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原名徐世績，字懋功，原本是積德行善、樂善好施的富豪之家，隋朝末年，天下大亂，便就近參加了翟讓的瓦崗軍起義，並勸說翟讓：“附近是您與我的家鄉，鄉里鄉親，不宜侵擾，宋、鄭兩州地近御河，商旅眾多，去那裡劫掠官私錢物非常方便。”翟讓採納了他的建議，於是在運河上劫取公私財物無數。
對外是破突厥，薛延陀的邊將；對內是唐朝統一全國的功臣。如斬隋末名將張須陀；敗王世充，宇文化及；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攻滅劉黑闥，徐圓朗，斬輔公祐等。李勣有如此輝煌的軍事戰績，但現代著名歷史學者黃永年先生在《論李勣》這篇論文中通過對李勣一生的軍事經歷他自己所擔任的職務和唐太宗李世民曾說：“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實際上只算是個中上的評語。以此來說明李勣軍事才能有抬高之嫌，李勣被抬高應別有緣故。
趙文潤在《關於李勣評價的幾個問題——與黃永年同志商榷》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論述。我個人認為趙文潤先生所批駁的“首先，並沒有人說李勣的軍事才能‘無人能企及’，說李勣的軍事才能和戰績可以比美李靖，也不等於說他最卓越；說他僅次於李靖，也不等於說他就不卓越。”也有些背離黃永年先生承認李勣有軍事才能，只是“但如何卓越，無人能企及，恐怕還很難。”的原意的。
但是對黃先生過於看重“判斷一個人軍事才能和戰績是否擔任最高統帥職務”的批判還是很切中要害的。總之李勣的軍事才能應該是得到史學家幾乎一致認可的，只是在卓越到什麼程度上還有一些分歧罷了。那麼李勣成為唐代名將除了他豐富的作戰經驗外，還因具有成為名將的一些優秀品格。《資治通鑑》裡《唐紀》十七總章二年記載“勣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可見李勣愛惜將士，博採眾議，推功於下，是很得軍心的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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