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的城邦政体中“小国寡民”是其表，而“公民政治”是其本。“公民”拉丁化的希腊文是Polites，是从城邦（Polis）一词中衍伸而来，意为“城邦的主人”。
研究古希腊文明的学者，对于公民权的产生，认为是在古希腊的殖民过程中以土地分配为基础形成的。要理解这句话，需要知道古希腊的殖民是怎么回事，还有殖民促使公民权产生的逻辑。
本文推演古希腊殖民产生公民权的过程，探讨为什么是古希腊产生了公民？
古希腊的殖民者起初大多是农民，他们被贵族剥削无法在城邦中生存是被迫移民到较落后地方的。
剥削使这些本来落魄的殖民者对贵族制度充满排斥，但他们需要有管理殖民地的制度，却缺乏集权的领袖者，于是以较为平均的方式分配政治权力，这个以较平均的方式分配政治权力的过程就是民主，而拥有这个较平均政治权力的人就是公民。
亚里士多德说：公民就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强调了古希腊公民的政治属性。
殖民时代出现的公民阶层
殖民时代，每当向外扩展到新的殖民地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土地的分配，因为没有集权，较为分散地进行殖民，当时的土地被比较平等的分割给了殖民者。
这些获得了土地的殖民者，实际上就成为了经济特权阶层，一旦拥有了经济基础，就会催生出这些人的政治特权。这些殖民城邦就会形成一个以中小土地主为主体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逐渐演化为公民阶层。
同时在海外殖民时代，古希腊大多城邦从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城邦，转化为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城邦。贵族制度是垄断土地的分配，而工商业阶层的出现打破了贵族对财富的垄断。
所以殖民时代以工商业阶层取代了传统的土地贵族，进而触发由贵族制向民主制转型。因为商业发展延伸货币经济的发展，金钱逐渐取代土地成为衡量财产多少的重要象征，伴随着财富的不断积聚，财产资格的限制逐渐减弱，使受到财产限制而没有选举权的公民不断减少，古希腊因而一步步走向民主化。
“为什么古希腊可以产生公民？”
这个问题是基于与华夏文明区别，进行的讨论，因为我们产生的是民本思想，在西方文化传进来前没有“公民”的概念。
古代中国也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社会，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主体一直是农民，但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公民阶层。
因为在东西方两种社会中，对土地流转的控制不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广泛的土地兼并，造成社会贫富差异过大，因而不会出现一个拥有的土地较为平均的公民阶层。
中国的土地制度与百姓的政治需求
中国自“废井田，开阡陌”之后就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土地被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地主土地所有、国家土地所有、自耕农土地所有。自此之后，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着地主对自耕农的土地兼并，特别是商人地主的产生，开辟了商人通过金钱兼并土地的途径。
在公元485到780年时间中国曾出现过均田制，均田制下的土地是国有的，但这一阶段还存在公有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形成了土地私产的“庄”和“园”，进而土地又可以转手买卖，而后又存在土地兼并。
到了宋代甚至出现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宋太祖曾宣布：“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税，永不通检。”当时由官僚、银行家、巨商和大地主所构成的豪强大户集团，仅占总人口的6%—7%，却兼并了全国土地的60%—70%，对财富的占有竟占全国的一半以上。长期的土地兼并悬殊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的社会阶层明显分化，进而孕育了中国的官僚和士绅阶层，这些人是政治上的活跃者，广大贫苦的农民没有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
限制土地兼并，保证公民阶层的稳定性
在早期殖民时代的古希腊情况是不同的，将土地平均分给了初到的殖民者之后，一般禁止对土地的重新分配，保护了殖民者对土地的所有权。
虽然古希腊殖民地是土地私有制，也存在土地交易，但是不允许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购置地产，土地只允许在本邦公民手中流转，而希腊城邦初期商品经济不发达，购买力有限，这也就限制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古希腊“公民”的诞生，是殖民中对土地的较平均分配，促使财富积累的殖民者产生对政治权力的需求。
“公民”是当时社会进步的环境下产生的概念，必然需要在摆脱贵族制度下的社会环境，对与财富土地相关联的政治权力进行分配，且以较平均的方式进行。这个表述是在思考文明进步的角度，以连贯的逻辑性，推演古希腊社会进步的过程。历史的推演需要逻辑性，这是认知社会文明进步的最好的方式。
[1]黄洋：《古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65 页。
[2]Antony Andrawes, The Greeks, New york. London,0102.
[3]N.G.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32年》朱龙华译，程庆昺，郝陈陶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 216 页。
[4]王玉茹：《中国经济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姚仁权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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