着象征和暗示。当耐莉问小凯瑟琳为何想要马鞭时，她说：“这样我就可以去骑马圈里任何的一匹马了。”
控制、权力、自由，操纵自己的命运，这是十九世纪的女性真正所渴求的，她们不需要男人来吻醒自己，她们生来便拥有对真我的渴望。被凯瑟琳父亲所领养的希思克里夫，已经无数次被视为作者艾米丽阴暗的分身，也被解读为是凯瑟琳的“鞭子”，他们是命运的共同体，是希思克里夫的存在，让凯瑟琳得到了完整，让她实际上掌握了呼啸山庄，而当凯瑟琳迫于压力，不得不俯身于父权之下，失去抗争的能力时，希思克里夫也不得不选择离去。
这是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在面对自己笔下女性角色，本能的差别。
/ Part 04
「十九世纪的爱情悲剧，源头到底是什么？」
三部小说的共同点，在于绝对悲剧的结局。德瑞纳夫人因揭发信一事，送于连上了断头台，于连死后，她很快在忏悔中随之而去；安娜在情感的折磨之下，无望的选择卧轨死去；凯瑟琳的死更为惨烈，她的生命在绝食、发疯与死亡中逐渐凋零，这是多么女性化的无助与绝望。
死亡，是这三个角色的唯一出路，因为她们无法和同时代的女性一样，在爱情上寄托自己理想和存在，而除了婚姻爱情男人，偌大的世界，又何曾给十九世纪的女性一个落脚之地，自我的宇宙一再缩减，最终退无可退。作者们也不愿用虚构和幻觉，来蒙骗我们的读者，人间本就是活生生的炼狱。
虽然文无第一，但这三本书在我心中，的确有着高下之分。《红与黑》、《呼啸山庄》中于连和希思克里夫占据了太多的光芒，令德瑞纳夫人与凯瑟琳之死，不及托尔斯泰将安娜送上铁轨，轰隆隆碾压过的不是一具无力的肉体，而是读者的心灵。安娜的抗争，是寻找生的意义的过程，她的死，也并非目睹沃伦斯基逐渐萎靡的爱情，而是透过水晶碎裂的缝隙，她早已窥见了一切的结束，她生的意义变的虚无了，沃伦斯基也无法承载她的存在。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离出一个生物体水泡，这个水泡一刹那破灭了，安娜就是这样一个水泡，这是一个叫人痛苦的谬论，却是人类几世纪来在这方面冥思苦想的唯一成果。
自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之后的数世纪，女性书写的女性文学几乎都是一片空白，在维多利亚时代，每一位胆敢握笔的女性，都是某种程度的冒犯，她们需要使用男性化的笔名，她们能写的，只是奥斯汀口中”小小的两英寸宽的象牙微雕”。但感谢每一个拿起笔的女人，以及真正为女性而写作的男人，当真正由女性书写的女性文学诞生，意味着这个世界上一半的人开始拥有权力，拥有地位，但同时，越是强调什么，有时也意味着我们缺少什么，这个世界上没有男性文学，因为文学曾被默认为属于男性。我不断的阅读安娜，是因为女性的悲剧，也会化身为人类生存的悲剧。安娜的面容变的模糊，她的性别变的模糊，她可以是任何人，也可以只是她自己。
或许，真正的文学永远不是要将一个性别与另一个对立，而是为全人类书写振聋发聩的悲歌。
【本期话题】身为男性/女性，你是否经历过性别歧视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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