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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嶽麓書社《湖南文徵》（全十冊）前言，作者鄧洪波。
《湖南文徵》是湖南歷史上第一部文章總集，為清代羅汝懷編纂。收輯自元明至清同治六百餘年間“名臣魁儒，才人節士”之文，共4068篇。刊成於清同治五年至十一年（1866—1872），共201卷。《湖南文徵》無論存文存人，或是保存湖南地方歷史資料，都堪與湖南第一部詩歌總集《沅湘耆舊集》並駕齊驅，相得益彰。因此，《湖南文徵》的點校整理出版很有學術價值，對於研究湖湘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湖南文徵》為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本書以湖南圖書館藏清同治刻本為底本，是首次點校整理出版。書末附以《人名篇名索引》，便於讀者檢索、查閱。
一
清同治五年至十一年（1866—1872）刊印的《湖南文徵》，是湖南歷史上第一部文章總集，署名“湖湘後學集編”，羅汝懷則是公認的編纂者。
《湖南文徵》的編者，歷來書目皆著錄為湘潭羅汝懷，但查原書則每一卷都署名“湖湘後學集編”，頗有矛盾之處。考其原委，盡在羅汝懷的《湖南文徵例言》最後一條，其稱：
昔人為書，多稱編輯。輯，體從車而義為和，於纂書不甚相涉。緣《漢書藝文志敘》稱《七略》有輯略，此沿用所由，然實集之借字。集而後編，故稱集編。是書原始要終，群策群力，主名非一，誰其屍之，故統以湖湘後學。[1]
總集湖南一省文章，自元至清上下近六百年，作者七百八十九人，文章四千零六十八篇，誠非易事，必得群策群力方能成事；若群龍無首，無一強力之人主持，則成事非易。於是，群主點贊群眾之功而署“湖湘後學集編”，後學群眾則公認群主之德而稱“羅汝懷編纂”。僅此編委會集體署名還是主編個人署名一事，即可見當年湖湘學人之儒雅風範。
羅汝懷（1804—1880），初名汝槐，字念生、研生，晚年自號梅根居士。清湖南湘潭人。師從龍瑛、賀熙齡等名家，在長沙城南書院求學時，與左宗棠、鄒漢勳同學，涉獵廣泛，博通經史，好音韻文字訓詁之學。
道光十七年（1837）拔貢。明年赴京，廷試落第南歸。繼左宗棠之後，於道光二十年（1840）主講醴陵淥江書院，兩年之後，以親老辭歸。咸豐中，曾入湘軍主帥曾國藩之幕，其論團練、積穀、保甲、禁菸諸事，頗得尊重。同治初，納貲候選內閣中書，選授芷江、龍山縣學訓導，皆不就。同治、光緒間，曾入職《湖南通志》局分管藝文，主持湖南褒忠局，輯成《湖南褒忠錄》《湖南文徵》。
平生與鄧顯鶴、楊季鸞、唐鑑、何紹基、黃本驥等湖南名流交遊，砥礪學行，獎掖後進。郭嵩燾稱，其學於六藝故訓、地理沿革、古今水道源流分合、歷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隸，靡不研通，而一本於立身行己，尤務獎勵後進以成學。
著有《周易訓詁大誼》《詩古音疏證》《六書統考》《文字偏旁舉略》《經傳金石假借字輯》《禹貢古今義案》《禹貢義參》《漢書溝洫志補註》《古今水道表》《兵餉芻說》《物產志》《西番紀略》《湘變紀略》《綠漪草堂經說》《綠漪草堂文集》《綠漪草堂詩集》《研華館詞》《七律流別集》《潭雅集》等二十餘種。
二
“湖湘後學集編”《湖南文徵》，是時代的需要。眾所周知，湖南雖靠南嶺，扶武陵、羅霄，懷洞庭，帶長江，湘資沅澧四水盪漾其間，可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自成形勝，但到清康熙初年才從湖廣分立建省，長期以來，在全國難稱其盛。
時至咸豐、同治之世，太平天國帶來的一場危機，使得以嶽麓、城南、石鼓等書院學生為主的“湘軍”閃亮登場，“中興將相，什九湖湘”，而十之八九皆出身書院，成就了“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盛況。以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燾、李元度、劉長佑等為代表，意氣風發的湖南學子在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勇敢地走到了中國歷史大舞臺的中央，建立曠世奇功，挽清廷於傾覆，以“主角”的身份引領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方向。這極大地激發了湖南人的自豪與自信，於是構建湖湘文脈、完善湖湘學統就成為一種必要。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讀書人帶兵打仗，困難實異於常人，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可謂刀光劍影，“磨血”前行，付出了更多慘痛的代價，充滿血腥。於是，無論是征戰之時，還是在戰後重建，建立褒忠局“纂錄忠義”，安撫亡靈，表彰氣節，以文風儒雅而化刀光血影，也就成了“湖湘後學”的一種共識。此所謂“儒化”，進行精神提升，高揚湖湘文化的大旗，意在進一步激發湖南人的自豪與自信，是時代的需要。而這些，正是總集《湖南文徵》的歷史背景。
《湖南文徵》之前，總集之編，湖南總體落後於他邦。雖然，在明清之際，也有過試驗性工作，如明代王心“集古今之文為郴而作者”，成《郴州文志》七卷，“以命制、紀載、議論、詠歌四類分編”，[2]對郴州一地的文獻有過梳理。康熙年間，陳肇昌“博採旁諏，上自邃古，爰暨我朝，名卿碩彥，潛德隱流，莫不詳其素履，掇其英華，人以代序，集各單行，題曰《全楚文獻錄》”。[3]但或偏於一州，或地不分楚南楚北，湖南的“徵文考獻”，可謂“獨闕焉未備”。而“推原其故”，不外乎受上溯、旁求、抉擇、品藻“四難”與濫收、掛漏、去取失當、評騭不允、草率將事“五患”等諸多因素的制約。[4]這種情況，要等到道光年間鄧顯鶴的《沅湘耆舊集》出版，才開始改變。
鄧顯鶴（1778—1851），字子立，一字湘皋，新化人。清嘉慶九年（1804）舉人，官寧鄉縣學訓導，晚主濂溪書院。工詩古文，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他是羅汝懷最尊敬的前輩學者之一，其一生主要貢獻在輯刊《資江耆舊集》《沅湘耆舊集》《船山遺書》等，構建湖湘文脈與學統。《沅湘耆舊集》“即《湖南詩徵》之變名”，鄧顯鶴所輯的正編起自明代洪武、永樂，止於清代嘉慶、道光，“凡得一千六百九十九人，詩一萬五千六百八十一首，釐為二百卷”，[5]是公認的湖南第一部詩歌總集。
羅汝懷參與了《沅湘耆舊集》的編纂工作。據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序例》最後一條記載：“至此書編輯之始，所與商榷校訂者，鄞縣沈慄仲道寬，長沙毛青垣國翰，湘陰左仲基宗植；搜訪之勤且慎，則湘潭羅研生汝槐、張玉夫聲玠，武陵楊杏農彝之力居多；督刊校字則兄子瑤伯昭與有勞，皆有功於是書者也。”[6]即稱“搜訪之勤且慎”者羅汝懷等用力居多，其對《沅湘耆舊集》這一《湖南詩徵》所做的貢獻就不言自明瞭。當然，這種貢獻的背後，也就是他對“詩徵”編纂體例、操作規程的熟悉，以及他對“詩徵”優缺點的洞悉與瞭解。而所有這些，正是《湖南文徵》的學術背景與學術起點。
三
《湖南文徵》繼《沅湘耆舊集》之志，意在詩文合璧，成就湖南文獻的第一次榮耀集結。關於這一點，《湖南文徵例言》第一條就有明確的表述，其稱：“近新化鄧氏刊行《沅湘耆舊集》，以補正廖氏《楚風補》《楚詩紀》之闕失，足以芳風藻川，而未及古文，非意不及此，以有待也。是篇之作，蓋繼鄧氏之志，亦冀詩古文辭兼行，庶六詩三筆不至偏廢，而一方耆舊之專攻兼攻者，得以並傳焉。”[7]由此可知，“詩古文辭兼行”，專攻與兼攻並立，以詩之芳風待文之藻川，由“文徵”而配“詩徵”，珠聯璧合，是既定的追求目標。這充分說明，羅汝懷是自覺繼承鄧顯鶴的遺志，賡續其夢想，完成其“非意不及”而“有待也”的事業，共築湖南文脈的根基。
在《湖南文徵·姓氏傳》中也能看到“文徵”對“詩徵”的承續、發揚與補充之處。
最明顯的表現是在各人傳記之後，皆用雙行小字標註作者收錄文章的數量，如果作者見於《沅湘耆舊集》，則必標註“《沅湘集》存詩若干首，今採（錄）文（碑記、傳、疏、小序、引、論）若干篇”，以表明兩者之間的接續關係。
用“採”還是“錄”，也有規定，“凡有本集者曰錄，無集者曰採”。[8]如長沙人趙開心小傳後標註：“《沅湘集》存詩十四首，今採疏四、序二、傳一。”[9]衡山人彭士商小傳後標註：“《沅湘集》存詩五十六首，今錄序四篇。”[10]編輯“文徵”，而對作者收入“詩徵”的作品一一統計標註，不厭其煩，此謂對鄧顯鶴的繼志、承續、發揚。又如，湘鄉人舒東小傳後標註：“《沅湘集》存詩八首，今錄文三篇。”其下又有案語稱：“作者受知姚雪門學使，時負盛名。今惟存《青芬山房文》一卷，三十二篇，系道光己酉其孫翰刻行。據集中《答潘李二生書》雲，除舊經宿遷沉舟湮失外，尚得詩千餘首、古文百餘篇。不知何以僅存三之一。鄧氏僅錄詩八首，亦由未見全稿也。”[11]此之謂對鄧顯鶴的補充與完善。
凡此種種，都表明羅汝懷視“文徵”與“詩徵”為二而一與一而二，前後相續，一體兩面，並無二致。事實上，《沅湘耆舊集》與《湖南文徵》被後世學者尊為湖南第一部詩歌總集、第一部文章總集，二者合為一體，共同構成湖南文脈的底色與基礎，誠於李瀚章所說可以“並垂天壤間”。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湖南文脈底色與基礎之上，羅汝懷還與同時代的“湖湘後學”一起，以《王船山遺書》打造精神領袖，以《湖南褒忠錄》記錄“磨血” 意志，以光緒《湖南通志》書寫歷史定位，初步塑造與重構了湖南人第一次走上中國歷史舞臺中央的“主角”形象。
塑造後的湖湘文脈，遠祖屈賈，高揚茶陵李氏，助力聲名鵲起的湘鄉曾氏，可謂古今貫通。重構後的湖湘學統，起自周敦頤，中經朱熹、張栻，而由王夫之接續，可以表述為濂溪之學→朱張之學→王氏之學，實為宋明儒學一系。而經晚清民國闡揚，又因《春秋》夷夏之防而推種姓“革命之說”，自由人道之義，如今又有從王船山到毛澤東之說，則衡陽王氏之學又成為湖湘學統乃至湖湘文化從古代接通近現代的橋樑。
四
《湖南文徵》的編排體例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尤其是“文徵”而非“文選”的原則，“以文存人，以人存文”的主旨，“考見風俗，能說山川”的特色，以及文獻學意義、史料價值等等，當年曾獲曾國藩、李瀚章的稱讚。如曾國藩說：“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李瀚章稱：“得此與《沅湘詩集》並垂天壤間，以無墜鬻熊、倚相、屈子、濂溪之流風遺韻。”
需要強調的是，卷首的《湖南文徵例言》十五條，是瞭解本書的關鍵。有關文徵的編纂緣起，斷代理由，分類方法，搜採範圍，登錄原則，連篇累牘與單詞片語兼收，不輕駢體，詞賦兼收律賦，基本不收壽嘏之辭、譜牒之敘、時藝之弁言三類文章，作者姓氏傳寫法，鐫刻校讎，編纂者情況等問題，都有交代，值得研究者特別注意。
五
《湖南文徵》的刊印時間，一般書目記作同治八年（1869）、同治十年（1871）、同治八年至十年，其實不然，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同治五年至十一年刊印。按：《湖南文徵》載有《捐助刻資數目》，自同治四年（1865）八月開始，分四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及以後五次，記錄43人次共計捐資6822兩紋銀（其中200兩未到）。在十一年數目以後，有一段說明文字，茲引如下：
“
是書自同治元年采緝鈔謄，至四年秋稿本初具，始刻公啟集資，由趙玉班方伯、李仲雲都轉兩處收發。五年冬開雕，九年冬工竣。屢次校補，又經兩年。初擬刷印千部，以廣流佈。未及百部，經費已完，尚待籌款。嗣有佽助，留版續列芳銜。[12]
”
由此可知，《湖南文徵》開雕於同治五年冬天，至九年冬天工竣，是為雕版。雕版經過兩年反覆校補，到同治十一年始得刷印百部，是為印刷，八年、十年、八年至十年皆與此不符。《湖南文徵》之所以出現同治八年、十年、八年至十年刊印之誤，可能與何紹基同治八年題簽，曾國藩序與羅汝懷文徵例言皆署同治十年有關，是錯將題簽與序作時間當作刊印時間，乃粗心失察所致，於此應與更正。當然，如果籠統標註“同治刻本”，也沒有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同治十一年後“續列芳銜”者，有李仲雲都轉概、曾沅甫爵撫國荃等四人，捐資紋銀280餘兩，錢數雖然不多，但已經不需要雕版校讎成本，使得再次開印完全成為可能。因此可以推斷，同治十一年初印本100部之後，一定還會印刷《湖南文徵》，以了卻“初擬刷印千部，以廣流佈”的初心，而這些都可以稱為同治刻本。今查古籍書目可知，至少還有43部《湖南文徵》收藏於國內各公共圖書館，除陝西、重慶圖書館標註“清刻本”有些模糊之外，其餘皆清楚標明是同治刻本，這一點也可以印證我們的推論大致不錯。
《湖南文徵》的卷數，各圖書館著錄各不相同，如一百九十卷補編一卷首一卷目錄六卷姓氏傳四卷、元明文五十四卷國朝文一百三十六卷首一卷目錄六卷、元明文五十四卷國朝文一百三十五卷、一百三十五卷目錄六卷補編一卷姓氏傳四卷、一百三十六卷首四卷目錄六卷、元明文五十四卷國朝文一百三十五卷者，不一而足，多與事實不符。查原書有三種表述，同治八年，何紹基題簽作一百九十卷；十年，曾國藩序稱一百九十卷，李瀚章序稱二百卷；實際編排則卷首一卷、目錄六卷、姓氏傳四卷、元明文五十四卷、國朝文一百三十六卷，合計二百零一卷。據此，《湖南文徵》總卷數當以二百零一卷為是，正文以一百九十卷為是，按照慣例也可以表述為二百卷卷首一卷、一百九十卷卷首一卷目錄六卷姓氏傳四卷。
六
此次整理，遵照國家古籍整理通行條例，以同治刻本為底本，進行標點、校勘、分段。凡常見筆畫舛訛或刻寫混同文字，如己、已、巳，日、曰，刺、剌，幹、千，陣、陳之類，一律徑改，不出校記。凡避諱字，如丘作邱，玄作元，弘作宏等，或出於避諱的缺筆字，徑予回改，不出校記。書中衍文、脫文、正訛，按古籍整理常例，於文中用圓括號標示應刪、改之字，方括號標示應補正之字，為避免繁蕪，一般不另出校記。
《湖南文徵》的整理屬於集體項目，分工合作，始得完成。茲將分工情況開列如下：蔡志斌負責元明卷1—20，國朝卷21—40、46—70；陶新華負責元明卷21—40，國朝卷1—20；堯育飛負責元明卷41—54；鍾典負責國朝卷41—45，71—91；劉無羨負責姓氏傳，國朝卷92—112；劉柯負責國朝卷113—136。
《湖南文徵》網羅放佚，卷帙浩繁，底本字體又多“坊本俗書”，整理實屬不易，更受整理者學力限制，難免錯誤，還祈讀者批評指正，以便日後修訂。
鄧洪波
2019年9月20日於嶽麓書院勝利齋
[1]羅汝懷《湖南文徵》卷首。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5頁。
[2]《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九十二。
[3]雍正《湖廣通志》，卷一百三。
[4]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序例》，見《湖南文徵》國朝文卷七十五。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2648頁。
[5]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序例》，見《湖南文徵》國朝文卷七十五。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2648，2649頁。
[6]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序例》，見《湖南文徵》國朝文卷七十五。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2654頁。
[7]羅汝懷《湖南文徵》卷首。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3頁。
[8]羅汝懷《湖南文徵·姓氏傳》卷一。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6頁。
[9]羅汝懷《湖南文徵·姓氏傳》卷三。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46頁。
[10]羅汝懷《湖南文徵·姓氏傳》卷三。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55頁。
[11]羅汝懷《湖南文徵·姓氏傳》卷四。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86頁。
[12]羅汝懷《湖南文徵·捐助刻資數目》。嶽麓書社，2008年版，第3852頁。
書 影
△ 《湖南文徵》，嶽麓書社出版
書名：《湖南文徵》（全十冊）
作者：[清]羅汝懷 編纂，鄧洪波 主編
出版社：嶽麓書社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書號：978-7-5538-1138-3
定價：1980.00元
裝幀：圓背鎖線精裝
《湖南文徵》是湖南歷史上第一部文章總集，為清代羅汝懷編纂。刊成於清同治五年至十一年（1866—1872），共二百零一卷，其中首一卷，目錄六卷，姓氏傳（作者小傳）四卷，元明文五十四卷，國朝文一百三十五卷補編一卷。收輯自元明至清同治近六百年間“名臣魁儒，才人節士”之文，共四千零六十八篇，其中元明文一千一百八十九篇，清文二千八百七十九篇（含附文）。作者計七百八十九人，其中元代七人（有文無傳一人），明代一百九十三人（有文無傳十一人），清代五百八十九人（有文無傳三人，闕名未計）。全書所收文章均按體裁類別分卷排列，分別有疏、策、議、講義、說、辨、論、記、序、跋、書、傳、碑記、神道碑、墓誌銘、行狀、誄、祭文、雜文、尺牘、公牘、賦、釋、解、考、小序、啟等。還特別列出駢體，如疏、表、頌、箴、銘、贊、啟、序、引、記等。
《湖南文徵》無論存文存人，都堪與湖南第一部詩歌總集《沅湘耆舊集》並駕齊驅，兩者詩文合璧，成就了湖南文獻的第一次榮耀集結。書前有曾國藩和湖廣總督李翰章序，二人對此書評價頗高，如李瀚章稱：“得此與《沅湘詩集》並垂天壤間，以無墜鬻熊、倚相、屈子、濂溪之流風遺韻。”《湖南文徵》的整理出版，無論是對於保存湖南地方歷史資料，抑或是對於研究湖湘人文地理、歷史沿革、民俗風情等均具有重要的意義。
《湖南文徵》為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本書以湖南圖書館藏清同治刻本為底本，是首次點校整理出版。書末附以《人名篇名索引》，便於讀者檢索、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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