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王小波《黃金時代》的藝術價值

小說的故事背景是政治高壓統治的時代，這個時代中，權利高度集中。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個體的一切都被迫放棄，個人領域、個體主體性被無限剝奪，性因其本身具有的神秘而深層的色彩受到了嚴重的壓制。另外，壓制導致反抗，於是這種反抗註定是扭曲的。對於性的壓制與反抗糾纏在一起，形成更加令人玩味的故事。

王小波一個起始出發點就是對性的追問，並進而延伸到相關的時代以至於整個歷史意識，並且，通過這一出發點，完成關於生命與存在的本質思考。所以在作品中，性既是核心事件，也是核心話題。王小波所做的是推翻了這種禁忌的意識形態本身，還性以生命中本來的坦然、樸素的面目。性在這部小說裡，真正成為一種和吃飯喝水一樣樸素平常的事情。而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平常化，並不是一種氾濫的前提。它只是對籠罩這一問題的所有曖昧意識，以及浸透在這些曖昧的意識中久遠的、深厚的、複雜的意識形態的祛除。作為生命的本能，性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與基礎。

《黃金時代》中，從討論陳清揚是不是“破鞋”為開端，開啟了王二和陳清揚的性愛。王二以“偉大友誼”之名，一步步成功地引導了陳清揚。他對性愛的宣揚程度之高，卻並沒有像抒情詩般的誇張，相反，他清楚適可而止的必要性，並加以戲謔和調侃，使小說從語言風格到敘事情節都充滿了令人會心一笑的喜劇風格和黑色幽默。另外，在王爾德交代材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後山上時，王二的板帶被綁在陳清揚的腰上，板帶上掛著刀子，陳清揚腳上只穿了一雙高筒雨靴，除此之外，一絲不掛。此情此景很容易讓人想到伊甸園的亞當夏娃。但作者讓他的想象在最適於抒情或展開的地方展開，語調一轉，及時打住。這顯然是作家有意追求的敘事風格。

小說的開篇令人匪夷所思———是關於陳清揚是不是“破鞋”的一場討論。這樣一本正經的討論，是對社會群體的常規意識的一種強烈衝擊。“破鞋”這個詞語極具侮辱性。與這個詞所賦予的侮辱性相對應，因為它本身所具有的低等含義又決定了“破鞋”這個詞不能進入到人們正式的討論環節中。王小波的《黃金時代》作為一本出版物，讓這本小說的讀者看到，作者在這裡並沒有規避這個詞侮辱性的一面，相反的，他在小說中大大宣揚“破鞋”這個詞，敘述者消解了這個詞本身的貶義意味，將其中性化，並在整個小說中反覆出現。《黃金時代》以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開篇，重構了故事敘述的話語方。對於年輕漂亮的女主人公來說，人們加之以如此的罪名，與其說是一種莫須有的定罪，不如說是集體潛意識裡的一種慾望的流露。對其“破鞋”罪名認定中隱含的邏輯，恰恰是對生命慾望的肯定。對壓抑扭曲的心理慾望的解密貫穿在整個小說中。小說後文中王陳二人被審查、寫交代材料、出鬥爭差等都是對這種心理的集中展現。

起初寫交代材料時，王二把材料寫得言簡意賅。領導反覆要求他重寫，添加細節。直到他把交代材料寫得生動詳實，富有文學色彩，並且人人都愛看的時候，領導們才滿意。“我後來和我們學校人事科長關係不錯。他說當人事幹部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看到別人寫的交代材料。我想他說的包括了我寫的交代材料。我以為我的交代材料最有文采。因為我寫這些材料時住在招待所，沒有別的事可幹，就像專業作家一樣。”男主人公王二通過文字的描繪滿足上級領導們的窺視心理。

而從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知青們是這麼出鬥爭差的:“當地有一種傳統的娛樂活動，就是鬥破鞋。到了農忙時，大家都很累。隊長說，今晚上娛樂一下，鬥鬥破鞋。”我們這一車是歷史反革命、賊、走資派、搞破鞋的等等，敵我矛盾人民內部矛盾都有。幹完了活到邊境上鬥爭一臺，以便鞏固政治邊防。出這種差公家管飯，武裝民兵押著蹲在地上吃。吃完了我和陳清揚倚著拖拉機站著，過來一幫老婆娘，對她品頭論足。結論是她真白，難怪搞破鞋。”女主人公陳清揚以自身的出場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無處宣洩的慾望。在這裡，即便是代表著集權正統的領導和群眾們，都對“鬥破鞋”這種飽含“性”暗示的活動，有著變態的積極態度。與其說是每一個人都將壓抑的“性”以一種畸形的方式釋放，毋寧說是每一個人被壓抑的自我意識的釋放。這種釋放在這裡得到了最形象的揭示和最充分的解釋。

王二以一種正經的方式，揭示出了陳清揚被指為“破鞋”的背後的邏輯，並且正經八百地向她提議按照此思維，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破鞋”。這段看似合理的邏輯推理實則充滿了荒謬，從而演繹出結論的荒謬，而這正是由邏輯本身的前提的荒謬性所導致。但是這種荒謬，已深入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給個體帶來了無法言說和申訴的痛苦災難。王二理直氣壯地將這種荒謬的推理放進看似合理的推理中，將這種邏輯的荒謬演繹到極點。作者對這一切荒謬假裝不知，在這個基礎上十分正經地推論，最後得出荒唐的結論，以此對開始處無理的指正進行顛覆。這樣一種反諷將黑色幽默包裹在一本正經的敘述中，是主人公王二的風格，也是《黃金時代》的重要風格之一。

《黃金時代》以其獨特的故事視角和敘事邏輯，揭示了那個動盪激昂的紅色時代裡普通底層小人物的命運悲歡，不僅使諸種荒謬無理徹底暴露，而且對這種種盛行於世的謊言背後的深層意識進行了揭露。更不可忽視的是，作品運用了大量的隱喻和象徵，以各種各樣的與性相關的話題反諷著荒唐的現實，側面展示出那個時代人們不敢說以及說不出真相的真實原因。這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具有改變我們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小說不僅使性的話題迴歸樸素平常的生活，將性與年輕的生命力的基本特徵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還使性成為生命個體存在感的標誌符號。由於北京知青慰問團的到來，隊長連同其他人企圖證明王二的不存在，掩蓋知青被打的事實。而王二偏要證明自己的個體存在性。“事實上，我的存在乃是不爭的事實。我就為這一點鑽了牛角尖。為了驗證這不爭的事實，慰問團來的那一天，我從山上奔了下去，來到座談會的會場上。”慰問團走後，隊長故意給他安排三個人的活，累得他無比想證明自己不存在。個體的存在到底需不需要被證明，作者給出了鮮明的態度。“晚上我和陳清揚在小屋裡做愛。那時我對此是充滿了敬業精神，對每次親吻和愛撫都貫注了極大的熱情。無論是經典的傳教士式，後進式，側進式，女上位，我都能一絲不苟地完成。陳清揚對此極為滿意。我也極為滿意。在這種時候，我又覺得用不著去證明自己是存在的。”至此，與其說“性”在《黃金時代》中成為生命個體存在的一種象徵和方式，毋寧說更是自我意識的一面旗幟。

這種自我張揚將受到常規意識形態的否認，而所謂常規意識形態，包含的是具體的社會歷史意識沉澱。敘述視角從對比生產隊和寨子裡的牛開始，逐漸過渡到問題的深處。生產隊的牛因為被閹割過，所以只會吃草幹活，不會打架。但寨子裡的牛卻經常打架打得陽具挺直、眼珠通紅。作者以兩種不同的牛的對比象徵文明與野蠻。在某種程度上，社會文明的進步是以生命力的損失為代價的。

然而問題的悲劇意味並不在此，作者真正要說的是關於人的生命活力的命運。在集權專制的歷史中，人們所遭到的嚴酷控制，還包含對個體生命尊嚴、生命意志的剝奪，並且後者才是更主要的。小說通過人物之口很形象地表現了這一點。生產隊長的怒吼，也許只是樸素的家長式表達，可以相信他也會對自己不聽話的小孩子發出如此的斥吼，然而在更深的意義上，這些話卻是那種以控制人、統治人為目的的專制意識形態的流露。

令人值得咀嚼的是，陳清揚卻否定了王二這份“邏輯清晰”的坦蕩的性意識。當王二在山中小屋等待陳清揚時“，我聽見浩浩蕩蕩的空氣大潮從我頭頂湧過，正是我靈魂裡潮興之時。正如深山裡花開，龍竹筍嗶嗶地爆去筍殼，直翹翹地向上。到潮退時我也安息，但潮興時要乘興而舞。正巧這時陳清揚來到草屋門口，她看見我赤條條坐在竹板床上，陽具就如同剝了皮的兔子，紅彤彤亮晶晶足有一尺長，直立在那裡，登時驚慌失措，叫了起來”。陳清揚對王二生殖器的勃起顯得並沒有那麼鎮定，反而震驚萬分———這與王二面對自己生殖器的那份自信和坦然截然不同。

小說中對此的描寫如下:“後來她哈哈大笑了一陣說，她簡直見不得我身上那個東西。那東西傻頭傻腦，恬不知恥，見了它，他就不禁怒從心起。”陳清揚對性的否認，是出於一種已經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造過了的美學意識。她的否定在某種程度上與隊長的否定匯合在一起，成為了王二勃起所象徵的生命意識所遭遇的打擊挫折。同時值得一提的是，面對其他知青和村民認定陳清揚為“破鞋”的時候，王二曾建議她成為理直氣壯的

“破鞋”;陳清揚看到王二的生殖器的反應不是驚慌失措就是失聲驚叫。兩種情形下，兩人幾乎與對方所遭受的迫害勢力站在同一方。二人之間的偉大友誼是在諸多對立中達成的。這種始異終同，構成了小說的另一種奇趣。當陳清揚終於也解除一切束縛，認同王二所代表的生命自由意志時，小說就有了一個發展的進程。在小說結尾處，陳清揚說，這是屬於她的黃金時代，而這句宣言，也確定了小說《黃金時代》的藝術價值。

在那個無理性的年代，性是罪惡的，而性活動更是罪惡的， 喜歡這一罪惡的活動就更要罪加一等，對它的懲罰就更加嚴厲，直到罪無可罰的地步。陳清揚承認了愛情，就等於承認了所有的罪孽。沿著這一邏輯走到極端，不僅將那個時代的荒謬暴露無遺，而且更象徵著王陳二人所代表的人性的勝利和個體意識的解放。這樣的解放最終給予了《黃金時代》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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