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簡簡牘牘書自本世紀初發現後，屢有大量出土，近三、四十年出土的更為豐富，總量已達十萬枚。從時 的甘肅、內蒙、青海和江淮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東、安徽等地。從文字內容看，幾乎包括了 社會大文化的各個方面，十分龐雜。所以，漢簡牘書的文化意義不言而喻。
漢簡牘，木簡多發現於西北地區，竹簡多發現於江淮流域。書體主要有隸書和草書兩大類，隸書自古隸至八分書可貫穿一線，草書自草隸孕化為章草、今草之線脈明晰可察，行書和楷書的痕跡也可在草書簡牘中窺得一斑。
《居延漢簡》
簡牘書的書風極為紛雜，時空差異和文字內容差異均對其紛雜的書法體格有著很大的影響。書寫者的文化差異是關鍵因素。從總體上說，大多出自社會下層者之手，又因日常功用而寫，非為藝術而書，是一種本色的呈現，新鮮活潑，生氣勃勃。其總的特色是，不掩飾而盡露天性，質樸無邪。但也有不少簡牘書顯得很有藝術天分，美感強烈，勝似藝術創作，與著名的漢碑書刻相比，毫不遜色，甚至可以把藝術風格流派紛呈的東漢隸書碑刻與這些簡牘書一一對應起來。所以，自七十年代以來，許多書法愛好者和書法家，紛紛把簡牘書作為碑帖一樣臨摹取法，打破了以往僅取漢碑為隸法的傳統思維習慣，給書壇帶來了一種新的藝術體格和氣息，被稱為“簡牘體”。正因為漢簡牘是一個十分龐雜的漢書體系，俗雅並存、粗精交織、工拙互見、醜美混雜，不能以崇古的心態一概視為美的書法，需要有一番“去偽存真”、“去粗存精”的藝術分析和鑑別。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是西北地區發現漢簡於居延的總稱，數量最多，僅七十年代初期就發現了二萬餘枚，大多是西漢簡，也有不少東漢簡，有隸書和草書。隸書體貌相當斑雜，或粗俗草率，或筆精體密，精美者可謂八分書，與東漢碑刻書法的藝術氣息一脈相通。《居延元康四年六月簡》,用筆提按在一分筆和三分筆之間，運筆斂得很緊又放得很縱，波挑厚實而不臃腫，顯得十分精美，書風介於《禮器碑》和 《乙瑛碑》之間。
《甘谷漢簡》
《甘谷漢簡》
《甘谷漢簡》,是1973年甘肅甘谷渭陽一號漢墓出土的，文為 “桓帝詔令”。用筆時帶折筆，波挑出鋒尖利而勢長，掠筆也時時不作回鋒，瘦硬勁健。
《武漢漢簡》,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屢有發現，主要有 《儀禮簡》、《王杖詔令冊》和 《醫藥簡牘》,其中《醫藥簡牘》大多是草書，均為東漢時物。《儀禮簡》文為六經之一，書為隸體，稍夾有草筆，如“也”、“偶”等字。書風凝沉質實，在秀勁的橫畫、掠筆中伴有強烈頓挫的厚實的波畫和豎畫，運筆速度的快慢節奏由此而被顯現，故透過表面的凝沉感覺可細察到其點畫之間的跌宕，寓動於靜，可與 《禮器碑》、《乙瑛碑》等相媲美。《王杖詔令冊》,粗看是隸書，細看則可發現不少楷書筆法的痕跡，結體也較特殊，雜有不少長方形結構，其點畫既有典型的隸筆，左掠右挑，圓轉秀潤；又有草率的豎鉤，似掠非掠。還有酷似楷書草書中的點法，如“東”、“廣”等字的最後兩筆均用兩點來代替，可說是楷化的隸書。再仔細觀察，可發現其用筆的輕重變化，已明顯較多地類似於楷書的提按，落筆較重，收筆較輕，並出現了撇法。
《敦煌漢簡》
《敦煌漢簡》
《敦煌漢簡》,發現比較早且多而雜，書風也各有不同，如 《始建國天鳳元年牘》。此隸書秀勁而闊綽，圓勁的筆姿極有彈力，可見當時毛筆的質量和書寫者提腕運鋒的能力，均非一般。
《孫臏兵法》是1972年在山東臨沂西漢墓中出土的簡書，同時出土的還有《孫子兵法》、《公韜》等兵書和陰陽書，據估計最晚不過武帝初年，書風承接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遺冊”簡書和雲夢秦簡，無論結體還是圓筆的態勢，都略帶篆意，掠筆不明朗，波發斂緊，圓厚溫文，屬古隸而呈江淮流域的文明氣象。
《江陵漢簡》
《江陵漢簡》
《江陵漢簡》。1975年在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中出土了六十六枚簡牘，同時還發現了筆、墨、硯、削刀等文房用具。這種成套的文房器物還屬首次出土。江淮流域多見竹簡，少見木牘，西北地區則有大量木簡。這是南北地理、氣候、物產差異導致的。《江陵漢簡》中有一件是木牘，點畫渾圓肥厚，筆力壯健，似開《夏承碑》、《鮮于璜碑》等之先河。
《阜陽漢簡》
《阜陽漢簡》
《阜陽漢簡》是1977年在安徽阜陽地區發現的，據考為西漢文帝時期作品，這批漢簡殘損嚴重，但仍有些清晰的書跡。筆姿娟秀，結體嚴謹，雖與秦簡書有些相近，但盡屬隸書，箇中溫文的氣息似在向後人表明，這不是一般的俚人所寫，大概是一位文化人的手跡。
《定縣漢簡》
《定縣漢簡》
《定縣漢簡》是1973年在河北定縣四十號漢墓中出土的，據考為漢宣帝時的王族墓葬。竹簡內容有《論語》等八種古文獻，已全部炭化，無法辨認字跡，經技術處理，拍攝了字跡很清楚的照片，令人驚訝，其書為典型的八分書，可與任何一塊東漢隸書碑刻相比肩而毫不遜色。結體端正，用筆穩健而飄逸，提按轉折間的用鋒極為精到，絕不旁出而露草疏之跡，真可謂“筆精體密”,從文字內容，書法風格和墓主身份來看，這簡書恐非一般書家所寫。
從簡牘隸書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北地區和江淮流域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影響了書風的總體趨向。西北簡牘大多與軍政事務有關，書者以下層官吏、軍士為多，也不乏高層幕僚、文職官員，故粗、精之別比較明顯，質樸、率真、簡直、躍動是其共同的特點。江淮簡牘大多與古文獻有關，是隨葬之物，不像西北簡牘大多為遺址之物。這一點區別相當重要。遺址之物是無意中被留存下來的，隨葬之物是有意要留存下來的。有意為之的東西一般不會苟且而作。所以江淮簡牘的書風，在用筆、結體等方面要講究些，有一種溫文靜穆、穩健嚴謹的總傾向，體現了一種士人書法的審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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