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衍，是世上最頑強的力量，它讓每一個民族都可以頑強地延續下來，只不過是或隱或現罷了。絕對滅絕的現象，事實上並不多見。通常所說的滅絕，頂多也就是個性化的東西消失了，被同化了。但同化並不是滅絕。
人們都知道契丹被蒙古徹底滅掉了，但說的則是作為一國家形式而已。作為一個民族，契丹還是有大量後裔存在的。這一點早就聽說過，周峰先生集名家研究成果公佈出來，讓我們探尋的目光更集中了。
剛讀周峰先生的《曾經威震東北亞統治北中國的契丹遺民今何在？》，覺得很有趣。這篇文章這樣說——
首先，整個的達斡爾族是契丹的後裔。
達斡爾人傳說其祖先幾百年前在首領薩吉爾迪汗的率領下,從原來“散居西拉木倫,哈拉木倫地方”也就是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一帶遷居到今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自治旗一帶修邊堡,從此便在這裡定居下來。這一傳說有其歷史背景。金朝為了防備北方諸多蒙古部族的侵擾,曾大規模地修築界壕,界壕是包括城牆、壕溝以及邊堡在內的立體防禦體系,也就是金代的長城。由於界壕的修築需要大量勞動力,而薩吉爾迪汗率領的契丹人可能就是被金朝強迫徵發而來的。另有文獻記載,遼亡後,曾有一部分契丹遺民在庫烈兒的率領下向北遷徙,今黑龍江根河以北仍有庫烈兒山,直到明末清初,根河一帶的達斡爾族酋長根鐵木兒還被通古斯人稱為契丹酋長,而達斡爾族一直供奉的本族菩薩也名為庫烈佛。
劉鳳翥先生《從契丹小字解讀達斡爾為東胡之裔》(《黑龍江文物叢刊》1984年第1期)一文認為,達斡爾語中“長”(“首長”的“長”)一詞是因襲契丹語,“兔”、“烏鴉”與契丹語相同,“馬”、“山羊”、“蛇”、“狗”等詞源於契丹語,“仲”、“冬”、“族”等詞的發音達斡爾語與契丹語相同或相近。他據此得出結論:“像‘馬’、‘山羊’、‘狗’、‘兔’等狩獵民族和遊牧民族最常用的語詞,很難用藉詞來解釋,它必然是自古流傳下來的。語言的因襲必包含著民族成分的繼承。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達斡爾族是元滅金之後,由留居當地的契丹人逐步發展起來的。”
其次，是雲南部分地區的“本人”群體。
雲南的契丹後裔分佈在保山、臨滄兩市和德宏、大理、西雙版納等自治州,他們自稱為“本人”,共約15萬人,其中保山市的施甸縣是契丹後裔的集中居住地,以阿、莽、蔣三姓居多。據《元史·耶律禿花附忙古帶傳》記載,耶律忙古帶在元世祖時受命征討雲南,後“遙授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左丞,行大理金齒等處宣慰使都元帥,卒于軍”。耶律忙古帶死在雲南,其親戚、部屬也大都留在雲南,一般認為雲南契丹後裔就是這支契丹軍隊定居雲南的結果。在施甸縣由旺鄉木瓜榔村建有一座蔣氏宗祠,祠堂的正門朝東,這與遼代建築都為東向相一致,保留著契丹族朝日的習俗。正門的兩邊有一副對聯:“耶律庭前千株樹,阿莽蔣氏一堂春。”說明阿、莽、蔣三姓都是耶律氏的後裔。 這一事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通過DNA檢測得到了證實。
再其次，在天津仍有在大量的契丹後裔。
陳述先生指出:“(天津)寶坻縣有‘耶律各莊’,至今村人多劉姓。從遼朝以來,耶律譯劉。那麼耶律各莊劉姓舊戶的先世,很清楚地是契丹人。”(見《大遼瓦解以後的契丹人》,載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編《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第5輯,1956年)另外據最近的新聞報道,在西安市長安區有一個耶柿村,400多戶村民中有270戶、1000餘人姓耶。據說,其“耶”姓來自“耶律”中的一個字,而該村村民所藏一塊民國24年的牌匾上,村民署名的姓氏也確實都是耶律。據其世代相傳,其祖先是遼代的一位耶律天慶王,而遼代也確實有天慶年號。至今這些人家仍保留著同姓不婚的習俗。 在河北省豐南市稻地鎮有一些肖姓人家,據其先輩傳說,該肖姓是蕭太后的後代,而稻地是蕭太后種稻米的地方。現在稻地鎮附近還有兩個村子分別叫做大長春與小長春,據《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灤州石城縣“有長春行宮。長春澱舊名大定澱,大定二十年更”。同書卷十一《章宗紀三》載,泰和元年(1201年)正月庚午,“如長春宮春水”。可見,大、小長春兩村的得名確實來自金代此地的行宮長春宮或長春澱。長春澱在大定二十年之前名為大定澱,此名是否延續自遼代,至少目前還沒有確切史料可證。因為金代的很多行宮都延續自遼代,因此很可能遼代此地也是一處行宮所在,而為金代所沿用。
在現實社會中，找到曾在歷史的沙漠中迷失的其他民族兄弟，是一個大家庭興旺的徵兆，是值得慶幸的事。斷掉的歷史連上了，失聯的兄弟找到了，沒有比這更好的事情。力挺廣大科學家文、史工作者繼續尋找那些所謂滅絕的民族，並取得重大進展。（文 關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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