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在假新聞的製造與傳播背後——武漢保衛戰:從錯失戰機、慘烈退守到逆轉反攻(四)

在假新聞的製造與傳播背後……

——武漢保衛戰:從錯失戰機、慘烈退守到逆轉反攻(四)

正在準備這一篇時,接到好幾個朋友的電話,主要說我文章分析的確有一定道理。但由於文章已產生相當影響,而現在就此次疫情的病毒來源及中國是否瞞報因之影響了世界的問題,美國一部分政客正在攻擊中國。因此,這個時候再深挖問題、追究責任,是否反而幫助了外人。

總結和解決好各自的問題 既是幫助自己也是幫助世界

我說不會。關於12月份地方政府的瞞報問題,先前的文章及相關媒體都已有完整敘述。我下面要寫的則是1月份開始及以後的事。此次疫情,自從國家衛健委12月30日夜裡從網上獲悉後,連夜組織工作組和中疾控專家隨行。第二天近中午到達後,簡單聽取了情況彙報,當即對武漢方面表示,不必等衛健委人到齊做完調研後再提出意見,而是應馬上先將當地掌握的情況,在媒體公開發布,讓國內外立即知曉這裡發生了什麼情況。這樣才有31日午後13:38分,武漢市衛健委的公開通報及國內外各家媒體的跟進報道。可以說,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是與世界一樣,同步接受到了疫情信息。


華生:在假新聞的製造與傳播背後——武漢保衛戰:從錯失戰機、慘烈退守到逆轉反攻(四)

後來,在1月22日上午國家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當有人提出中國政府對疫情是否存在瞞報情況時,國家衛健委衛生應急辦公室主任許樹強專門回應:“我們高度重視信息公開,信息公開十分重要”。他同時披露,在疫情發生後,武漢市衛健委12月31日的首份疫情通報就是在國家衛健委的指導下發布的。當時國家衛健委工作組午後的工作尚未開始,武漢衛健委就在13:38分發布疫情信息,所說的指導就是要求湖北和武漢方面立即公佈他們已掌握的疫情詳細信息。

實際上,國家衛健委工作組初步瞭解情況後,應不晚於1月2日即節後一上班,就向國務院作了彙報。這樣才會有我國外交部發言人介紹,中國政府從1月3日起就開始向美國等國家和國際組織多次通報疫情情況。 1月8日,國家衛健委正式宣佈確認新型冠狀病毒為此次疫情的病原體。1月12日,中國疾控中心與世界衛生組織和各國分享病毒全基因序列。 1月20日,國家衛健委的高級別專家組召開記者見面會,明確宣佈中國的疫情已經發生了人傳人現象。1月23日,中國宣佈武漢封城。而此時,西方發達國家包括美國還普遍未發現或確診首例病人。此外,從1月24日起,武漢市金銀潭醫院等單位的醫生和專家陸續在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上發表文章,介紹冠狀病毒的病情發展和臨床特徵。特別是1月29日由國家衛健委組織我國一批優秀科學家所撰寫、發表在世界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的文章,用當時所能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回溯性總結了我國疫情防控和新冠病毒病情發展擴散的過程,不遮醜不護短,使國際同行分享了我們對新冠病毒早期傳染動態發展的詳盡介紹與分析,受到了國際上的普遍肯定和讚揚。

當然,中國提供的疫情情況再全面,教訓再深刻,經驗再豐富,也不可能替代各個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對病毒及疫情的認識和判斷,更不可能替代每個國家在各自特定的約束條件下的實踐探索。當時,國內有很多人還懷疑中國政府及學界向國外比向國內提供了更多的信息。現在國外疫情發展了,國際上有些人又開始懷疑我們向他們提供了更少和不充分的信息。其實這兩者都是並無根據的猜疑。

另外,從時間序列上看,絕大多數國家疫情的輸入和發展,基本都是在中國的新冠病毒疫情控制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效之後。不少與中國人員交流頻繁、往來密切的鄰近國家和地區,疫情輸入的最早,但是他們由於警惕性比較高,又採取了適合自己國情和區情的應對措施,現在疫情控制普遍比較好,而且花費的成本和代價也較小,許多做法也有值得我們今後借鑑和學習的地方。由此可見,面對新冠病毒這種人類的共同威脅,國家之間應當加強溝通和合作,指責別人並無助於解決自己的問題,更不能製造和傳播陰謀論去加深彼此的隔閡和矛盾。

至於每個國家內部,有官員或地方政府,信息披露有問題甚至謊報瞞報,我們看到各個國家的媒體上對此都有討論爭論、深挖和追責,這都是很正常很健康的現象。正如我們在這個“武漢保衛戰”系列的第一篇就開宗明義指出,一國疫情的發展並不全是體制機制問題,有科學和主觀認識問題,也有特定的人的問題,而且往往是各種問題攪合在一起,所以顯得錯綜複雜。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湖北和武漢在前期防控工作中的嚴重問題”,深刻總結經驗教訓,反思體制機制缺陷、短板,都是為了找到找準針對性的解決辦法。至於對違法違紀者進行追責,目的也是以儆效尤,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何來負作用之有?這些年來,黨和國家大力開展反腐糾風工作,揭露和暴露了許多令人觸目驚心的腐敗,顯著遏制了黨內政府內的經濟腐敗現象,難道這也要找時機,也是負能量,也幫助了國外的反對派?實際上,今天我們在經濟反腐取得很大成效的基礎上,以這次疫情得失總結為契機,清理如湖北和武漢方面暴露出來的,其他不少地方和領域也不同程度存在的,不說真話說假話、兩面人之類政治生態上的腐敗和體制機制的弊病。這正是我們自己強身健體、弘揚正能量,從而立於不敗之地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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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覆盤武漢保衛戰的題目,上文我們談到一個“深喉”引發的冤案時,講到由於追查“深喉”未果,武漢與湖北方面又急需殺雞儆猴,封住眾人特別是醫護人員之口。因此強行使用也在他們一元化領導下的武漢公安名義,發了一個誤錯很多的闢謠通報。這已經讓人瞠目結舌。如果再進一步,現在你獲悉,除了這個消息的上半部分即關於謠言描述部分,牽強附會,問題很多,而且其下半部分即所謂“公安機關已經調查核實,已傳喚8名違法人員,並依法進行了處理”本身,也基本屬於子虛烏有,並不存在。你會相信,你敢相信嗎?

就如本系列開始的第一篇所說,堂堂中國的國家衛健委並非接到武漢或湖北的報告,而是靠下屬工作人員半夜從網上獲悉的武漢疫情消息一樣,當你從最初的震驚,匪夷所思而難以置信,到最後不能不接受這一顯然越來越真切的事實,那麼,你看了本文之後,也會看到不僅所謂的案情,而且辦案本身也可說並不存在。對我之前文章中所說,湖北和武漢的那批主事人與責任人,“並非偶然和無意犯錯,而是蓄意為之”,他們“大權在握”,“不擇手段,毫無法律道德底線”的判斷,你是否也會有同感呢?

下面讓我們來看證據與事實。

子虛烏有的傳喚8名違法人員與依法處理

現在我們來追溯,截止到1月1日17:38分發布這個消息時,到底都是誰被傳喚和處理了呢?

先說人們公認、影響最大,被大家譽為“吹哨第一人”的李文亮醫生。據多家媒體報道,他是在12月31日凌晨1:30分就被叫到武漢市衛健委被盤查,白天上班後又多次被醫院監察科叫去進一步追查,並被要求寫了對不實消息外傳的反思。但是,據李文亮自己的微博及相關媒體採訪報道,那是“1月3日,公安局找到我並簽了訓誡書”。李文亮上傳的“訓誡書”上,日期寫的也是1月3日。

因此,很顯然,李文亮醫生不可能在這1月1日公告所說的“傳喚”和“依法處理”的8個人之內。

其次,說自己不是“吹哨人”,而是“發哨子的人”,即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醫生。據《人物》週刊報道,她說的那句“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是不是?”的名言,讓全國人民見識了武漢女人的豪爽。《人物》週刊還報道說, “艾芬曾拿到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察訓誡的醫生”。“1月1日晚上11點46分 ,醫院監察科科長給我發了條消息,讓我第二天早上過去一下”。“之後的約談,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好像整個武漢市發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個人破壞了”。但是她也明確的說“實際上我沒有被公安局訓誡”。

顯然,艾芬醫生被醫院約談都起始於1月2日,又根本未被公安傳喚,當然也不會在1月1日公告傳喚的8 人之列。

再看另一名被認為“吹哨人”的武漢協和醫院腫瘤中心主治醫生謝琳卡。據《財新網》報道,謝琳卡醫生也是在12月30日晚20點43分 ,在該腫瘤中心微信群裡發消息稱,在華南海鮮市場“發生了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類似非典)”,要“大家注意戴口罩和通風”,稱其消息來源於“我傳染病院的師妹發在我們同門群裡的消息”。“謝琳卡的遭遇和李文亮類似,這一信息被人截圖並廣泛轉發,而且沒有隱去她的名字。很快就有人找到了謝琳卡,並詢問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謝琳卡說,“元旦過後,大約1月3日的她接到了武漢了警方打來的電話,態度比較客氣,沒有處分,沒有訓誡,就是口頭教育,警示了我一下,讓醫生不要傳播不實信息”。

自然,謝琳卡醫生也不屬於消息所稱1月1日被傳喚處理的8個人。

最後一名我們現已知的“吹哨人”,是武漢紅會醫院的劉文醫生,還是據《財新網》報道,劉文醫生12月30日晚19時39分 ,在“協和紅會神內”發消息稱,“剛剛二醫院後湖院區確診一例冠狀感染性病毒肺炎,也許華南周邊會隔離”,“SARS基本確定,護士妹妹們別出去晃了”。劉文的警示也被實名截圖轉了出去,成為另一名有據可查的“預警者”。劉文12月31日就被醫院相關部門約談。“元旦當天晚上值班,下了夜班接到電話就通知我去了”。“應該是2號前後,因我1號一整天都在上班”。劉文回憶,“他在1月2日前後被警方電話通知叫去了派出所,警察向他詢問了消息來源、事情經過,並形成了書面記錄,而後根據警方要求逐頁簽字並按下手印。劉文稱警察沒有特意為難,都是按程序辦事,他自己也並不害怕。因為‘沒有做錯事’”。劉文回答《財新》記者時還明確表示,他在派出所只簽了筆錄,沒有籤“訓誡書”。

因此,劉文醫生元旦白天上了一天班,晚上又值班,下了夜班去派出所,只能是1月2日。他也不可能歸入1月1日被傳喚處理的8個人。

看來迄今為止,媒體和網友們挖掘的“預警者”,全都不是1月1日傍晚“平安武漢”消息中所傳喚、處理的人。那麼,合乎邏輯的推論是,在1月1日傍晚,武漢公安應當認為這些醫生在沒有官方消息的情況下,在同行微信群交流根本沒有違法。若衛健委系統認為這有錯,他們自己教育提醒就可以了。在法治教育深入的今天,公安不能隨便傳訊沒有違法的人,因而不願執行。但是,下命令的一定是市公安的上級,而且這些下令的人要的是公安傳喚、處理違法人的消息。只要用你市公安局的官方賬號發了消息,應該怎麼辦你們自然明白。所以,無論你怎麼去執行,只要在你們那兒發了消息,下命令的人也就可以向湖北或武漢的主政官員們交差了。這樣,我們才看到這個極為奇特的現象,即消息在“平安武漢”發出,而武漢公安並無任何行動。直到兩天後,估計在有關上級檢查催促下,才做了點彌補工作。

當然,從邏輯的完整性來說,也還存在另一種即使很小,但也不能絕對排除的可能,那就是,武漢公安確實傳喚和處理了不是這4個醫生的另外8個最初的“吹哨人”,只是不僅公安從來秘而不宣,而且這8人看到輿論轉向、自己的第一吹哨人角色被別人佔據,也都心甘情願地不作一聲。照此邏輯,李文亮醫生等人則只能是被武漢公安傳喚、處罰的第二批或之後,而且應當是數量更大的“違法人”(否則不會第一批8個人一個也找不到,後面一下就冒出4名),並且市公安也突然閉嘴,不再發布。以至湖北和武漢方面,明知全國人民和媒體都搞錯了對象,後來讚揚和肯定了根本不是首批“吹哨人”的醫生,也不予澄清,甚至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也全都被武漢和湖北方面誤導。最後中央也認為李文亮是最早最知名的預警者,所以批准在因新型冠狀病毒殉職的眾多醫護人員中,特別為他一個人派了監察部調查組,如此等等。但是,從武漢公安後來刪帖以及對幾位醫生的從輕發落乃至打個電話或電話也不打來看,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這也是武漢和湖北方面最不會做的事情——消息已經發了,威懾目的達到了,再壓著公安去處理更多的人,特別是專業醫生,既毫無必要且只會引來麻煩。因此,做這種沒有任何好處而又涉嫌欺騙全國人民直至中央的事,幾乎沒有可能性。

但不管怎樣,武漢和湖北的主事人,通過一番運作,總算拿到了他們需要的消息,下一步的傳播放大,顯然就不困難。須知一天前的一個地方消息混搭一個關於國家衛健委的失實消息,都能毫無阻礙地通過湖北記者站上央視新聞頻道。這個在元旦、春節期間闢謠、治謠,保證社會穩定的消息,無疑政治正確,傳播沒有問題。

主流媒體從業者對假新聞傳播的責任與教訓

因此,“平安武漢”1月1日17:38分發出這個闢謠消息,12分鐘後,當地政府的官網“長江網”即於17:50分發布。3分鐘後,北京的《新京報》17:53分跟進。在權威的中央媒體中,也許看到前一日央視湖北記者站(站長王涵親自領銜寫稿)搶到了由武漢和湖北方面獨家提供的報道,這一次《人民日報》也不再落後,於18:25分在官方微博轉發這一消息,結果好評如潮,很快就有近2萬條點贊,可見當時歡度元旦假日、喜迎春節的民眾對打擊造謠生事,維護社會祥和氣氛還是很支持的。新華社的官方微博“新華視點”則在20:44分轉發,記者為新華社湖北記者站記者廖君及馮國棟。在這麼多媒體包括央媒都報道了消息的情況下,央視新聞臺這次則姍姍來遲,直至1月2日中午11:40分才在“新聞直播間”欄目中待主要新聞播完後的“其他消息”中播出。但是,由於電視是畫面播報,受眾面廣量大,所以大家記住的反而都是央視廣播的這一消息。

湖北和武漢方面於12月31日發出的關於沒有人傳人和一天後打擊造謠者的消息,後來都為疫情的發展所推翻,但湖北和武漢方面並未作出更正,更沒有認錯。這種情況,導致了人們對政府官方消息和主流媒體的不信任和疏離感的增加。1月21日上午,也就是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剛剛在1月20日宣佈了新冠肺炎肯定人傳人之後,就有人敏感的提出了這個糾錯的問題。

首先是公眾號“行走中的生命”,於21日上午發佈了《向八名“謠言”發佈者致敬》的文章,半日內就獲得10萬+的閱讀量。文章雖然很快被刪除,但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21日午後13:40分,《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從正面提出了這個問題。在微博上,他懇切建議武漢公安重新開展調查,“我認為我們的政府需要有這樣的勇氣。實事求是,認真防錯糾錯,與公眾交心、只會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和民眾的支持”。下午15:08分,胡錫進再發微博,繼續婉轉規勸武漢方面,大意說當時有當時的認識,今天有今天的情況,因而今天“重新定義”這一案件很有必要,也未必意味著全盤否定當初的認識。

也許由於胡錫進不尋常的背景身份(《環球時報》為《人民日報》下屬的一家很有影響的報紙),當晚20:04分,胡錫進再發微博,稱“武漢市有關人士剛剛給老胡打來電話”,一是說“當時是把那8位市民請過來調查,過程非常友好客氣,那8位市民沒有一個被拘留、被處罰”。二是說,當時“大多數人沒想到疫情後來會發展的這樣嚴峻,社會情緒的穩定是官方當時的優先考慮。他表示,現在大家都投入到了‘武漢保衛戰’中”。言外之意是此事誰也沒錯,沒有產生什麼後果,過去的就別提了,一切向前看吧。

正如我們前面分析推斷的,並經與胡錫進先生本人核實,這位儼然全權代表了武漢公安發言解釋的人,並非公安幹警,而是武漢方面的一個官員。而且此人顯然不瞭解訓誡書之類的事,不能解釋12月31號下午武漢衛健委的官方消息發佈後,為何還有8個人出來造謠?且此事為武漢公安查獲後,還要趕在元旦假日這天傳喚8人到案進行違法處理,以便傍晚趕著發消息,這就根本不可能氣氛“非常友好客氣”。試問,哪個普通百姓被公安傳喚警示,回去之後不是多少天都心情鬱悶不爽、難以解脫?公安若非是大案要案,又怎麼會自己元旦假日不休息,也讓別人過不好?這真是一旦謊話說開了頭,就怎麼也圓不起來了。

到了1月28、29日,隨著疫情的發展和民眾呼聲的高漲,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對武漢8位散佈謠言者一案作出表態,實際上是為這8人平反、恢復名譽。這應當是非常不尋常和高度權威的。

然而,鑑於此時全國公安幹警、特別是武漢公安已經長期堅守在抗疫支援的前線,在極為危險和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默默苦戰,為國家為人民做出了極大的努力和奉獻犧牲,既忍辱負重、顧全大局,嚴格遵守組織紀律,又完成了組織上交辦的各項工作任務。此時卻要被迫背鍋認錯,當然會相當的委屈和不甘不願。武漢與湖北方面的主事人、責任人,利用這種錯綜複雜的局面,強用武漢公安名義,繼續在1月29日下午作出回應辯解,罕見地表示不服“兩高”及各方面的批評。

綜上可見,武漢與湖北方面的主事人、責任人,為了達到自己威懾、封口的目的,膽大妄為,實在令人無比震驚。

2月7日凌晨,李文亮醫生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後,經醫治無效,最終不幸離世。這使人們淤積的情緒再也按捺不住,從而形成井噴式的巨大輿情。幸而中央迅速及時回應民意。2月7日中午13:02分,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網站發佈消息,“經中央批准,國家監察委員會決定派出調查組赴湖北省武漢市,就群眾反映的涉及李文亮醫生的有關問題做全面調查”。同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發表文章,向李文亮醫生表示沉痛哀悼。

2月7日下午15:06分,胡錫進再次在環球網發文稱“武漢市的確欠對李文亮的一個道歉”。“武漢和湖北的主官們也欠對湖北和全國人民的一個鄭重道歉”。他認為,“不能把責任都推到警察的頭上”,“武漢的主官們怎麼就不能在這個時候採取主動姿態,不僅還李文亮一個公道,而且主動解開讓無數人感到難受的那個心結呢?他們作為官員的擔當精神去了哪了?”他認為“武漢市官方就應該坦然承認當初搞錯了,迅速還李文亮等8人一個公道”。“如果在十幾天之前,他們勇於擔責那樣做了,那麼同樣是抗擊疫情,同樣是面臨諸多困難,很多人在心理上會好受得多,輿論從昨天到今天大概也就不會有那麼悲憤了”。“人民群眾是惹不得的,誰惹了人民群眾,最終都會付出代價”。應當說,胡總編的其他不少觀點,筆者並不能苟同,但他這次提前做出的反覆警醒之詞,確實是用心良苦,一語中的。

實際上,正是湖北與武漢的這批主政官員一手製造的問題並拒不認錯的劣行,導致了這種有害於黨、國家和人民的惡果,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導致了各種矛頭指向中國科學界,指向政府乃至中央的各種陰謀論的盛行。

但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平時大講政治意識、大講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的湖北及武漢的主政官員們,此時不僅毫無擔當,而且樂於躲在一旁,甚至明引暗指,讓別人包括領導機關躺著挨箭中槍。這充分說明,他們平時口口聲聲光鮮的政治口號和忠誠宣誓,都是言不由衷、媚上暪上欺上的假話和謊言。實際上,只要與他們自己的政治安全與身家性命相矛盾相牴觸,他們會毫不猶豫地立即出賣他們所發誓忠誠的目標和對象。這種政治上的兩面人對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的危害,真是無以為甚!

另外要提到的是,現在有不少人也回過來聲討幾家央媒駐湖北分社或記者站的領導和記者,如指責他們當時為何跟風發消息,為何在事情已經明朗後,仍不出來認錯道歉。我倒覺得我們也不必用很高的道德標準去苛求。他們如此做,也有他們的難處和苦處。他們中許多人也是在抗疫過程中,冒著風險不顧勞累,奔波於一線。作為央媒的省級分社或記者站,在政治正確的大氣候下,既有政治要求和組織紀律約束,又有工作業績考核和同行間的激烈競爭。平時的工作離不開地方支持,許多人也已在地方安家落戶,幫助地方宣傳揚名既是工作也有自身利益需要,這些並不是完全沒有可以理解之處。

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不說,國家通訊社也好,黨報也好,央視也好,頭上的光環讓人們普遍認為代表著中央的精神、上面的意思。黨媒是中央的喉舌,不是地方的喉舌。在我們的特色體制中,他們既是中央下達精神指示的渠道,也是向中央上傳國情民意的窗口。武漢疫情發展日益嚴重,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包括醫護人員身陷困境險境危境,主政官員們越來越脫離群眾任性亂為,人們自然要問,這些真實情況他們向人民報告了多少?向中央反映了多少?

須知我們黨創立近100年來,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從來不是為自己的榮華富貴、權力地位,而是代代相傳為謀求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幸福,克服千難萬險,總結吸取了多少血的教訓方有今天。我們可愛的人民歷經艱苦磨難,任勞任怨不離不棄,辛勤努力不懈奮鬥,才在改革開放之後,剛剛過上了越來越舒心的好日子。這些駐守各地、肩負重任的新聞工作者,怎麼就不知道珍惜這萬分來之不易的寶貴成果,堅守說真話不說假話的底線,多少盡一份自己作為新聞人的本分呢?

特別要知道,這些人與衛健委不同,與公安也不同,他們是北京的中央各媒體總部直接領導的幹部,實行的是垂直管理體制。這種安排用意,就是要他們擺脫地方主義的羈絆,站在中央、整個國家、全體人民的角度,識大體、顧大局,而不是要他們僅僅成為地方的傳聲筒、吹鼓手。況且,他們是黨和人民的新聞工作者,不是新聞快遞員,只要不拆封,不散包,原封不動把別人的貨送到就好。真實是新聞的靈魂,真情是中央正確決策的基礎,真話是黨和人民對他們的期待。地方政府和若干官員發的消息,明明與事實不符,明明根本不可能,明明他們有調查瞭解乃至列席地方重要內部會議的特權,有著其他人難以奢望的工作條件與便利,但他們竟然如此翫忽職守、麻木不仁,他們的再多辛苦勞累,對黨何用?於人民何益?這難道還不值得所有的新聞工作者認真吸取教訓、深刻反思嗎?!

由於湖北和武漢的這些主政官員們,還要在接下來的武漢抗疫保衛戰中仍然佔據前線作戰的主要權力,影響乃至左右武漢保衛戰相當長的進程,因此,在進入更加縱深也更加複雜的階段之前,我們還需要停下來花一點篇幅,來專門回答很多人心中一個始終不解的疑團:這些人究竟圖什麼?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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