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的諸侯競爭，為什麼秦國勝出？秦孝公重用商鞅實行變法圖強，贏得先機。商鞅變法是一場巨大的政治變革，變法最徹底，奠定了強國的基礎。商鞅先後兩次變法，歷時19年，效果明顯，既沉重地打擊了舊貴族勢力，又發展了封建經濟，鞏固了封建統治的秩序，使秦國在百年之後能統一全國，削平群雄，與這次改革密切相關，“兵動而地廣，民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戰國策·秦策）。商君雖死，秦法未敗，新法深入人心，連婦女兒童皆“言商君之法”。可見變法的徹底。
商鞅變法形成了耕戰體制，獎勵耕戰，獎勵軍功，建立軍功爵制二十等，提高戰鬥力，贏得了先機。值得一提的是，變法中的小家庭制度與東方六國“異俗”，規定一戶有兩個兒子以上的，到成人年齡必須分家，另立門戶，否則“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意思是努力耕織，生產多的，免除徭役，相關法令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內容，即鼓勵男子自立門戶從事農耕，並且將那些“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史記·商君列傳》，《二十五史》史記漢書卷），即是指凡從事工商活動以及因為懶惰而貧窮的，全家沒為官奴婢。商鞅施行重農政策強調農為本，商為末。這些政策利於人口的繁衍，增加稅收。秦統一後繼續推行這一重農政策，並強制改變東方六國的“贅婿”（即上門婚）婚俗，這成為孟姜女哭長城文學故事的一個重要素材。
商鞅主張廢除禮、樂、仁、義的說教，“禁遊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這條措施不僅打擊限制了舊貴族，而且提拔培植了大批的軍功地主，增強了國力。在耕戰體制的強大推動下，激活了秦國社會，秦國人的戰爭熱情高漲，好似戰爭機器。
在思想方面，用法家思想統一思想，這也是統一的思想基礎。對推行和鞏固變法新政，用戰爭實現統一，法家思想無疑是正確的，因而從諸子百家中脫穎而出。遺憾的是自商鞅變法以來，長時間的一家之言，法家的嚴刑峻法催化了秦始皇迷信暴力，導致暴政，致使“萬世”之業終於秦二世。
時勢造英雄。馬克思說“恰巧某人在一定的時間出現於某個國家，這當然純粹是偶然現象。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人除掉，那就需要有另外一個人來代替他，並且這個代替者是會出現的——或好或壞，隨著時間的推移，總是會出現的。”這是馬克思對英雄人物生產的闡明，因此，歷史需要這樣一個人物，就一定會出現這個人物。
歷史的機遇把年僅十三歲的嬴政推上了王位，但最初的日子，他並不能隨心所欲，處在萬人之上，一人之下。親政前實權掌握在被尊為“仲父”的呂不韋手中，呂不韋企圖篡奪王位。這樣的環境不利於他自我實現，要真正掌握實權，維護王位，必須靠不懈的自我奮鬥。因此，強烈的功利感驅使嬴政不斷進行自我實現，也難怪他崇尚法家，欣賞韓非的“法術勢”，由此，奠定了他剛戾獨斷的性格。時代給他提供了實踐的舞臺，親政後，六國衰落，朝不保夕。面對分裂局面，誰主沉浮？完成統一大業的歷史任務，無疑就落在敢於奮鬥的秦王嬴政肩上。他以新興地主階級政治家的氣概，一舉掃平六國。不僅如此，他還在統一前後的複雜人際關係中能賞識有識之士，能聽進忠諫直言。他始終把權柄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專制獨裁，事無鉅細，都要親自決斷，從而完成自我實現。
綜上所述，秦地處西部隴蜀經濟區（以秦地關中為主），兼有農業、畜牧之饒，長期推行耕戰體制，“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史記·河渠書》），統一六國前已擁有富饒的天府之國，為統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秦人以農業為主體，揉進遊牧文化的成分，形成了兼具經濟富饒與軍事強國的強大力量，故所向無敵，再則出現了傑出的君王秦王嬴政。可見秦國走向強盛不是偶然的，是多因素的歷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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