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之城”——南方的印度教帝国

苏丹来袭

“胜利之城”——南方的印度教帝国

德里苏丹国享国约三百年。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德里的影响局限在北印度,但在国力最鼎盛的五十年中,也成功地将力量投射到了南方。阿拉乌丁·卡尔吉和穆罕默德·图格鲁克的南征行动,打破了当地原有的政治格局,也令南方的印度教国家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中亚穆斯林政权高超的军事水平(包括科技和战术)。在最初的震惊与全面溃败之后,十四世纪的南印度对这次严峻挑战的回应是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帝国——维查耶纳伽尔(Vijayanagara,意为“胜利之城”)的建立。其统治者统一了整个半岛地区,与北方的穆斯林政权对峙相持了两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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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城”首都的维特哈拉神庙(Vitthala)


发迹


苏丹国的侵略和掠夺摧毁了南印度诸印度教王国的统治,曷萨拉、卡喀提亚及潘地亚等几个地方王朝走向衰落。在权力的真空之中,许多野心勃勃的武士家族蜂拥而起,争夺霸权。桑伽玛(Sangama)家族在其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个新兴帝国的缔造者。


据传说,桑伽玛原为安德拉地区(Andhra)的显赫家族,其领袖两兄弟于1327年被苏丹军队俘虏,解送德里,并在强迫之下皈依了伊斯兰教。几年后,德里苏丹认为桑伽玛兄弟已经成为苏丹国忠诚的臣子,于是将他们遣送回南印度,命令他们代为统治栋格珀德拉河畔(Tungabhadra,克里希纳河的主要支流)的土地。始料未及的是,当桑伽玛兄弟回到南印后,却在印度教僧侣智林(Vidyaranya)的劝导下,重新皈依了印度教,并带领印度教徒反抗北方穆斯林政权的统治。1346年,桑伽玛兄弟在栋格珀德拉南岸的战略要地营建都城维查耶纳伽尔(历史学家以此城命名其帝国),建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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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时间内,历史学家都普遍认可这一说法,但近期的铭文研究却向我们展现了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桑伽玛兄弟并没有过传说中的德里之行,他们一直是被南印度曷萨拉王国派往栋格珀德拉河畔,长期驻守以抵御北方入侵者的地方将领,而最终在王国衰落之后自立为王。这种新的说法减少了故事中的戏剧性,但可能更为接近真实。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两个故事有一个相同之处,即抵御穆斯林入侵是这一南印度王国成立的重要时代背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维查耶纳伽尔建立之后的直接对手并非德里苏丹国,而是德干地区的穆斯林政权。1347年,在穆罕默德·图格鲁克的统一野心遭遇失败,并将都城撤回德里之后,德干总督宣布独立,建立巴马尼苏丹国(Bahmani Sultanate),建都古尔巴加(Gulbarga)。这一新兴政权的政治体制与德里苏丹国类似,奉行军事封建主义,在开疆拓土的野心和军事作风的凶残上并无二致。据同时代的编年史记载,巴马尼苏丹国建国后的最初二三十年,其军队在东征西战中屠杀了约五十万平民和战俘,但由于抵抗势力之顽强,其国土并没有明显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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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尼古都古尔巴加的城堡


栋格珀德拉与克里希纳河的河间地带是维查耶纳伽尔与巴马尼苏丹国长期征战的焦点,这里有着德干高原上难得的肥沃耕地。另外两块受到争夺地域分别是次大陆的东南和西南沿海地带,前者有着物产丰饶的三角洲,而后者则是当时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枢纽,海上贸易最为活跃。控制海运港口不仅可以给王国带来丰厚的利润和税收,还能优先得到从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进口的优良战马。这些战马是当时国际军事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种战备物资。


穆斯林政权在军事上的优势就集中在骑兵方面。巴马尼苏丹被当时的印度人称为“马王”(ashvapati),其统帅的军队规模较小,但战斗力却明显比印度教王国的部队更强。维查耶纳伽尔在对抗中长期屈居下风。这一状态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中期,那时“胜利之城”的帝王开始虚心引进了北方伊斯兰教邻国的军事人才和技术。数以千计的突厥穆斯林进入维查耶纳伽尔军队服役,其中具有突出军事技能者被授予中高层职位。与这些穆斯林武士同时加入“胜利之城”军队的,是脚蹬、高马鞍、马蹄铁等骑兵科技,以及源自中亚的先进骑兵战术,甚至有由中国人发明,经蒙古传至印度的早期火器。在维查耶纳伽尔帝王“师夷长技”之后,与北方邻国在军事水平上的差距显著缩小,得以在此后的南北战争中保持大致势均力敌。


与此同时,维查耶纳伽尔在其它方向上的扩张则势如破竹。在建国后的一百年里,“胜利之城”的军队向南消灭了图格鲁克王朝遗留在半岛南端马杜赖的穆斯林苏丹国,向东和向西则吞并或征服了一些小的印度教王国。很快,维查耶纳伽尔将德干南部以及整个半岛地区都纳入囊中,成为了可以与北方伊斯兰势力平分秋色的印度教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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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


统治巴马尼苏丹国的军事精英集团维持了一百余年的统一,最终在派系斗争中走向分裂。十五世纪末期到十六世纪初期,各省总督相继以自己的军事据点为中心宣布独立,巴马尼分裂成为五个更小的国家,即德干诸苏丹国(Deccan Sultanates)。但在同时,其南方的死对头维查耶纳伽尔却迎来了帝国的巅峰时期。


“胜利之城”的鼎盛要归功于克里希那德瓦·拉雅(Krishnadeva Raya,1509到1529年在位),一位强悍的将领,同时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克里希那德瓦二十余岁登基继位之时,帝国正处于危机之中——刚经受过两次将军篡位的权斗,东部大片疆土脱离帝国的统治,国内局面不稳,边境藩王不服。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几位德干苏丹在此时组成联军向南方扑来。在内外交困之际,新上任的克里希那德瓦成功团结了国内力量,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击退并重创了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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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城”——南方的印度教帝国


这次军事胜利结束了德干穆斯林统治者每年“例行”的南侵掠夺。此后的十余年中,维查耶纳伽尔帝国如日中天,军事实力压倒了北方的德干诸苏丹国。克里希那德瓦甚至还成功地对德干发动了几次主动袭击,如在1520年攻占并洗劫了苏丹国古都之一古尔巴加。有意思的是,他积极促使那些遭遇惨败的苏丹回国复位,以令各德干苏丹之间互相竞争的态势继续保持下去。克里希那德瓦“以夷制夷”的老到手法,为他获得了一个奇特的称号——“外国人(Yavana)王国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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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南北对抗中占据优势以外,在克里希那德瓦·拉雅的率领下,“胜利之城”军队还收复了之前衰落时期丢失的土地,尤其是东方的安德拉地区,同时巩固了帝国的南方领土。此时维查耶纳伽尔的疆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南印度五邦,面积约六十万平方公里,是历史上南印度人建立过的最大的国家。


与北方的各苏丹国一样,庞大的维查耶纳伽尔帝国也施行军事封建制,这一方面继承了南印度国家由大小武士家族共同治国的传统,另一方面更是对苏丹国政治军事体制的借鉴。在传统的南印度王国中,地方统领是当地的显贵家族,暂时臣服于君主;而在苏丹国和“胜利之城”帝国,则是由从上至下派遣的武士军官统治地方藩镇。在维查耶纳伽尔,这些军官大多来自讲泰卢固语(Telugu)的安德拉地区,被称为“纳雅卡”(Nayaka,意为“英雄”)。纳雅卡需要将藩镇财政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国库,另一部分则用于维持一定数量的军队,随时准备听候帝王的调遣。君主对于纳雅卡有很大的支配权,无法履行义务的军官将会被剥夺领地。因此,除了西海岸的喀拉拉地区由半独立的王公统治之外,“胜利之城”帝国大部分地域的中央集权水平比中世纪前半段的以萨曼塔体系建立的王国要更高。


葡萄牙人多明戈·佩斯(Domingo Paes)于1522年造访了维查耶纳伽尔首都,他口中的“世界最佳城市”。作为贸易使团的一员,佩斯得以觐见克里希那德瓦·拉雅。在他的描述中,这位伟大帝王“身材中等而稍胖……脸上有天花的痕迹”。同时佩斯也对“胜利之城”帝国军事力量之庞大颇感震惊,他在自己的书中记载道:“他的国家内还有如此众多和强大的封建主……由于每个封建主都有财政收入,国王就为他们规定了必须供养的军队数量,包括步兵、骑兵和战象的具体数字。不管何时接到命令,也不管将会被派往何处,这些部队都随时可以整装待发。因此,国王就拥有了一支常备不懈的百万雄师。”


维查耶纳伽尔帝王们大多也是文学爱好者,除梵语外,南印度的区域语言如卡纳达语(Kannada)、泰卢固语文学(后两者分别是卡纳塔克和安德拉地区的主要语言)在王室的支持下也发展兴盛。克里希那德瓦·拉雅本人就是一位善用泰卢固语作诗的文学家,其代表作是《阿姆科塔玛利亚达》(Amuktamalyada),一部以对毗湿奴神的虔诚信仰为主题的长诗。诗的开头讲述了毗湿奴托梦给作者,命他以泰卢固语写一篇献给自己的诗歌,当作者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语言时,毗湿奴回答道:“为什么是泰卢固?因为这里是泰卢固的国度,而我是泰卢固的君主。泰卢固优雅而甜蜜。你曾与各地的王公交谈,难道没有发现,在所有地方的语言中,泰卢固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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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城”帝王继承了南印度君主对建设神庙的热衷。都城中的维鲁巴克沙(Virupaksha,首都的地方神,湿婆的一种化身)神庙、罗摩神庙美轮美奂,并特意采用了南印度上一个伟大帝国注辇王朝的建筑风格,在大门与正殿之上都垒有多层高塔,装饰以繁缛而精美的神像。维查耶纳伽尔统治者有意地向所辖地区推广这一后来被称为“达罗毗荼式”的独特风格,从而令得南印度宗教建筑的面貌趋向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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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鲁巴克沙神庙大门上的多层高塔


王室在宗教上的投资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通过将一些土地和村庄分配给神庙,以及向祭司布施礼物,维查耶纳伽尔帝王将自己塑造成神灵在世间的代表,印度传统的继承人,达摩(Dharma,印度教正法)之守护者,从而收获了统治帝国的宗教合法性,提高了各地区婆罗门与大众对帝国的忠诚,也为抗击穆斯林入侵争取到了更广泛的道义支持。克里希那德瓦·拉雅在每次征服(或收复)新的地域后,必到当地神庙中拜祭,以表示对当地主要神灵的感激与尊重。比如,在攻克乌达雅吉瑞(Udayagiri)堡垒,收复安德拉南部地区后,他便偕同自己的两位妻子前往附近蒂鲁帕蒂(Tirupati)的著名毗湿奴神庙敬拜,不仅献上了珠宝财物,还命人制作了一行三人真人大小的三尊铜像置于寺中,以表示永久向神灵致敬。


败亡


克里希那德瓦·拉雅去世之后,国家再度陷入内斗的漩涡之中,最终他的女婿罗摩·拉雅(Rama Raya)于1542年开始掌握实权。于此同时,德干各苏丹也开始试图影响“胜利之城”的内政。之所以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自十五世纪以来,维查耶纳伽尔帝国对外来穆斯林比较包容开放,所以一方面穆斯林士兵将领逐渐增多,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商人活跃在帝国的城市之中。这使得德干苏丹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帝国的市场、军队甚至宫廷,获取到丰富的情报。


很快,罗摩·拉雅惊奇地发现原本互相争斗的苏丹们已经结成了反“胜利之城”帝国的同盟。1565年初,穆斯林联军集结,并迅速兵临城下。交战开始,战局最初似乎向着有利于帝国的方向发展,危机中的南方大国有可能再次挫败苏丹联军的入侵。然而维查耶纳伽尔军队中的两位穆斯林将领却在此时临阵倒戈,调转马头向帝国军队发起攻击,罗摩·拉雅旋即被俘虏并惨遭斩首。帝国军队哗然大败,罗摩·拉雅的兄弟带领残部匆促逃出首都,带走财富储备到安德拉南部重建王国。伟大的首都“胜利之城”成为了入侵者肆意践踏的人间地狱。经过长达整整六个月的劫掠和破坏,当苏丹国的军队离开时,这座古都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繁华,成为了人烟稀少的山野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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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拉南部苟延残喘了近百年之后,维查耶纳伽尔的残余势力在十七世纪中期也分裂成多个纳雅卡统治的独立小国。此时北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已经从德里苏丹换成了莫卧儿皇帝,而一波更为猛烈的征服运动,将会令大部分所有南方国家,包括五个德干苏丹国以及半岛地区的一些印度教小国,都臣服于莫卧儿王朝的权威。次大陆的穆斯林统治臻于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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