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伊朗高原的商人
公元3世纪，中国正处于三国鼎立的历史时期，魏蜀吴三国兵戈相向，战争不休，而在中原大地上狼烟四起的时候，遥远的伊朗高原上则出现了统一王国——萨珊王朝（226-651）（从《魏书》开始，中国就开始使用“波斯”这个名称，所以萨珊王朝也被称为“萨珊波斯”）。
波斯以西，是与其争雄的罗马帝国，以东则是与其联姻言和的突厥，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波斯往东通向中国内地的道路十分通畅，以至于在公元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这段时间里，波斯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当频繁而深入。
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北魏时期，波斯曾经多次派遣使团来和中国通好，《魏书》当中就记载了10个到达了北魏的波斯使团，前5次到了北魏的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5次到达的是洛阳（494年北魏迁都于此）。举一个更加直观的例子，当时北魏的洛阳城里有相当多的波斯商人，其人数可能甚至比今天洛阳城内的伊朗友人都要多。
器物的传入
魏晋南北朝时期，波斯使者们的脚步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北魏，而是通过陆路继续往南，深入到南朝。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波斯人从西域途径吐谷浑（今青海一带），南下益州到达四川，然后再溯长江而下，到达建康（今南京）。梁武帝（萧衍，南梁政权的建立者）年间，就有波斯使者前来进贡，献上“佛牙”（一般指释迦牟尼佛的牙齿舍利）和地方特产。
除了史料记载之外，出土的文物同样可以证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波斯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波斯文物中，数量最多的应该是波斯的银币。1959年5月，在中国最西部的县份——乌恰县西面深山的古道中，修路工人们发现了13根金条、947枚波斯银币，这947枚银币全部属于萨珊波斯时期。
萨珊波斯银币
如果只是在中国西部地区发现这些银币，其实也无法说明什么，但令人惊奇的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往东，在新疆的库车、吐鲁番，再往东到宁夏、内蒙古、陕西，一直到河南等省区，都出土过萨珊银币。当时的萨珊波斯的银币是一种国际货币，广泛流通于东欧、中亚之间，而在公元六七世纪，还在中国河西地区通用。《隋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北周时期，“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也就是说，当时河西地区通用的是西域的金银币，北周是不禁止的。
通过丝绸之路，波斯人不仅为中原带来了银币，还有玻璃器。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的玻璃器的纹饰研究和化学成分分析，学界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玻璃器皿，基本上就是伊朗的萨珊玻璃。
萨珊琉璃碗
顺便一提，日本也同样出土了萨珊玻璃器皿，比如在日本奈良县的古坟中就出土过波斯萨珊的刻花玻璃碗，针对这种情况，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日本的萨珊玻璃器皿应该都是通过中国传入的。
工艺的传入
与波斯人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诸多十分重要的工艺，比如“锤揲”。所谓的“锤揲”，是指用锤敲打金、银块，使之延伸展开成片状，再按要求打造成各种器形和纹饰。
用锤揲法制成的银器
考古人员曾在河北景县考察了一座年代在6世纪中期的墓葬，并在这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瓷樽。这件瓷器的表面上印有不同的花纹和纹饰，而这种花纹和纹饰是模仿金属器皿锤揲工艺的。换句话说，从西方传来的，原本用于金属器皿上的锤揲工艺，在中国，居然被用在了瓷器装饰上。
技艺的引入，自然也会引起相关产业的一系列变革。根据文献记载，中国在很早就有了玻璃器，但当时普遍采用的是传统的模铸法，即把玻璃液融化以后浇在模子里面，类似于青铜器的制作方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传统的方法逐渐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从西方传入的吹制法。根据《魏书》记载，从西方而来的人十分擅长制作五色琉璃，他们在制作玻璃器皿时，“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从西方传入的玻璃器皿以及制造技术，一步一步把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冲垮了。
如果只是波斯单方面的向中原地区传播他们的文化，那么这就只能称为是文化输出，而非文化交流，但事实上，通过考古调查发现，波斯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确是双向的。
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织锦上面的花纹样式大多是山、云、禽兽纹，但在吐鲁番阿斯塔纳，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座六世纪中叶的墓葬，其中发现的织锦几乎没有上述几种纹饰，取而代之的是成对的禽兽以及植物纹样（狮子、单峰骆驼、莲花、忍冬等），这些原本是中亚、西亚和佛教艺术当中非常常见的风格，却出现在中原所织成的织锦上。很多学者判断，这应该是中原地区为了外销而专门设计的，而波斯，就是外销的对象之一。
传统忍冬纹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波斯之间的文化交流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魏晋南北朝绝非只是所谓的“乱世”，它更是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繁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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