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舉國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國內的疫情已經呈現了緩和的趨勢。這場給全國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的戰鬥，已經看到了勝利的曙光。在境外日新增確診病例已連續多天超過中國的情形下，我們取得的成績顯得尤為可貴。 這讓世界既感嘆我們國家為防治疫情做做出的努力，又充分的展示了我國的衛生防治體系的優越。我國的衛生防疫制度是一種紮根於基層，以“預防為主”、“面向工農兵”為原則的全國性統籌醫療制度。這項理論起源於英國，最早有美國社會醫學家蘭安生創立，經蘭安生的學生中國醫學家陳志潛先生廣泛實踐的制度。最終在新中國建國後被迅速推廣，在防治傳染病，提高人均壽命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而當我們回首，發現這項理論在其誕生地——西方的英國和美國，卻從沒有將其真正的付諸實際過，就不得不讓人感慨萬千。
而說到我們國家獨特的衛生防疫制度，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對中國乃至世界醫療影響深遠的名字——協和。面對疫情，我們依仗的衛生防疫體系，就是在那裡從理論走向現實，從北京城內一塊幾萬人的衛生示範區，走向新中國的每個角落。在國人自己的視角，中國的近代史（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後），是我們吸收外來的科學思想改造自身的歷史，若是以外來者的視角，又何嘗不是西方的思想者嘗試著將自身的理論和思想傳遞進中國的歷史。在這過程中，東西方思想的碰撞，綿延了整個近現代，最終塑造出了適用於近現代中國的理論體系。
協和醫學院的誕生
- “協和”的由來
“協和”一詞最早為union的雅意，最初的意思是西方傳教士和慈善機構在中國為了適應清末民初的實際環境創造的一種特殊的醫療模式。當時的中國在經歷了“庚子國難”後，國家權威跌落到了最低點，傳教士沒有了來自中國官方的阻礙，紛紛離開沿海的口岸，深入到了內陸鄉村。在那裡，面對著鄉土、宗族等思想十分都嚴重的鄉村社會，傳教士能夠打開局面的最好武器莫過於現代醫學—在治病救人的過程中改變鄉村居民對基督教的認識。在這其中一大批教會醫院應運而生，從數據上看，儘管最早的教會醫院在中國設立於鴉片戰爭之前，但是1900年庚子國難後的發展最為迅速，堪稱是如雨後春筍一般短短几十年就超過了之前幾十年發展的規模。
最早的現代醫學與西方傳教士密不可分
進入二十世紀，帶有明顯新教色彩的“社會福音派”成為了在中國開設教會醫院的主流。這一派的不同於傳統的基督教派，帶有很濃厚的社會服務性。傳統的基督教派認為行醫、教育、慈善都是傳教的工具，必須在以傳教為目的的前提下展開。但是社會福音派的觀點恰恰相反，其主張社會服務本身就是踐行信仰的方式，不需要強調傳教，行醫的目的就是行醫本身。在這樣的主張影響下，中國的醫療事業開始逐漸同教會脫離。但是伴隨著現代醫學的推廣，困難也變得越來越多。那時在中國廣大內陸地區既無公共衛生的概念，也不接受現代護理的思想。大多數人對於現代醫學的診療方式十分抗拒。病人的家屬不願意讓護士去照顧病人，固執的要求把剛剛做完手術的患者帶回家中。
期末民初著名的胡美醫生，接受過完整西方醫學教育的他用診脈給患者安慰
這樣的環境下，醫院的建立、醫療設施的推廣以及人才的培養都需要依仗於大企業和慈善基金會的支持，在這過程中，聯合各個教會和基金會的資源，制定統一標準、統一調配資金的“協和”方式就應運而生了。不只在北京，在全國範圍內還包括福州協和醫學院、華西協和醫學院等等。協和模式在很長時間裡幾乎覆蓋了三分之一的現代醫療資源，最早的北京協和醫院也並不是現在我們所能到的那所設施齊備的現代醫療大學，而是由英美在北京的五個教會為了統一管理而合作開辦的“協和醫學堂”。截止到清廷覆滅，民國初肇，中國的現代醫療已經走完了第一個階段的歷程，開始了從被動吸收西方現代醫學理念，到“吸收與自我研發並進”的新階段的轉變。
-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禮物
改變的契機同樣是來自大洋的彼岸，美國的洛克菲勒家族正為其在醫學和現代衛生方面的理想，向全世界投資。自1901年起，這個壟斷美國煤油行業的超級富豪累計向全世界的醫學事業捐款八億美元，考慮通貨膨脹，相當於現在的百億。在洛克菲勒家族的基金會設立之初，這個從未與遠東世界有過任何交集的家族就展現出了對中國濃厚的興趣。1914年，在基金會成立的第二年， 洛克菲勒基金會就對於在中國建立醫療項目進行了為期兩天的“中國會議”，會議上洛克菲勒二世毫不掩飾自己對在中國開展醫療公益事業的興趣。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掌門人，洛克菲勒二世與北洋總理徐世昌會面。
大會剛一結束，一支成員包括了芝加哥大學哈里校長，哈佛大學醫學院畢寶德教授在內的高規格考察團，先後三次對中國的醫療狀況進行詳細的考察。考察團不僅確定了洛克菲勒基金會將投入巨資接管協和醫學堂，還明確了他們為協和醫學教育設立的極高的標準——
“目標是建立一個與歐洲、美洲同樣好的醫學院，具有優秀的教師隊伍，裝備優良的實驗室，高水平的教學醫院和護士學校。”在最開始的設計裡，洛氏基金會的目的就不是簡單在中國拷貝一所美國大學。他們希望通過“嚴格的學生入選標準、外人豔羨的資金背景、殘酷的逐年級淘汰制度、獨特的醫學教育方法，最先進的外部設施、待遇優厚的薪資”等等這些當時所能達到的世界最高標準，建立一所獨一無二的大學。甚至要超過他在美國的姊妹校，同為洛克菲勒資助的享譽世界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
如今的北京協和醫院 不知不覺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
- 奢侈的象牙塔
基於如此定位的協和醫院，在創辦就顯示出自己和當時中國社會的格格不入。1915年，基金會花費近30萬美元購買了北京協和醫學堂的地產和比鄰的豫王莊園，總面積達到了150畝。設計師也先後兩次更換，最終著名的設計師哈里胡塞所提交的方案不僅滿足了一所現代醫科大學極其配套附屬醫院的全部設施，還應洛克菲勒本人的要求力求做到“中西合璧”。宮殿式的外部造型，遍佈門廊的彩繪，潔白的大理石平臺，在大部分國人還在為溫飽發愁的民國中華大地，協和以一所醫學院所能達到的奢華之極，展示著基金會在創辦之初就急切的希望以此為古老的東方世界樹立標杆的野心。歷時四年，這座遠東地區最考究的醫學院才終於落成，最終一座擁有包括十四座大樓、自行配備發電廠、飲水廠等配套設施的校園，總花費超過了八百萬美金。
彙集了各界名流的開學典禮
協和醫院最初的“傲慢”還不僅如此，其創辦的第一年，就世界範圍內招募明師，在其先後聘請了七十多名高水平的外籍教授中，不乏芝加哥大學、哈佛醫學院之類的名校教授。然而如此強大的師資力量，每年的招生計劃僅有五十人，很多年份中，還會因為招生水平沒有達到標準而縮減名額。不僅如此，其長達八年的獨特教育模式也廣受詬病，期間還會對學生進行嚴格的考核和淘汰，大多數年份裡，只有三分之二的學生可以堅持到畢業。學業繁重的同時，協和為學生的提供的生活也堪稱奢侈。不僅食宿條件優越，還會有專人為學生洗衣、疊被。在上世界二十年代的中國，協和就已經為配備了專門健身房、網球場和滑冰場。這樣是一所與國家氣質截然不同的“貴族”式學校。加之巨大的開銷和極少畢業人數，不得不讓人對於協和模式會對中國帶來多大的幫助產生懷疑。
裝備無影燈和X光的協和手術室，這樣的設施在一百年前是十分奢侈的
寬敞整潔的病房，很難相信這時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
協和模式走向全國
- 蘭安生模式的嘗試
在各種非議中，轉變悄然間已經發生。說到協和的醫學從貴族向大眾的轉變，就不得不提到蘭安生先生。這位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的傳教士之子，在美國拿到了博士學位，於協和創立後的第二年到協和任教，從此他在中國工作了十七年，為中國帶來了當時在全世界也屬於最前沿領域的公共衛生學。此時世界範圍內，公共醫療剛剛起步，英國於1919年設立了衛生部，通過將基層的醫療點和地方醫療設施中心、區域裡的教學醫院進行統一安排，使得轄區內的所有居民都能享受到基礎醫療服務。蘭安生先生作為一名激進的實幹家，剛一到協和就計劃著，在中國推行比英國更加完備的“國家醫療”制度。即便廣受非議，他也堅定的執行自己的計劃。在授課上，蘭安生先生為學生帶來了不一樣的醫學角度——
“首先可以爭取在疾病產生之前就加以控制。其次，預防疾病的措施一旦在某一區域某一人群中實施，會比以單個病人為治療對象的“臨床醫學”更有效率。”
這一觀點，比之於單純追求技術進步的校園醫學，更為當時的所需要。
蘭安生所創立的衛生示範區的公共護士們
1925年在蘭安生先生的不懈努力下，終於在北京城內建立起來涵蓋了數萬人的衛生示範區。在衛生示範區內，既可以為學生提供公共衛生方面的現場教學，又可以通過基層保健、衛生管理、社會服務等手段，提供給普通市民更好的醫療服務。“衛生示範區”的主要工作是數十名“公共衛生護士”完成的，這些公共衛生護士是蘭安生先生的首創。他設想可以通過不間斷地流動式家庭訪問，使治療過程變成一種常態行為。每名護士在自己劃定的區域內定期家訪。凡區域內居民需要藥品，或者需要進一步檢查、複查及考慮住院等，都有護士到家訪視予以解決。衛生示範區還配有專門的檔案室，每個家庭的就診記錄和以往病史都會被收入檔案，大大提升了就診時的效率。在蘭安生模式下的“公共衛生護士”不僅僅是現在意義下的護士，她們還受過完整的醫學教育，需要承擔起現在類似全科醫生的職責。
在衛生示範區內，護士把每個病人按病情輕重分級處理，對待特殊病人，如急性傳染病患者也可以馬上採取措，進行隔離和消毒措施。公共護士們還要承擔起醫學科普、小病小傷的處理，接種育苗，以及母嬰健康等一系列醫療事務，成為連接醫療資源和患者的橋樑。
協和醫院的實習醫生為衛生示範區的孩子們接種疫苗
- 紮根基層的陳志潛模式
蘭安生先生的模式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第一衛生示範區的傳染病死亡率和預期壽命都取得了顯著的改觀。但是，這樣的模式對於當時的中國來說，實在是過於超前。其能在北京幾萬人的區域內實行，也是基於協和醫院的人才便利和數百萬美元的投入。而他的學生陳志潛，最終將老師的理論思想加以改良，探索出了更適合中國廣袤農村的衛生體系之路。
被譽為中國社區醫療之父的陳志潛先生
1932年，協和畢業的陳志潛受到蘭安生先生的鼓舞，同樣踏上了公共衛生事業這條路。不同的是他的試驗田不在北京城內，而是來到了在當時的中國最具有代表性的農業縣城，河北省定縣。在那裡40萬人口，80%是文盲，全縣一所中學，每人年均收入50元，每年的醫藥費約3角。整個縣城只有兩名醫生且極端缺醫少藥，平均死亡率高達3.5%左右，新生兒死亡率誇張的接近三分之一。如何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實際努力幫助廣大普通民眾呢？陳志潛經過了充分調研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定縣中國最早的赤腳醫生
陳志潛的解決方案是以縣為單位的三級醫療模式。首先從當地村莊中挖掘本地村民，招募一些本村的兼職衛生員。他們作為當地人最容易被鄉民接納，作為兼職人員所需的費用也十分低廉。陳志潛為每個鄉村衛生員進行10天的簡單培訓，教會他們一些最基本的打針用藥。陳志潛還設計了一種保健箱，裡面配有護膚霜、眼膏劑、蓖麻油、甘汞片、阿司匹林和碳酸氫鈉，這些藥物都是“便宜、安全、有效、必要”。還有處理積極處理外傷的剪刀、繃帶，以及疫苗接種設備。一個急救包的成本僅僅是3美元，就可以保障大部分日常健康緊急需求。在陳志潛的設計中，這是第一層醫療體系。鄉村衛生員還要負責簡單記錄村裡的出生人數、死亡人數、死亡原因，這些數據會被彙總起來，成為規劃醫療資源以及預判傳染病的重要參考數據。
陳志潛先生首創的保健箱成為在全國範圍被推廣，成為了全國的同行標準
第二級是在鄉村衛生員以上設立的鄉保健所，每個鄉聘用一名全職醫生，由他們負責對病人的初步診療。必要時再將病人轉送縣城醫院，減少向縣城醫院派送病人的壓力。並且還可以成為縣城醫院管理衛生員的媒介，監督和管理鄉村衛生員。這樣第三層的縣城醫院就可以集中力量處理疑難雜症，還可以根據彙總的數據制定鄉村醫療方案。
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的鄉村衛生員
陳志潛的三級醫療制度時刻考慮的就是成本，在他的精心設計下，定縣的三級醫療網基本滿足了民眾的醫療需求，並且整個醫療網覆蓋下的維護成本也十分低廉，成為了經濟欠發達地區推廣醫療的最可行方式。一直到七八十年代，東南亞的很多國家為鄉村醫生配備衛生箱，所採用的藥物還和陳志潛當年選擇的大致類似。民國事情，國家積貧積弱，為民眾帶來了深刻的苦難。三十年代，天花在中國爆發，1934年，華北地區又發生了嚴重霍亂疫情。儘管毗鄰疫區，由於推廣了三級醫療體系，定縣幾乎沒有受到任何衝擊。
建國初期鄉村女醫生，“陳志潛模式”成為了保護人民群眾健康的堅盾
儘管從蘭安生到陳志潛，協和探尋的公共衛生模式被證實行之有效，在世界範圍也是廣受認可。世界衛生組織評價，在陳志潛模式創立之後，公共衛生領域已經沒有什麼新內容需要添加的。但是在舊社會，奢望國家能有將這種模式向全國推廣的組織能力，幾乎是天方夜譚。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後，陳定潛模式才得到了廣泛運用。到了五十年代，國家又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的提出了“愛國衛生運動”，在特殊時期組件防疫隊集中進行疾病防治。至此，幾個世紀來一直困擾中國人民的很多種傳染病都成為了歷史，中國的醫療事業開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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