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書單的執著或迷信，反映的是“不知道讀什麼書”的焦慮。人們既想讀點“有價值”的書，又想走捷徑，於是打著“權威”“必讀”旗號的書單，就成為拯救他們的“藥方”。
從“最低限度國學書目”（胡適和梁啟超都開過）到“青年必讀書十種”（對，就是魯迅當年交白卷那次，為此他提出著名的“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觀點），從“人生必讀的100本書”到學者嚴鋒的“不必讀書單”（包括“絕大多數的中國古典小說”“絕大多數的西方通俗小說”“所有名著的續書”“很多經典的哲學著作”“所有的成功學、心靈學、雞湯類書”，等等），你會發現，你總會跟這種或那種推薦書單不期而遇。
而在社交媒體上，各類書單的收藏、點贊、轉發量也相當高。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收藏即擁有，有這麼一份書單在手，“不知道讀什麼書”的焦慮瞬間得到了紓解。
書單還可以做“懶人包”，成書出版。
有人不輕易開書單
有人特別願意開書單
作家蘇童曾這樣描述開書單這種行為：“用自己的記憶綁架別人的閱讀時間，我想這是現實世界上唯一可以容忍的綁架了。”
有些人不輕易給別人開書單，有些人則特別願意開書單，胡適就屬於後者。早在1920年，他就開了一份名為“中學國故叢書”的書單，列舉古籍31種，以備中學生閱讀。
1923年，胡適開出了自己一生中最著名的一份書單——“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胡敦元等四名清華學校學生即將赴外國留學，“很想在短時期中得著國故學的常識”，因此胡適為他們擬定了這份極其詳盡、共收入184種圖書的書目。
胡適很願意給青年開書單。
從數量上看，這份書目還是過於龐大了（要知道，僅《全唐詩》就有25冊，而《全唐詩》在這份書目裡只算“一種”），不符合“入門”“最低限度”的標準。
因此，《清華週刊》記者給胡適去信，希望他再作刪減。胡適從善如流，又擬了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從184種縮減到38種。
梁啟超嘲笑胡適的書單。
此事還有後續：梁啟超寫了一篇《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抨擊胡適這份書目“文不對題”。
“我最詫異的：胡君為什麼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裡頭有什麼《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豈非笑話？”
梁啟超進而嘲諷道：“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區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
梁啟超也把書單做成了書。
《國學入門要目及其讀法&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 2016-9
為此，梁啟超也開了一個“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分成五類，共計133種。考慮到所涉書目還是太多，“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讀”，梁啟超從中精選25種，稱為“最低限度之必讀書目”。
就實用性和有效性來說，“梁目”優於“胡目”。因為“胡目”僅列舉書目而不指明讀法，“梁目”則在每種書目下既有簡介，也附有讀法和參考書目。
如對《論語》《孟子》的簡介為“《論語》為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與相埒，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參考書目可讀朱熹的《四書集註》，“但其中有隨入宋儒理障處，宜分別觀之”。
而“胡目”與“梁目”之爭，比拼的既是見識、格局，更是誠意。一份有誠意的、真正為讀者度身定做的書單，才是好書單。
魯迅雖然不願意給青年開書單，但至友許壽裳的長子許世瑛考取清華大學國文系時，魯迅欣然給他開了一個書單。
在閱讀行為的背後
存在著一種權力關係
目前，我國每年出版約25萬種圖書，真正暢銷的、有話題關注度的書，可以說，不超過100種。
是出版機構、書店、媒體、自媒體、KOL、父母和老師等決定了哪些書能進入我們的視野：
出版機構每年出版數百種圖書，但只有重點項目（宣傳、營銷資源傾斜）才是他們希望讀者看到的；有影響力的媒體如《新京報書評週刊》，除了推出季度書選，還會在年底推出年終書選，即便自己旗下的書只進入100種初選名單，出版機構也與有榮焉；那些擅長“用媒體化操作的思路引導大眾”的新銳書店如單向空間杭州店，反套路地推出“滯銷榜”，成為讀者拍照發朋友圈的熱點；自媒體如新世相、KOL如“羅輯思維”的羅胖早就開始賣書了，他們賣的當然是經過挑選的書（沒有羅胖的大力推薦，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恐怕沒有那麼火爆）；而在體量巨大的童書、繪本市場，決定孩子讀什麼書的，是父母和老師。在閱讀行為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種權力關係。
央視每年的4.23讀書盛典，都會評選“中國好書”。
以出版機構為例，出版機構判斷一個選題可不可做，其實很多時候並沒有一個量化的標準，更多的是憑編輯的經驗、感覺，或曰“撞大運”。
此時，是否有重磅文學獎項的加持，就很關鍵了——而對很多中國讀者來說，諾貝爾文學獎是唯一重要的文學獎項，沒有之一。
這造就了某些出版機構選書視角的“諾貝爾化”：如果有可能，就搶先拿下諾獎預測榜單上最熱門的頭幾位作家；做不到的話，就選次熱門的，能進TOP10就意味著有戲；前十名都被搶走了，那就從國外各大媒體的權威榜單著手——比如《紐約時報》暢銷書榜。
《紐約時報》評選出的2018年十大好書。
出版機構如此迷信諾獎效應，是因為有不少成功例子表明，諾獎對圖書的銷售有著明顯的拉動作用：
譯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南非作家庫切的小說《恥》，2003年庫切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幾個月就賣出了近7萬冊；世紀文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旗下的出版品牌）2006年8月推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紅》，兩個月後帕慕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傳來，世紀文景當即決定《我的名字叫紅》加印1.5萬冊。
僅在京東圖書這個平臺，《我的名字叫紅》累計銷量超過40萬冊。
《我的名字叫紅》是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的經典名作。/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亞馬遜中國曾對2013年至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獲獎後其作品的銷售情況進行監控，結果也很驚人：
2013年的艾麗絲·門羅，她的作品在獲獎一個月後銷量比獲獎前一個月增長了近1500倍；2014年的帕特里克·莫迪亞諾、2015年的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相關數據則分別是增長240倍、增長近74倍。
增長的倍數越大，說明讀者對這些作家越好奇，換言之，也說明讀者對這些作家越不熟悉。如果沒有諾獎，誰會關注這些作家？
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發表獲獎演講。
書單沒有最好的
只有最合適的
即使是特別願意開書單的胡適，也這樣提醒讀者：“因為個人的見解不同，個性不同，各人所選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沒有多大的標準作用。”
但現狀是，有不少讀者喜歡照著書單來買書，尤其是專家的所謂權威、重磅推薦書單。如果把閱讀比作進食（給大腦提供必要的營養），這一類的讀者，他們知道應該吃點好的，但到什麼餐廳去吃、到了餐廳面對琳琅滿目的菜單又該怎麼選，他們無從下手，只好聽店家的，從推薦餐單或熱賣單品裡選，以此解決選擇困難症。
茫茫書海遇到一本對的書，真的不容易。
這其實是一種焦慮：既想讀點“有價值”的書，又想走捷徑，於是打著“權威”“必讀”旗號的書單，就成為拯救他們的“藥方”。
這世上沒有適合所有人的書單。對待書單的態度應該是這樣的：書單可供參考，但不能迷信；書單沒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適的。所以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一個人應該怎樣讀書？》裡是這樣建議的：“關於讀書方面，一個人能對另一個人所提出的唯一勸告就是：不必聽什麼勸告，只要遵循你自己的天性，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作出你自己的結論，就行了。”
如何閱讀一本書
作者: [美] 莫提默·J. 艾德勒 / 查爾斯·範多倫
《如何閱讀一本書》一書的作者莫提默·J.艾德勒、查爾斯·範多倫在附錄裡列了一份包含137種圖書的書單，他們對書單的態度，值得借鑑：
“這個書單很長，看起來有點難以消受。我們鼓勵你不要因為這個書單而覺得為難……最聰明的做法是從你最感興趣的書開始讀。我們已經說過許多次，主要的目標是要讀得好，而不是要讀得廣。如果一年當中你讀不了幾本書，其實不必覺得失望。書單上的書並不是要你在特定時間裡讀完的。這也不是非要讀完所有的書才算完成的挑戰。相反，這是一個你可以從容接受的邀請，只要你覺得很自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開始。”
愛看漫畫書，也沒啥丟人的。/ 電影《洛麗塔》
作家張佳瑋在知乎上分享如何找到好書的訣竅——按圖索驥法。
“一個無聊的習慣是，我信奉我所喜愛的寫作者們無意流露出的趣味，按圖索驥。從海明威那裡找到了龐德與菲茨傑拉德，從馬爾克斯那裡找到了胡安·盧爾福，從《紅樓夢》裡黛玉和湘雲聊天找到了王維，當然還有《西廂記》。從略薩那裡找到了科塔薩爾，從麥爾維爾的致敬中尋至霍桑，從羅素的《西方哲學史》裡摳搜出許多他當作談資的人名。”
智利聖地亞哥，公園裡的小圖書館。圖/unsplash
在知乎用戶“金渡江”看來，張佳瑋這段話可以作為“推薦算法”最初的起源。亞馬遜、豆瓣等平臺在大數據的基礎上得出暢銷書目、推薦書單（還真有人把豆瓣上高評分的圖書做成了一份巨大的推薦書單），而正如“金渡江”所說，“一個好的書單，必須超越豆瓣、亞馬遜的推薦算法”。
本文首發於《新週刊》第537期
✎作者 | 譚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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