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司馬光像

引言

發生在北宋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的延和殿論辯，主要是司馬光與王安石關於理財問題的激烈論辯。

由范仲淹、韓琦等人發起的慶曆新政失敗後，北宋朝廷的統治危機進一步加深，主要體現在積貧、積弱兩個方面。後世之人常說導致北宋積貧、積弱的原因是因為“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彼時大宋內部矛盾尖銳，民變此起彼伏、屢撲不滅。朝廷為加強對軍事將領的控制，強力施行以文抑武的國策，通過恩科、恩萌等手段建造了一支數量龐大的文職官僚隊伍。到北宋中期時，已有兩萬多文職官員，其中大部分都是冗餘的官僚。另外，北宋朝廷在汴京（今河南開封）周圍以及河北都部署著數量龐大卻戰力低下的禁軍，到宋仁宗趙禎在位時期，北宋常備軍已達140萬。對早已吃緊的國家財政來說這是個無法承受之重。宋朝對官員採取“高薪養廉” 制度，在商品經濟尤其是採礦業、對外貿易異常繁盛的情況下，仍無法遏制整個官場愈演愈烈的貪汙腐化現象。這些積弊、沉痾最終導致北宋社會矛盾激化，農民、流民、底層士兵不斷起事，其中規模較大、較有影響力的有王倫起義、貴州瑤亂、貝州（今河北邢臺）王則起義等等。

北宋中期的大危機促成了王安石變法

國家危機的加重讓新上位的宋神宗趙頊感到壓力巨大，同時也迫切希望能改變這種頹局，而朝中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呼籲變法。而大家都把期待的目光集中在學富五車、登高望遠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 。王安石很早就以文章、道德、能力而名噪天下，廣受讚譽。他曾給宋仁宗趙禎上《百年無事折》，認為大宋可在百年內太平無事，但第二個百年則很難維持這種太平局面，唯一的希望就在改革。在這封著名的萬言奏摺中他主張改革須從理財入手，提出了獎勵農耕，抑制土地兼併等措施，在朝野引發極大的反響，但未被宋仁宗採納。

仁宗死後，隨著危機加深，深謀遠慮、有足夠從政經驗，揹負“三十年天下之望” ，有“安石不出，奈蒼生何”盛譽的王安石終於被宋神宗重用，昂首步入政事堂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延和殿論辯

《宋史》記載， 宋仁宗崩逝於1063年，因無子嗣，便以堂兄之子繼承帝位，是為宋英宗。宋英宗體虛多病，在位不到四年又死了。神宗乃英宗長子，他即位後明確表示因國家財力不足，要節儉辦喪禮，但即便如此，修陵以及徵調役卒的龐大開支仍然讓他捉襟見肘、大傷腦筋。

宋神宗即位之初雖然表現出積極有為的一面，但在理財問題上辦法不多，主要採取了節流的舉措，譬如大力削減宮廷開支，改變鋪張浪費的奢靡之風。群臣也紛紛響應宋神宗的號召，表現出為皇帝分憂，為朝廷省錢的姿態。“宋史”上著名的延和殿論辯便在皇帝攜群臣於冬至日到汴京南郊舉行郊祭時引發了。這場著名辯論的參與者是兩位大名鼎鼎的翰林學士——司馬光和王安石，在座的還有宋神宗與翰林學士承旨（又稱“翰長”、“學士院長”）王珪。

宋神宗趙頊

史載，翰林學士是清要顯貴之職，由翰林升遷為宰輔者大有人在。這種發生在君臣之間的對話與商討，既是制定國策的重要一環，也是人事考察的一種方式。

按慣例，郊祭完畢後，皇帝要拿銀子打賞給隨同前往祭祀的眾大臣，也即“郊賜”。彼時以宰相曾公亮為首的親貴大臣們提出辭免郊賜，以節省朝廷開支。司馬光贊同此舉，他認為這樣做雖省不了多少錢，但至少能起表率作用，由這些位高權重的大臣帶頭來厲行節約，減少浪費，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王安石卻持有異議，他說：“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賚所費無幾。而惜之不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宋史·王安石傳》”。他認為這樣做只能省幾個小錢，卻損害了朝廷的體面。同時他還認為，府庫沒銀子，國用不足，並非當今最要緊之事。

司馬光曰：“自真宗末年以來，就開始出現國用不足的局面，近來尤其嚴重，怎能說不是當務之急

王安石：“國用不足本身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朝中缺乏善於理財之人 ” 。

司馬光不認同這種說法，反駁道：“善於理財之人不過是會聚斂而已，最終竭澤而漁，敲骨吸髓，造成百姓窮困不堪，相率為盜，決不是國家幸事” 。

王安石說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千古名言：“這不是善於理財之人，真正善於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足”！

司馬光

雙方唇槍舌劍，據理力爭，辯論愈發激烈，正相持不下時，一直默不作聲的“翰長”王珪突然插話道：“司馬光所言裁減浮費應該從朝廷重臣開始，言之有理；王安石所說本來花費不多，不賞賜會傷及我朝體面，也有道理。還是謹聽皇上裁定吧”。

神宗說：“裁減浮費從近臣開始，朕意與司馬光同；但就此次郊賚，從大體考慮，就不允許大臣辭免吧 ”。神宗雖初登帝位，年紀也輕，但已表現出非凡的政治智慧。

司馬光力主節流，反對大肆聚斂，被譽為道德派；王安石主張開源，推崇理財，屬功利派。宋神宗表面上力倡節儉，但內心深處卻好大喜功，有著極其強烈的慾望。剛上位時他所表現出的節儉可以說實屬無奈，因此，他內心對力主理財的王安石表示出青睞、倚重之意，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幾個月以後，王安石被神宗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開啟了歷史影響深遠的熙寧變法。

熙寧變法：失敗的危機救贖

史載，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新上任的參知政事王安石開始主持變法，史稱“熙寧變法”。王安石設置“三司條例司”作為變法領導機構。

王安石變法主要集中在財政經濟、軍事制度和科舉教育三方面，比較大的改革舉措有：均輸法，在青黃不接時由官府放貸給農民，收取一定的利息；農田水利法，興修水利，開墾土地；市易法，朝廷撥出鉅款在各大城市買賣貨物，以平抑物價；方田均稅法，在全國範圍內查清丈量土地，再根據土地數量、質量重新制定稅率；其他還有置將法、保甲法等軍事方面的改革以及大力興辦學校，以《三經新義》為統一教材，通過策論考試選拔經世致用型人才。

王珪

王安石發起的改革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富國強兵產生了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扭轉了北宋王朝的危險局面，不僅朝廷府庫充盈，貫朽粟陳，而且宋軍也一改羸弱的狀態，在對西夏的作戰中也屢屢獲得了規模不大的勝利。

熙寧變法雖被司馬光、韓琦、富弼、曾公亮、範鎮、歐陽修、范仲淹、蘇東坡、文彥博等等一大批官員學者質疑、反對，甚至有後世學者將王安石變法視為史上較早的一次“國進民退” ，但它畢竟帶來了朝廷財政收入的豐盈，使宋神宗信心大增，後來他甚至公開宣稱“

王安石理財有術，獲得了宋神宗的重用，也贏得了與君行道的機會，君臣親近程度被史料形容為“如一人”，君臣知遇的難得程度被譽為“千載一時”。

熙寧變法雖有成效，但卻操之過急，而且從一開始，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力挺下大刀闊斧的開始改革，卻未招攬到足夠多的人才來推進以及引導改革，所以在具體實施中許多政策得不到正確貫徹執行，而且王安石改革本身又觸動了一大批宗室親貴、官員、胥吏、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得罪了許多有權有勢的既得利益者。

因為反對變法的阻力過大，王安石被迫辭去宰相職位，轟轟烈烈的變法頓時失去了最大的支柱。

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趙頊病死，熙寧變法也隨之宣告終止。

延和論辯不僅促成了王安石變法，還確定了北宋神宗朝的人事大局

司馬光與王安石展開的延和殿論辯屬於君子之爭，所有的爭論都擺在檯面上，但司馬光因與王安石議論不合，後來便離開朝廷這個是非之地，潛心於《資治通鑑》的編篡工作。

宋代人物畫

終整個神宗朝，道德文章俱佳的司馬光都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重用，但卻未損清譽，就連宋神宗在朝議時也經常稱讚他超拔流俗的崇高德行。

“翰長”王珪是這場被記入青史論辯中最被忽視的角色，也是神宗朝最容易被忽略的重要人物。不管王安石與司馬光在開源或節流的政策主張上有多嚴重對立，但他倆在為人上卻有著相同的品性：堅持己見，絕不妥協，幾乎到了執拗的地步。王珪卻完全相反，他沒有立場，沒有主張，處處迎合皇帝，因此又最符合宋神宗的主張。

史載，王珪從熙寧三年任參知政事，熙寧九年晉封宰相，一直在這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位上屹立不倒，一直幹到他去世，身居宰輔要職長達十六年之久。在這十六年中，他不僅沒有主張，也沒啥政績，可說基本沒有任何建樹，只是一貫順承皇上旨意，被當時人揶揄為“三旨相公”：上朝進呈時口稱“取聖旨”，皇帝給出明確意見後說“領聖旨”，退朝後對左右下屬說“已得聖旨

這樣一位處處唯上的“三旨相公”，仕途、官運卻比王安石、司馬光順暢、穩固得多。

宋神宗趙頊始終是掌控大局的“操盤手”，他給了王安石得君行道、推行改革的機會，也給了司馬光極高的道德榮譽，但卻給了王珪最綿長恆久的官位與發自內心的信任。

延和殿那場激烈的論辯結束後，似乎已經註定了神宗朝的財政與人事大局。

宋代人物畫

宋代人物畫

插圖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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