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诸侯竞争，为什么秦国胜出？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图强，赢得先机。商鞅变法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变革，变法最彻底，奠定了强国的基础。商鞅先后两次变法，历时19年，效果明显，既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又发展了封建经济，巩固了封建统治的秩序，使秦国在百年之后能统一全国，削平群雄，与这次改革密切相关，“兵动而地广，民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战国策·秦策）。商君虽死，秦法未败，新法深入人心，连妇女儿童皆“言商君之法”。可见变法的彻底。
商鞅变法形成了耕战体制，奖励耕战，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二十等，提高战斗力，赢得了先机。值得一提的是，变法中的小家庭制度与东方六国“异俗”，规定一户有两个儿子以上的，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另立门户，否则“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思是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相关法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内容，即鼓励男子自立门户从事农耕，并且将那些“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史记·商君列传》，《二十五史》史记汉书卷），即是指凡从事工商活动以及因为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为官奴婢。商鞅施行重农政策强调农为本，商为末。这些政策利于人口的繁衍，增加税收。秦统一后继续推行这一重农政策，并强制改变东方六国的“赘婿”（即上门婚）婚俗，这成为孟姜女哭长城文学故事的一个重要素材。
商鞅主张废除礼、乐、仁、义的说教，“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这条措施不仅打击限制了旧贵族，而且提拔培植了大批的军功地主，增强了国力。在耕战体制的强大推动下，激活了秦国社会，秦国人的战争热情高涨，好似战争机器。
在思想方面，用法家思想统一思想，这也是统一的思想基础。对推行和巩固变法新政，用战争实现统一，法家思想无疑是正确的，因而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遗憾的是自商鞅变法以来，长时间的一家之言，法家的严刑峻法催化了秦始皇迷信暴力，导致暴政，致使“万世”之业终于秦二世。
时势造英雄。马克思说“恰巧某人在一定的时间出现于某个国家，这当然纯粹是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就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这是马克思对英雄人物生产的阐明，因此，历史需要这样一个人物，就一定会出现这个人物。
历史的机遇把年仅十三岁的嬴政推上了王位，但最初的日子，他并不能随心所欲，处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亲政前实权掌握在被尊为“仲父”的吕不韦手中，吕不韦企图篡夺王位。这样的环境不利于他自我实现，要真正掌握实权，维护王位，必须靠不懈的自我奋斗。因此，强烈的功利感驱使嬴政不断进行自我实现，也难怪他崇尚法家，欣赏韩非的“法术势”，由此，奠定了他刚戾独断的性格。时代给他提供了实践的舞台，亲政后，六国衰落，朝不保夕。面对分裂局面，谁主沉浮？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任务，无疑就落在敢于奋斗的秦王嬴政肩上。他以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气概，一举扫平六国。不仅如此，他还在统一前后的复杂人际关系中能赏识有识之士，能听进忠谏直言。他始终把权柄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专制独裁，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决断，从而完成自我实现。
综上所述，秦地处西部陇蜀经济区（以秦地关中为主），兼有农业、畜牧之饶，长期推行耕战体制，“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史记·河渠书》），统一六国前已拥有富饶的天府之国，为统一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秦人以农业为主体，揉进游牧文化的成分，形成了兼具经济富饶与军事强国的强大力量，故所向无敌，再则出现了杰出的君王秦王嬴政。可见秦国走向强盛不是偶然的，是多因素的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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