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什么是智慧城市，它和智能城市、数字城市甚至城市信息化到底是什么关系？
某个城市
这些概念总会不时地引起争论。概念并不重要，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造出十倍百倍的概念，为混乱的大厦添砖加瓦。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名字就有点重要了，就像给孩子起名字，姓表示孩子是谁的（所有权），名表示对他/她的期望（谁主导）。概念或称之为标准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达成共识，虽然谁都知道，在日趋复杂的社会里达成共识并不容易，形成广泛的共识就更加困难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理解智慧城市必须跳出智慧城市的窠臼，业内人士总是强调“智慧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似乎是个筐，什么都能装。请站的再高一些，用用历史和哲学，和它们比，智慧城市不过是“一花一世界”。无论干什么，人的认识总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愿意埋头走路，有人愿意仰望星空，有人关注what，有人关注how。风水轮流转，近代以来，影响世界的源头在西方不在东方。柏拉图认为有个理念的原型世界，所以要正心诚意，而亚里士多德坚持要格物致知。
两位辛苦
近代欧洲的两位代表人物，一位是英国的弗朗西斯·培根，为了呼应当年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Organum），写了本《新工具》（Novum Organum），人应当怎样认识世界呢？要破除心灵的四种假象：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靠实验和经验日积月累地认识世界。开了经验主义的先河，这种哲学上的经验主义，投射到政治上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和光荣革命，谁也不比谁高明，吵吵闹闹地治理国家；投射到法律上就是英美法系，惯例法判案，看看以前怎么判，这次大概也怎么判；投射到文学上就是现实主义，历尽艰辛总该没毛病的大团圆了吧？不行，有瑕疵，因为现实原本如此。但培根是精英性和贵族性的，他的作品还是沿用了拉丁文写作。
另一位是法国的勒内·笛卡尔，躺在床上写了本《谈谈方法》（Discours de la Méthode），在人们用那飘忽不定、脆弱不堪的经验认识世界之前，还是先用理性好好地分析和思考，找到世界应当是什么，开了理性主义的先河，这种哲学上的理性主义，投射到政治上就是三权分立和法国大革命，自认为想清楚了世界应当是什么的那一批人很多成为雅各宾派；投射到法律上就是大陆法系（罗马法系），成文法判案，既然一大块地盘上有这么多队伍，谁的惯例是标准呢，还是沿用自然法吧，写成条文遵守就行了；投射到文学上就是浪漫主义，乱乱哄哄一番总会有瑕疵闹掰了吧？不会，没毛病，因为世界可以如此。笛卡尔的作品是带有启蒙性和大众性的，他的作品打破了拉丁文惯例，用了法语口语。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早有滥觞，如何看待智慧城市，难道就没有这样的分歧了吗？
鲁迅先生
忙于各种预测的专家们成功而巧妙地避开了各种数学公式，感叹技术的非线性进步，愤恨那帮coder们怎么就不能实现那个功能，他们眼里的智慧城市基本属于理科生对文科的习惯抵触和谨慎悲观。
忙于代码中的工程师们嘲笑外界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或恐慌，迷惑于CPU中的高低电平和大脑中的神经元到底有什么相同之处，他们眼里的智慧城市基本属于文科生对理科的指手画脚和盲目乐观。
熟练于复杂系统分析的人，过于了解系统的复杂性和协同性，他们眼里的城市就像个突然涌现的生命，希望出现智慧城市，他们可能更愿意看凯文·凯利的《失控》《科技想要什么》……
沉湎于工程项目建设的人，过于熟悉机器的几何性和电气性，他们眼里的城市就像个更加复杂的机器，希望出现智能城市，他们或许更愿意看亚瑟·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和刘慈欣的《三体》……
这也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别，前者为将现实投射到理想，把机器喻成生命，渴望解放自身，后者为将理想拖拽进现实，把生命喻作机器，希望通晓原理。
在智慧城市“提升市民满意度和获得感”方面，前者强调建立制度，而后者希望多谈谈市民的权利义务。
在智慧城市的建设重点上，前者希望搞好顶层设计，后者希望落实应用场景。
在智慧城市“试点”方向，前者希望法国式的变革，后者希望英国式的渐进。
那么，还有没有智慧城市中的儒家派、墨家派、道家派和法家派……？恐怕一直有，古老不代表过时，星际航行能办月票的那一天，也不妨碍自行车遍地跑，这是个分层演化的问题。
所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辩论，认准了干就行，剩下的请留给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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