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由布兰登堡领地和普鲁士公国发展而来。
1618年，布兰登堡领地和普鲁士公国合并变成布兰登堡一一普鲁士国家，1701年，发展为普鲁士国家。
普鲁士经济的普鲁士道路
黄金海岸线
自16世纪以来，欧洲经济中心的西移，海外殖民贸易的扩展，不仅未使这一地区向新经济中心的工商业城市提供食品的贸易变得更为艰难，反而使它变得更为容易了。
在此之前，布兰登堡——普鲁士若要进行粮食贸易，必须通过诸侯邦国林立的关卡才能达到目的地。
而当时，只需要利用波罗的海沿岸的北德“黄金海岸线”以及日新月异的航海技术，就能将易北河以东农业区盈余的粮食与欧亚大陆西北角正在兴起的新生工业世界连接起来。
不仅如此，德意志由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和奥得河，都流经布兰登堡——普鲁士，因而辐射到整个邦国，推动了远程贸易和粮食经济的发展。
因此，在17世纪中叶，当近代工业化在荷兰、英国悄然兴起时，当古老的汉萨城市因德意志工商业的凋零而无法参与这些新兴国家的竞争之时，尤其当这些国家因工商业的兴起和繁荣而日益由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的时候普鲁士容克则抓住时机，利用这条辽阔的海岸线，穿过波罗的海与北海之间的海道，向这个工业世界输入越来越多的粮食。
商农并举
如果说普鲁士的重商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种“商农并举”的方式。
这种“商农并举”的方式使得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普鲁士经济逐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通过海外粮食贸易来换取货币有利可图，为了能将更多的粮食盈余投入到贸易中去，并利用良好的农业经济形势获得更高的利润，容克们不断扩大自营地，并逐渐将自己的庄园改造成农业企业。
从容克由过去那种仅靠坐收地租致富的地主，逐步变成经营粮食产品的“农业企业家”的这一进程中，普鲁士农业资本主义已经萌芽。
容克地主
普鲁士容克贵族由于能比过去更好地发展粮食贸易，并在这个新生工业世界的经济结构中保持其经济功能，自然无需去对自身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进行根本、彻底的改造，而是采取了“再版农奴制”的形式。他们充分利用在“父长制”传统中的主人地位来对付处于依附地位的农民。
容克贵族对依附农民进行负担上的区别，使农民中产生出不同的利益群体，并彼此争夺。其结果是，农民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农民的世袭臣服性，农民对庄园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所负的徭役以及向庄园缴纳的实物地租，所有这些都扩大着容克地主的盈余，扩大着普鲁士的远程粮食贸易。
总之，农民承担着这种市场经济的生产代价，而容克地主却巩固了他们自身的经济基础。
所以普鲁士在经济上逐渐走出了一条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特有的“普鲁士道路”，这样的经济基础为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军国主义产生
容克贵族在政治上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他们能造就一种权力。
当瑞典人在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中几乎不受阻碍地侵犯布兰登堡——普鲁士，并封锁波罗的海上的那条“黄金海道”时，一直处于贵族宗派集团争夺之中的威廉大选侯却形同傀儡，因而无法顾及贵族们的贸易与特权。
这一结果终于使容克贵族们认识到：在现代大国激烈争夺的国际环境中，一个能充分发挥作用并能确保贵族自身利益的集权政府是绝对必要的。
于是，集权化的政府，作为各贵族宗派集团妥协的产物，同时也作为一种有效的国家政治行动组织的形式，开始被建立起来。
它以全国最大的贵族地主霍亨索伦王室为核心，拥有一种无需其他各等级同意就能行使的征税权。但它同时也规定了贵族的免税权，他们在庄园区域中的管理和司法权，以及农民的世袭臣属地位不可动摇。
这意味着：国王尽管行使着职能上的权威，实际上只有一种有限的活动余地，而贵族们在直接利益领域中依然保持了大部分政治上的自治权。政府的权力措施还能直接贯彻到这些庄园区域里，尤其当这些措施触及到贵族们的经济利益时。
贵族与统治秩序的建立是通过一支常备军的建立来体现。
在这种体制中，贵族子弟被有目的地纳入到国家任务之中，纳入国家的最高功能之中，更确切地讲，纳入到军官生涯之中。这种军官生涯不仅对那些更年轻的、没有土地继承权的贵族世家的老二、老三们来说往往更具有吸引力，而且对于他们作为庄园主的父兄来说也可以接受。
究其原因，一方面，它拥有一份不小的附加收入；另一方面，军官的岗位也能给庄园区域中的贵族统治的巩固带来好处。
这种军事体制规定军官只能由容克子弟担任，农民子弟只能在他所属的庄园区域作为士兵参军。尽管军队归国王调动，但它只能以庄园区域为单位进行调动。这就使得即使在服兵役期间，农民子弟也不可能摆脱对主人的依附关系。
军队内部仍然是容克贵族们的天下，而容克们只是在为这种军队提供军费，这种军事体制在欧洲是唯一的、特殊的。
这种打有“父长制”烙印的庄园主自治与军队制度，为当时的社会秩序提供了双重保障
一方面，权力得到了确保，但它首先是作为一种贵族们的专制主义而被建立起来的；
另一方面，这种所谓的“普鲁士体制”，又将容克贵族作为负载国家功能的阶级与集权的国家统治秩序结合在一起。
因此，容克贵族在这个社会中扮演起了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农业企业家，同时也是封建保守主义的独裁专制的社会权力以及由他们所确保的政治统治关系的载体。
经过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选侯到腓特烈大帝三代君主近一个半世纪的东征西讨、励精图治，布兰登堡——普鲁士先后击败瑞典、波兰，夺得了从易北河口远至柯尼斯堡的所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并不断向中欧内陆地区伸展。
普鲁士的人口由原来的300万猛增至1000万，所以18世纪成为了普鲁士容克贵族的“黄金时代”。
普鲁士王国的第二个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是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奠基人。
在他统治期间，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军队总人数增长至8.5万人，居欧洲第四位。为了储备对外侵略的兵源，他扩大征兵规模，招收德意志各邦青壮年加入军队。
同时，贵族继承法规定，容克贵族的长子有资格继承全部地产，而其他次子都必须为军队贡献自己的力量。薪俸优厚，由国家发放，以此来保证军官的来源。并委派容克担任军官，采取“棍棒政策”严格控制与训练军队，竭力使军队盲目服从自己，满足其侵略扩张的野心。
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不但没有减轻军国主义对军队的控制，反而变本加厉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军费开支占整个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军队人数扩充到20万以上，占人口比例在欧洲位列第一。
这支强大的军队如噬血的机器，助长腓特烈二世对外侵略扩张。如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普鲁士夺得了奥地利的重工业区西里西亚。
1756-1763年腓特烈二世又与英国联合积极参加七年战争，同奥、俄、法等国作战，并获得了胜利。腓特烈二世又同俄、奥结盟，分别于1793年和1795年，两次对波兰进行瓜分，最终导致波兰灭亡。
侵占土地之后，普鲁士在这些土地上推行一种“内部殖民”政策，把土地上的居民德意志化。
就这样，普鲁士成为了封建警察国家，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这必然成为滋生军国主义的政治温床。
军国主义的发展
普鲁士军国主义是军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最野蛮的形式。
它不断扩充军备，强化国家军事官僚机器，以适应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
普鲁士历代国王均十分重视建立有效的军队和驯服的官僚机构。
18世纪初，普鲁士已经是欧洲军事强国之一，它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活动，直到1772年，普鲁士疆域扩大到30万平方公里。
由于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军火工业、军需生产成为国王最关心的问题。工业、商业贸易、农业等部门一切以军队需求为转移。
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标志着德国军国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普鲁士国王的穷兵饌武是为了扩大领土，掠夺财富，那么统一后德国军国主义的膨胀则在于争夺欧洲霸权，大规模抢占殖民地。
1871年德意志通过了帝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了普鲁士王国和容克地主在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地位，同时宪法规定在帝国内全面实施普鲁士的军事立法，使帝国军队普鲁士化。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和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容克地主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建立。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实质，马克思有过极为深刻的揭露，他认为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普鲁士在帝国中的统治地位，导致其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蔓延至整个帝国。
军事机器及政府职能部门几乎不受议会的监督，对内反对民主、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化，实际上变成国家统治的主要目的。
由于德意志国内残酷的政治压迫，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的经济剥削，以及统治阶级将庞大的转嫁给劳动群众，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为此，德国上层统治集团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
德国统一后，俾斯麦首先打击了分立主义势力，随即将枪口对准德国的无产阶级。
1878年，政府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令”，即所谓的“非常法”,这项法令规定，禁封所有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组织、集会和出版物，政府可随时宣布戒严，并且可不按照法律手续放逐或逮捕社会民主党人员，在实施“非常法”的十二年间，社会民主党有332个地方组织被解散，1300多种出版物被查封，1500多人被关进监狱，900多人被流放。20世纪初，议会又通过了反动的集会结社法，禁止18岁以下的青年参加政治团体，德意志帝国越来越变成一个单一的大兵营。
殖民扩张
德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起步较晚的，80年代才开始对外殖民扩张。
当它走近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筵席的时候，席位已经被占光了。在俾斯麦统治时期，仅在欧洲和澳洲抢占了一些地盘，于1884年占领了纳米比亚，充当多哥和喀麦隆的“保护伞”。
1885年又夺取了东非的坦嚷尼喀和桑给巴尔岛，随后建立德属东非殖民地。1884-1885年，德国还侵占了南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的东北部和马绍尔群岛。
但是参照1899年的数据统计，德国的殖民地面积仅有英国殖民地面积的九分之一、法国的三分之一。而且德国殖民地人口稀少，资源贫乏，缺乏经济和战略价值，这与德国日益膨胀的经济政治实力不相当，因此德国帝国主义不满足于此，迫不及待地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
从90年代起，威廉二世积极推行争夺世界霸权的政策。
为了把族牢牢地拴在侵略扩张的战车上，德国统治阶级大肆进行军国主义的宣传。
1891年建立了“泛德意志协会”，这个组织通过报纸和其他舆论工具，疯狂鼓吹“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狂妄地提出“普鲁士以国王为首，德意志以普鲁士为首，全世界以德意志为首”的反动口号。叫嚣德国“领土太小”,“缺乏空间”，要从英法比葡等国手中夺取殖民地，吞并欧美弱小国家，建立“大日耳曼帝国”。
为了实现上述侵略计划，德国政府疯狂扩充军备。
70年代，德国年度军费约4亿马克，1913年上升到21亿马克。1892年帝国政府的新军事法案要求将常备军增加到&6万人，总的军队兵员达57.2万人。
1899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军队编制由62万人激增到126万人。
另一方面，由于海外扩张的需要，德国尤其重视加强海上军备。威廉二世叫嚣：“德国的未来在海上！”普鲁士军国主义把战舰视为重新瓜分世界的主要武器。
军国主义分子要求不断扩充舰队，1898年和1900年国会两次通过庞大的舰队法案，其任务是要在20年内使舰队数量增加两倍，质量要赶上并且超过英国。
1905年又扩建舰队，不断增强海上争霸的兵力。德国的造舰计划1906、1908和1912年不断修改，使海军军备大幅度增长。1914年，德国已拥有新战舰232艘，海军力量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采取“东进”政策，扩大对亚洲的侵略。
德国积极参加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斗争，为了煽动对中国的侵略，威廉二世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黄祸论”。
1895年德国攫取了在天津和汉口等地建立租借的特权。1897年借口德国两名传教士被杀，派军占领了胶州半岛。第二年强迫清政府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99年，并取得在山东建筑铁路和开矿特权，从而把山东变成它的势力范围。1900年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中，德意志帝国充当了凶恶的角色,在中国大肆抢劫烧杀。
1903年德国又与土耳其签订了修筑巴格达铁路的条约。巴格达铁路的修建不仅使德国垄断资产阶级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且使德国势力渗透进土耳其，成为它向东方进攻的工具。这直接威胁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特别是德国海军建设计划更使英国惶恐不安，所以英德矛盾从90年代开始尖锐化，到20世纪初则成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主要矛盾。
德国向东方扩张也威胁了俄国的利益，尤其德国政府对俄国粮食入口实行高税率，使德俄关系更加紧张。
综上
普鲁士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增加是以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对国内外市场的争夺为基础的。
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对内镇压被压迫群众的反抗，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必然要不断加强军事力量。
军国主义是阶级对抗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了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整套体系。
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后，为了适应列强瓜分世界的要求，军国主义异常迅猛地发展，尤其是德、英、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国主义发展达到了对人类最危险的程度。
军国主义也显示出它作为推动战争的机器的特殊作用。
这些作用的结果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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