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小胖
馬克吐溫有句名言，歷史從不重複，但會押韻。
隨著新冠疫情在世界範圍廣泛傳播，各國逐漸提升防控措施，限制人員流動，以疫情為導火索，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影響也變得愈發嚴重。截至文章發稿，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 33000 例，特朗普宣佈紐約州和華盛頓州為「重大災區」——二者一東一西，紐約市是全球金融中心，而華盛頓州內的西雅圖則是微軟、亞馬遜、AT&T 等大公司總部所在地，情勢緊急。
美股在八個交易日內發生前所未有的四次熔斷，道瓊斯指數也在 2 月份觸達歷史高點後急速下落，一個月不到跌去 10000 點。
種種跡象令人擔憂，全球經濟是否將迎來又一次大蕭條？
非常時期，讓學界意見充分交換是應有之義，羅漢堂在 3 月 22 日組織了一場特別研討，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漢堂學術委員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與羅漢堂秘書長陳龍，就疫情將對未來經濟和社會格局產生的影響展開對話。
因為有在網上直播，我們也全程聽取了這次研討，受到兩位學者啟發，我們也對疫情下的經濟、社會格局，產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01 蕭條還有多遠？
蕭條（Depression）和衰退（Recession）都是用來描述經濟收縮的概念，一般來說學界認為當實際 GDP 負增長超過 10% 或者經濟衰退時間連續超過 3 年，那麼可以認為發生了經濟蕭條，簡言之，蕭條比衰退影響時間更長，後撤幅度更大。
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蕭條並不常見，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從 1929 年開始，1933 年結束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那段時間，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產值下降了 44%，失業率高達 30~50%，全球經濟損失超過 2500 億美元，比一戰還要多。
那是人們第一次認識到，和平年代也能發生社會浩劫。
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美國
《光榮與夢想》一書中，威廉·曼徹斯特記載下大蕭條時民眾的艱難生活——人們在街上晃盪，學會了許多生存的竅門，例如，用 5 美分買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費熱水，在熱水裡混入放在櫃檯上的番茄醬，就做成了番茄湯。又比如，在冬天缺少禦寒衣物，就在襯衫下面塞滿報紙，鞋子磨腳就找些棉花放在腳後跟。
經濟週期理論告訴我們波動一定會存在，不可能只漲不跌，但沒人希望以蕭條的形式釋放壓力。
這次新冠疫情會造成經濟蕭條嗎？斯賓塞和陳龍認為前景還沒有到如此悲觀。
斯賓塞認為經濟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關鍵的挑戰在於怎樣才能在加強疫情管控的同時，儘可能地減少對經濟的長期影響，保護好企業以及就業人員，這樣等到疫情結束的時候才能夠儘快復甦。陳龍認為，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要看在中國以外的主要經濟地區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以及疫情後的消費恢復速度，很糟的情況是持續幾個季度，而一切順利且加上一些運氣的話，也許到夏季結束就會出現經濟復甦的趨勢。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漢堂學術委員 邁克爾·斯賓塞
實際上現代社會作為一種複雜系統，是能夠從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以使得系統能更好地抵禦風險的。比如像斯賓塞也提到，熔斷機制就是為了防止銀行、企業在短時間發生大規模倒閉所建立，這正是人們在歷史股災中吸取到的教訓。
更長遠地，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時在任的美國總統胡佛，也是因為刻板奉行「自由放任」，任由市場野馬脫韁才走向了徹底失控。後來羅斯福引入宏觀調控力挽狂瀾，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前車之鑑。
而從大蕭條到現在這近一個世紀，也再沒有出現和「大蕭條」烈度相當的經濟滑坡。
不是說這一次新冠疫情就一定沒有長時間蕭條的可能，但應當看到，從市場到政府部門，都積累了許多有效應對經濟危機的「扳手」和「錘子」。
斯賓塞對市場相對樂觀，他認為，「雖然市場受挫非常嚴重，但這並不是末日，經濟基本面沒有受到毀滅性打擊…市場上有不少機構持有大量現金，例如巴菲特等其他投資者一定會在某個時刻進入到購買模式」，但他也同時表示，預測短期市場走勢是困難的，目前政府需要讓企業生存下去。
不管怎樣，現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人類歷史正處在一個變革節點。
02 史無前例的「既要，又要」
和此前的多次經濟衰退、乃至蕭條不同，這次危機多了疫情的影響因素，特別是目前病毒正在全球範圍迅速傳播，短期內難以得到控制。
「既要控制疫情，又要保護經濟」的難題是之前沒有遇到過的，這給局勢判斷與應對帶來了許多難處。
陳龍教授認為疫情將在四個方面影響全球經濟：需求端人們收入減少不願意消費，供給端隨之減弱，人們的恐懼心理導致信心缺乏，最終所有信號傳導到資本市場放大。
總而言之，疫情給經濟生產的各個維度都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市場何時恢復信心也與疫情走勢緊密相關。
《MIT 科技評論》在上週發表了一篇文章，該文章主要基於帝國理工大學的相關研究報告，認為 COVID-19 在短期內並不會得到有效控制，並可能將在未來呈現波動式的特點。
相對應地，政策上很可能也會長時間保持一種波動式的鬆緊調節——重症人數超過一定閾值，管控措施就升級，等到醫療壓力有所緩和，政策再放鬆。一直到有效疫苗問世並在人群中大規模接種，產生抗體，疫情才有可能完全解除。
如果這種情況成為現實，那麼人們就需要學著適應「新常態」下的生活，比如未來所有公共空間都要檢測體溫，超過一定規模的人員聚集將不再被批准等等，需要做好經濟發生長期結構性改變的準備。
挑戰非常艱鉅，可以看到在歐盟內部，已經發生了許多次海關扣押其他國家醫療物資事件，削弱了國家間的協作聯繫，而美國也在「美國優先」思路下無心插手領導國際事務，斯賓塞也認為，「有效的國際合作現在處於低點」。
據《三聯生活週刊》，學者齊澤克也在最近發表看法，提醒人們目前面對著三重危機，醫療危機，經濟危機，外加心理健康危機。「僅僅把某種全球性的醫療保康資源聚集起來並提供給人類，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永遠著眼於我們置身其間的全球性的世界景觀，牢記這一景觀暗含的所有悖論。」
病毒讓人類「受傷」，癒合速度取決於世界各國能否緊密合作。
03 數字經濟提供的「韌性」
斯賓塞認為，「數字基礎設施、電子商務、移動支付、金融技術在中國發展的要比其他國家要更先進、更深入」，中國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將能夠對沖掉一些疫情造成的限制與不便，從而提升中國經濟的韌性，從衝擊中儘快恢復過來。
實際上在疫情之中，已經能夠看到這種由數字經濟所提供的「韌性」。
比如說，我們瞭解到在甘肅和貴州等地，因為疫情影響到政府招投標採購，導致復工進度受到阻礙，當地政府與阿里巴巴等科技企業展開合作，在原有的後臺系統基礎上加入區塊鏈技術，從而讓招投標更加透明，並提高各方的投標效率——以前投遞材料要麼是一厚摞打印紙，要麼就是在電腦上覆雜費時的加密解密，現在是平臺產生加密憑證，確保安全同時又能批量處理，人員不到場也能順利進行。
還有像健康碼、會議辦公協同軟件等產品，也都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千萬級、乃至億級的社會普及，提高了社會的運轉效率；外賣騎手、物流小哥們也靠著智能調配保障了海量物資的正常流轉。
陳龍認為數字技術與此前的技術革命有著很大不同。蒸汽動力、電力等技術都是「從上至下的」，花了很長時間才普及到貧困地區和人群，而數字技術卻能夠迅速普及，讓大多數人都用起來，「在中國，用（移動支付、互聯網）最多的不是最富有的人，而是最普通的人」。
進一步地，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在數字技術時代遭遇到經濟危機，一方面數字技術能夠迅速普及，此前因為種種原因沒有使用的人們，「不得不」開始接納數字技術；另一方面，比特世界沒有新冠病毒，數據和信息流動不受影響，這種更細緻的反饋顆粒度，也有望讓精準施策成為可能——在衰退中救市，離不開手術刀般的精確。
這可能會給中國在「大變局」中創造獨特機遇，我們必須要把握。
正如劉鶴在《兩次全球大危機比較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危機不但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大危機不但分配的是一個國家的國內財富，還有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
一些跡象是，在目前的全球新冠疫情之中，亞洲國家普遍應對更加迅速，本地疫情收斂速度更快，而且像韓國和新加坡等地，也並不是採用和中國完全相同的方式來控制。斯賓塞也提到，西方國家有其自身阻礙，調動資源的能力有所欠缺，檢測能力也相對薄弱。
儘管全球經濟是很強的整體，國家之前相互依賴，但不能否認的是，先控制住疫情的國家可以在經濟生產、政策調控等方面更具彈性。進而，這些國家也能夠在全球經濟復甦中發揮更主動的作用。經濟重心的轉移，也許會加快。
做好一切準備，隨機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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