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1735年10月18 日），乾隆帝御极天下之始就发下了这样一个日后让他万分后悔的誓言。康熙执政六十一年，莫说在清朝，即使在中国历朝历代也是世所罕有的。或许当初，乾隆只是向天下禀明自己将追随皇祖康熙德政之决心，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真的有这么一天可以超越皇祖。

他真的没有多想，只管奋步向前。

1747至1749年的大小金川之战、1755年的平定准噶尔达瓦齐部之战、1755至1757年的平定准噶尔阿穆尔撒纳之战、1758年的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1762至1769年的清缅战争、1771至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1786至1788年平定台湾林爽文叛乱、1788至1789年的安南之役、1790至1792年两次征战廓尔喀。

这战绩真是辉煌灿烂，可奋步也终会止步。数十年间弹指过，转眼间，一个志在天下的少年已是垂垂老矣。眼看执政六十年期限已到：

那么，当初的话还作数吗？一件可以掌控天下万物的东西真的说放就能放下吗？

乾隆翻看着史书，唐玄宗回朝后被迫搬至冷落的西内，孤苦老去；宋孝宗苦思儿子，至死未得相见；明英宗被释回国，幽禁南宫；宋徽宗京城失守，真正成了金人的阶下之囚。这都是成为太上皇的悲惨例子啊，可····自己一生志比秦皇汉武，又怎能说话不算话呢？

若能两全其美的话······，乾隆绝顶聪明，他做到了。嘉庆元年正月初一（1796 年 2 月 9 日），太和殿举行了帝位授受大典，乾隆帝庄重地将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帝之宝，授给了匍匐在其脚下的皇太子—颙琰。

那么一位皇帝、一位太上皇，两只老虎是如何在大清国内和谐共存的呢？

嘉庆帝

第一：乾隆在位之时即做出对太上皇权、皇权的分配

为了避免过多削弱其现有的皇权，又可以保证政权向嘉靖的平稳过渡，乾隆六十年十月十八日（1795 年11月28日），乾隆帝对皇权进行了初步的分配。

1.礼制：太上皇为尊，皇上次之

礼制的众多方面都表现了乾隆对嘉庆的压制。太上皇谕旨称为敕旨，仍用“朕”字称呼，恭遇太上皇庆节，称万万寿，嗣皇帝（嘉庆）庆节，称万寿。

若呈奏请旨，那么凡遇天、祖等字高四格抬写，太上皇帝高三格抬写，皇帝高二格抬写。

嗣皇帝登基后，应请太上皇帝敕旨，册立皇后。

如果有筵宴，由各该衙门循例奏请嗣皇帝，而后嗣皇帝再恭奉太上皇帝亲御筵座，嗣皇帝一旁侍坐。

皇家的礼仪不同于民间，礼制的规定是与人的政治地位是息息相关的，永高一层的礼仪规制，是清楚地告之天下，真正的一国之君还是乾隆帝。

但毕竟乾隆年事已高，力有不逮，所以乾隆帝将祭祀和主持典礼的皇权下放于嘉庆帝。

“丙辰年恭遇大祀，由各该衙门具题，嗣皇帝亲诣行礼。其中祀小祀，应行分别亲诣恭代之，俱循照向例题请。”

这虽不是实际权力，但敬天、法祖对于传统社会来说那是头等大事，所以这是乾隆对嘉庆地位的一种承认与肯定。

乾隆

2.行政：乾隆紧抓高级官员的任命

“陛见文武大员及新授道府以上，具折恭请太上皇恩训。”

如果嘉庆皇帝要授命或废黜四品以上大员，还要听取太上皇的恩训。换句话说，我乾隆要直接掌控国家四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升迁废黜，你嘉庆不能自作主张。这是乾隆成为太上皇后行政权的主要体现。

当然，为了培养嘉庆皇帝成为一名合格的帝国继承人，乾隆将考试命题权力、题本的批阅和四品以下低级官员的任命权完全支给了嘉庆，并告诫嘉庆必须“勤政”，如有下臣之折即使通宵达旦也一定要批阅完毕。

这里我们着重要说题本，题本属官方文书，由军机处向臣下发布，内容涉及国家的大政方针，嘉庆帝正是由此了解了国家的行政大端，政府的运行机制，可见嘉庆帝并不完全是一个侍游侍宴的傀儡皇帝，但不得不承认，在乾隆帝训政的岁月里，下放的皇权只得到了有限的发挥，实质的皇权，乾隆帝始终紧握在手，一刻都未放松。

题本

第二、乾隆真正禅位后，一边以“训诫”进行“示威“，一边仍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和珅

“训诫”是乾隆对自己太上皇权的“宣传手段”，毕竟在官员们心中、在老百姓心中，实际的统治者一直以来都是“皇上”，大清开国可没有太上皇，更别谈太上皇掌权。所以乾隆为了改变官员心中固有的印象，必须经常“训诫”！

在嘉庆帝继位礼成之后，乾隆颁布的继位诏书公布天下，里面有这样一条“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从未倦勤，不敢自逸。”意思正如以上权力分配中所述，核心皇权必须由我乾隆掌控。

其后乾隆在各个场合多次对臣下进行了宣布，虽然归政，仍可训诫。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一日（1796年1月10日），乾隆帝宣布：“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奏缮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其奏对著称太上皇。”

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796年2月5日），敕谕琉球国世孙尚温曰：“至朕传位后，凡军国大政，及交涉外藩事件，朕仍训示嗣皇帝，一切锡赉绥怀，悉循恒典。”

嘉庆元年元月，乾隆帝于圆明园山高水长阁召见朝鲜、安南、暹罗等国使臣时，更是宣敕旨曰：“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来办。”

除了训诫，乾隆的“示威”还表现在其他一些地方。

其一，仍居养心殿。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乾隆帝即下令修葺宁寿宫作为自己传位后的优游颐养之所，而退位后，乾隆帝并未徙居宁寿宫，在其有限的余生中，始终占据着本应属于嘉庆帝宵旰寝兴的养心殿。

养心殿

其二，重用“二皇帝”和珅。

虽然和珅被历史定义为贪官，但其能力却是毋庸置疑，否则又如何能成为乾隆至死都在倚重的唯一大臣？若仅凭逢迎媚上，我想是绝不可能的。

在乾隆禅位之后，和珅的地位不降反升：嘉庆元年（1796 年），和珅调任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兼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嘉庆二年（1797 年），命其管理刑部，仍兼理户部。同年八月，大学士阿桂去世，和珅升任首辅。嘉庆三年（1798 年），晋封公爵。

和珅

不降反升，究其原因，作者认为：

其一，和珅最善揣摩乾隆之意。归政后的太上皇，已到耄耄之年，口齿也愈来愈不清楚，只有长期伴在他身边的和珅，方能揣度出太上皇的心思。《春冰室野乘》记载：一日早朝后，太上皇传嘉庆与和珅觐见，乾隆喃喃自语，嘉庆细听竟然不能听懂，而和珅却能领会乾隆的意思。嘉庆震惊之余，深感惶恐，和珅日后只需自称所传系乾隆之言，举朝必然畏服，嘉庆帝也须奉命。

其二，归政后的乾隆帝，虽容貌气力看似从前，但健忘之症明显加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此时的乾隆帝，时常用过早膳后，又命太监传早膳，搞得左右侍御狼狈不堪。

虽精力不如往昔，但乾隆帝不愿就此退出政治舞台。为了在精力衰疲时，仍可掌控住权力，乾隆帝需要一个能体其意图，贯其旨意之人，和珅无疑是最佳人选，二十多年的君臣情谊，和珅取得了太上皇的绝对信任。从此承旨书谕，皆由和珅一手经理。可以说，

和珅在成为乾隆“替身”之后，几乎满朝事事都可以插手，甚至不请示嘉靖就加以施行。

嘉庆三年的春天，嘉庆帝曾发布上谕，决定冬季举行大阅典礼。和珅在其上谕颁布后，鼓动乾隆帝下达了一个与嘉庆帝上谕相悖的谕旨，称：“现在川东北教匪虽将次剿除完竣，但健锐营、火器营官兵尚未撤回，本年大阅著行停止。”

此外，和珅还下令，凡各省督抚奏事，奏折需写两份，正本送给皇帝，副本送军机处，有事先“关白”。副本送军机处，实为送给和珅，有事先“关白”，即事先通气，以在皇帝查办前先销赃灭迹，逃脱惩罚。和珅的职权早已超出了军机大臣的承旨权。

那么，对于乾隆及和珅的做法，嘉靖是如何表现的呢？

和珅的职权早已超越了军机处

三、嘉庆：以孝为先，处处恭敬，乾隆身死，一举歼“敌”

嘉庆对于乾隆，并不能完全归于“隐忍”，自满清入关以来，尤其注重汉文化的学习，其中“百善孝为先”一直是诸朝历代谨奉之言。嘉庆耳濡目染，且即使乾隆成为太上皇后仍独掌大权，但事事都能体现出对嘉庆的培养，正如上述，嘉庆并不是一个整天侍陪的傀儡皇帝，他也拥有一定的权力。而且乾隆日衰，嘉庆明白乾隆日不久矣，所以嘉庆对于乾隆处处恭敬，处处以奉养为先，有没有不满，有，但是十分有限。

他真正不满的是和珅。和珅即使是代太上皇行事，但毕竟是臣子，明清以来，皇权专制高度加强。和珅稍有越轨之处就必定引起嘉庆的不满，更遑论不是“稍有”了。乾隆日衰，和珅却位及人臣，独断专行，嘉庆担心自己的皇权会在乾隆去世之后得到架空，所以才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乾隆去世的第二天就查办了和珅。

之前，由于乾隆的回护，嘉庆只能“隐忍”，暗中积蓄自己的力量。他对于和珅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故作姿态，麻痹和珅。和珅派吴省兰以录诗草为命，暗中监视嘉庆帝。嘉庆帝深知和珅其意，所以总是风花雪月，借以迷惑和珅。自即位以来，嘉庆帝对政事不加以过问，每逢有事需奏请太上皇时，即托和珅代为传达。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嘉庆帝以“唯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以对。

对于和珅的专擅跋扈，嘉庆帝始终处于默许状态，从不横加干涉。

其二，表示以后要重用和珅，使其放松警惕。“和珅之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一国之君的嘉庆帝亦同样对和珅忍让恭敬，致其身边人不满，嘉庆帝解释道：“朕方倚相公理四海事，汝等何可轻也？”表示亲政后要依靠和珅处理军国大事。

正是如此，和珅沾沾自喜，以为为自己找到了退路，没成想第二天就随先帝爷去了。

和珅在乾隆去世第二天便锒铛入狱

四、总结

事实证明，一山也能容二虎。嘉庆事事隐忍正是其中的关键。而乾隆晚年的掌权，却给这位年轻的帝王留下了重重的危机，盛极而衰的种种特征已逐渐显现。

和历朝中期的统治者相同，嘉庆帝面临着几乎每代中期统治者相同的困境，吏治腐败、土地兼并、军务废弛等问题，更为要紧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统治阶级凭借着手中的政治、经济特权，大量攫取社会财富，皇族、贵族、官僚阶级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地方上的大地主、大商人同样挥金如土，特别是盐商，“扬州盐务，竞相奢丽。婚嫁丧葬，堂室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

在衰败之势愈显后，嘉庆帝只是在现有体制上对问题进行了改善性。并没有出现如北宋王安石、明朝张居正的改革之举。嘉庆帝的不作为，实改无可改，清朝时中国封建制度已臻于完善，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清除官员在贯彻制度时产生的弊端。历史证明，失败的改革将会导致社会危机加剧，加速中衰之势。

可以说，清帝国的由盛转衰，不是一个王朝的衰落，而是封建体制的没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乾嘉父子两代演出的权力交接的具体细节只是使那种潜在趋势表现更为生动、形象、直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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