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为了挽救北宋中期的社危机，要弄清楚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关系，先了解北宋的基本国策。北宋建立，宋太祖就确立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四大国策：政治上强化皇权，经济上不抑制兼并，军事上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思想上尊儒崇理。加强中央集权的积极作用是防止了封建割据的出现，消除了封建政治的三大祸患：权臣之祸、外戚之祸、宦官之祸，消极作用是种下了北宋财政困难和国力虚弱的祸根。
到北宋中期社会矛盾加深，出现了三大危机，即民生危机、财政危机和民族危机。
1、民生危机就是指民众的日子难过，出现了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司马光描述当时的情况：“糟糠不克腹”。
2、财政危机有“三冗”：
“冗官”：加强中央集权，造成官员增多，到宋仁宗时，官员“十倍于国初”，大多数官员是低劣无能之辈。“冗兵”：宋仁宗时总兵力125.9万，其中禁军82.6万，厢军（不参加作战的老弱之兵）。“冗费”：官多、兵多，开支大，加上皇室生活奢侈，“造成国用无几”的财政危机。
3、民族危机。由于宋朝实行重用文臣压抑武将，防止军人捣乱，尽管有上百万训练有素的禁军，但是，不能正常的发挥战斗力，而且常常用文官充当武帅，结果往往是：“运筹于深宫，自败于千里之外”，北宋中期，北方的契丹，西北的党项加紧了对中原的骚扰。
同时，阶级矛盾尖锐，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农民和士兵起义风起云涌。
在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前，北宋面临两条路的决策，一是等着亡国，二是改弦更张，恢复元气。北宋中期主张变法的人很多，有司马光、文彦博、范仲淹、王安石等，变法主张在一定程度变成变法实践是范仲淹和王安石，可以说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是王安石的熙宁变法的前奏和序幕。
王安石变法目的是富国强兵。具体内容有10项：青苗法、募役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景器法（监）。十项新法中，前六项为“理财”，后四项为“整军”，目的是“富国强兵”。同时，还在科举造才方面有些新措施。
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另一派当朝官员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对青苗法收息、募役法收钱，反对最甚，变法期间先是王安石得势，在守旧派的反对下，宋神宗多次动摇，王安石被罢相二次。神宗死后，哲宗继位，保守的高太后主政，尽废新法，重用司马光为相。在1086年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去世了。
史学家漆侠著《王安石变法》，书中王安石被定为法家，获前所未有的殊荣，司马光成了儒家。司马光和王安石二人的纷争，不属于个人恩怨，应该归结到南北士大夫的不同政治主张上。我们考察双方相关人士的籍贯就知道了：
王安石一方：
王安石 杭州（今江西临州）
吕惠卿 泉州（今福建泉州）
章惊 建州（今江西建瓯）
曾布 建昌（今江西南城）
再看反变法者的籍贯：
司马光 陕州复县（今属山西）
文彦博 汾州（今山西汾阳）
韩琦 相州（今河南安阳）
富弼 河南（今河南洛阳）
两派的南北阵线很分明，这绝对不是巧合，司马光曾对宋神宗说过他与王安石政是不同的原因：“臣与安石南北异乡，用舍异道”（郡氏闻见录十一），已经 提问题 ：“南北异乡”是“用舍异道”的原因所在。哲宗“元庆更化”，压王安石一派，重用司马光，“元庆君子”全是北方人，说明在宋代这种南北界限是人所共知的。
另外，二人的性格不同，王安石固执急躁，要矫世变俗；司马光志成持重，自比人参“病未甚时可用也，病甚则非能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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