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晉室南移之窘境
司馬睿以遠宗繼大統，皇權不振，只能依靠士族以維繫東晉政權。門閥士族此時亦需要司馬氏政權，於外，以保護其門戶利益不受南士的排斥與北方民族的侵害，保障其渡江後宗族的重建；於內，維持士族間彼此的平衡，以此保障朝堂和社會的穩定，鞏固自身利益。
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後，大批的流民亦向南遷徙，其往往被朝廷攔在長江以北，但也有一部分在未受攔截時到了江南地區的流民成了士族的僮客和兵源。統領流民的流民帥則為士族所用。士族專兵由是始。
晉元帝出於抗衡長江上游王敦強藩以及改變士族專兵局面的考慮而徵發淪為僮客的流民為兵。加上其欲以劉隗、刁協來制約強臣。皇權欲伸張，影響了門閥政治的平衡，損害了門閥士族的利益，故第一次王敦之亂起。
晉朝形勢
只是王敦欲移晉鼎而發起的第二次叛亂，不僅打破了皇權與士族之間的平衡，更打破了士族之間的平衡，故士族聯合皇權共擊之。
二、為什麼說郗鑑是被史官低估了的“國之柱石”？
“平衡的維持，穩定的取得，往往有賴於‘處其利而無心者’這樣的強臣。在少數這樣的強臣中，郗鑑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人”。
（一）“遂與帝謀滅敦”中郗鑑之謀究竟是什麼？
“郗鑑，高平金鄉人，漢獻帝時御史大夫郗慮玄孫。郗慮是經學大師鄭玄的弟子。……鑑‘博覽經籍’，‘以儒雅著’，……在兩晉之際，從時尚考慮，郗氏家族仕宦既不特別顯達，人物又不預揮塵談玄之流，……郗氏在士族階層中並不屬於很高的門第”。
但是，郗鑑通過江統與“王與馬，共天下”的奠定者東海王司馬越有過一定關係。晉室南渡時，郗鑑與宗族鄉黨千餘家保據嶧山，“受琅邪王司馬睿委署為兗州刺史，三年眾至數萬。以後，郗鑑被石勒侵逼，始輾轉南移”。所以郗鑑的當時的身份就很明確了，他是次等士族，亦是流民帥。
其次，晉元帝徵流民為兵的嘗試以失敗告終，不久便鬱鬱而終。郗鑑經紀瞻舉薦入居京都後，自不願置其部曲於不顧，使自己喪失可恃的實力。晉明帝司馬紹繼位之初便面臨王敦再叛的危機，朝廷勢弱，士族對王敦之事亦持觀望態度。在這樣的背景下，郗鑑“遂與帝謀滅敦”。
郗鑑
最後，郗鑑滅王敦之謀，內容如何，史籍雖無記載，但結合大量流民駐紮江北和郗鑑頻繁往來建康與合肥的史實，聯想郗鑑流民帥的身份，朝廷無兵可用的困難局面以及蘇峻、郭默等流民帥反差甚大的前後態度進行大膽推理，得出郗鑑之謀實是通過郗鑑徵發江淮流民和聯絡流民帥以平王敦之亂的結論。
（二）郗鑑的政治態度
王敦再叛時的東晉政治形勢非常微妙。當時與司馬氏共天下的是琅琊王氏，其代表人物王導、王敦，前者是明帝所令征討王敦、王含的大都督、假節，後者是欲移晉鼎的反賊。從政治立場上看，兩者勢不兩立，然而以臺中軍情告王含者也是王導。當時王導所統的宿衛六軍中的一部分又被晉明帝置於郗鑑都督從駕諸軍事之下。那麼，郗鑑與王導之間的關係就十分耐人尋味了。
在對周札的加贈問題上，郗鑑與王導針鋒相對。王導偏袒王敦，故欲為周札加贈，但郗鑑因周札為王敦開石頭城而堅決反對此事。此處，我們可以看出王導和郗鑑的不同立場，當時的士族無論門閥抑或寒門，其出於時代特性，無不將家族放在晉室之前，但在此前提下，王導實則是首鼠兩端，一面給王敦通風報信，一面征討王敦叛軍，儼然一副待價而沽之態，讓人不得不懷疑王敦之亂的背後，是否只是琅琊王氏內部自導自演的一場抬高身價，伺機尋求代鼎的政治投機，當然王敦之亂背後的默許勢力，絕不僅是王氏門閥自身，其代表的是想要“與司馬氏共天下”的所有門閥。但是郗鑑卻始終立足於忠於晉室的根本立場，其在朝堂上與軍伍中所做的抉擇，終究是以維護晉室統治與維持郗氏在京口的流民勢力為主的。
但忠於晉室，並不代表就要與琅琊王氏撕破臉，因為王導為主的琅琊王氏在民面上一直是晉室的第一支持者，甚至和琅琊王氏交好，有利於抬高自身家族的門第。於是郗鑑與王導的矛盾隨著王敦亂平而逐漸淡化，晉成帝幼年繼位，潁川庾氏憑藉外戚身份欲抬高門戶，打壓琅琊王氏。王導為維持門戶不墜，與高平郗氏聯姻。此事亦反映了郗鑑對琅琊王氏的態度並非敵對，但也不能就此解釋郗鑑在陶侃與庾亮佔上游重鎮欲廢王導時，堅決反對陶侃、庾亮之事。
王導末年憒憒為政（表面糊塗），其目的在於和輯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別是使庚、王之間相安無事。這與郗鑑的政治主張不謀而合，故郗鑑不僅兩次反對廢王之事，還幫助王導加強其在建康上游的防禦力量。但郗鑑在護衛王導的同時，也對晚年的王導進行嚴厲的批評以規其亂政。
晉朝北方形勢
東晉初年政局，三五年一大變，變則干戈擾攘，臺城丘墟。門閥士族之間，一族強則思壓倒他族。流民帥亦欲起兵謀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長此以往，江左抗胡政權，勢必土崩瓦解。所以郗鑑引流民帥以平王敦，助王導以抗衡陶侃、庚亮，得利者不僅在司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蘇峻亂平後，江左相對安定，無內戰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於淮漢，息斯民於江左，郗鑑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巨大的”。
那麼，結合郗鑑平王敦亂之謀、郗鑑與琅琊王氏的關係以及郗鑑在庾王矛盾和陶王矛盾之間的作用，得出郗鑑的政治主張是以支持晉室為前提，依恃京口重鎮以抗衡上游強藩，保持各門閥士族之間的平衡，進而維持東晉抗胡政權，以謀江左之和平。
（三）郗鑑的群體特性
究其根本，郗鑑的政治主張亦是多數門閥士族的政治主張。郗鑑自身也是士族，穩定的江左政權既是抵禦北方民族南下的屏障，也是僑姓士族維持政治特權，佔有田地山澤以鞏固宗族，發展自身門戶的保證。郗鑑作為流民帥，不僅和其他流民帥一樣庇護宗族同鄉的流民，也會為了保持自己的部曲而劫殺商旅等無辜之人。所以，筆者在簡述郗鑑對維持東晉百年統治的巨大功績的同時，也為讀者們分析郗鑑的群體特性，或者說郗鑑的階級侷限，使得讀者對郗鑑不至產生過於美化的印象，能夠儘可能全面、客觀地瞭解郗鑑這個歷史人物。
三、郗鑑如何通過對京口重鎮的經營得以維持東晉門閥政治
郗鑑作為個體對東晉政治格局的影響隨著郗鑑、王導和庾亮三人的相繼去世而逐漸淡去，但郗鑑留下的政治遺產——京口重鎮的影響卻終晉一朝從未消散。
田餘慶先生對京口的優勢從地緣政治和地理位置的角度進行了詳盡地分析。
首先，郗鑑在蘇峻之亂中，提出了“靜鎮京口”的戰略，即依託京口，開闢京口以南至三吳的東方戰場以切斷叛軍的補給線。自古建康內戰，總會開闢東方戰場以搶佔戰略後方——三吳，而有心人亦在三吳待時而動，影響建康的局勢。
其次，京口是會稽到建康交通線的樞紐，大宗物資的轉運必須經過京口。
最後，京口因地處偏遠的東隅和北靠寬四十里的長江而免於胡騎侵擾，同時京口又接近北土中原，故吸引了大批流民和士族。
京口吸引流民，而流民可以組成軍隊。京口又密邇三吳，可以獲取三吳的糧秣。這兩點使得京口形成具有特殊作用的重鎮，影響著東晉的朝局。
晉朝生活
京口作為重鎮對東晉的朝局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郗鑑的經營則使得京口對東晉政局起著積極的穩定作用。田餘慶先生通過研究郗氏家族在京口的影響論證了這一點。
除了郗鑑本人在咸和元年（326年）至鹹康五年（339年）這十三年間對京口的直接影響外，接替郗鑑的郗鑑部將蔡謨以及任江北兗州刺史的郗鑑侄子郗邁都對京口的穩定做出了貢獻。這裡說的“京口的穩定”是指繼承郗鑑維持門閥政治平衡的政治理念，以京口重鎮支持、屏衛建康，震懾上游強藩，抵禦胡騎、海寇侵擾，控制三吳。京口流民亦多承郗鑑恩德，故郗氏家族在這一帶的潛在勢力，歷久不衰，直到太和四年（369年），桓溫逼走郗愔。有了郗氏在京口四十三年的支配，這才有了東晉門閥政治七十年的穩定局面。
東晉末年，劉裕憑京口北府兵得移晉祚，此後更以子弟、宗室把控京口。因此，在皇權政治迴歸的劉宋，京口的特殊地位逐漸淡化。但這也更說明了郗鑑在皇權政治的變態時期，為東晉內部各種錯綜複雜勢力的平衡，尤其是長江上游的藩鎮與中下游的中樞之間的軍勢平衡和朝堂之上各門閥與新進門閥之間的平衡，做出了獨一無二的貢獻。
京口北固山
四、郗鑑努力的實質以及郗鑑的個體特性
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的主旨就是“東晉門閥政治的本質是皇權政治的變態，並且這種變態的門閥政治隨著皇權的迴歸會逐漸消散”。本文意在介紹東晉初年內亂迭起的政局，是怎樣在郗鑑的斡旋處置之下逐漸安定下來的，並且郗鑑的努力對東晉政局的發展有些什麼影響。但透過這些歷史表象，我們就能看到東晉門閥政治能夠維持的原因，是士族專兵和皇權不振。郗鑑維持局面的方法實際上就是維護司馬氏皇權的存在以維持穩定局面和抑制過分強大的士族門戶以絕覬覦。
出身儒學門戶的郗鑑憑其清望，與門閥士族無甚聯繫和不甚優越的門望成為了士族之間調停彼此，維持平衡的代表。應變將略雖非其所長，但他憑著戰略性的奇謀異策引流民帥入京，得平王敦之亂；經營京口重鎮，以保東晉七十年穩定。正因為郗鑑不操其柄，無競於朝，所以能夠久任於京口。建康鎖鑰在手，卻“處其利而無心”，所以能夠“善始令終而無損墜之虞”。
故，筆者稱，郗鑑當得“國之柱石”之名。
參考文獻：
1、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
2、（梁）沈約，《宋史·武帝紀》。
3、（唐）房玄齡，《晉書·郗鑑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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