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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山西省法律援助研究院高衛庭院長題字）
石海洋 | 某國有企業法務人員。
沒有金剛鑽兒，不攬瓷器活兒！
——俗諺
日前，“法律讀庫”微信公眾號發表《檢察機關是刑事錯案的第一責任人》一文，對捕訴一體和員額辦案制改革背景下，如何嚴把審查批捕起訴關口、做優刑事檢察工作進行了探討。這篇文章被《檢察日報》公號轉發後，閱讀量很快突破10萬，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這一篇通過微信平臺傳播的文章，其影響力大大超過了在核心期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正是因為這篇文章最初發表於公號，作者的撰文更加自由隨意，後期並沒有嚴格的審核程序，雖被多方轉載，但其中的諸多內容是值得商榷的，我們不能因為一個過於漂亮的標題，而忽視了文章的質量。現對文章的一些觀點提出提出商榷觀點，歡迎各位拍磚。
一、刑事錯案責任的大小應由事實說話，而不來自於主觀的宣稱，承擔第一責任需要勇氣，但承擔這個責任也需具備相應的“資質”
先以一個故事開場。在一場接力比賽中，如果第一個選手錯把手榴彈當接力棒（手榴彈的外觀和接力棒高度相似），傳給了第二個選手，結果在第三個選手上爆炸了，第二位選手站出來，哭天搶地，捶胸頓足，說都是我的錯，我為什麼沒有發現那個接力棒是假的？如果接力棒是真的，結果第三位選手掉棒了，第二位選手再次了說，都怪我，為什麼我不在遞給第三位選手之前為他粘好雙面膠，這一切都是我的錯。在《檢察機關是刑事錯案第一人》這篇文章中的檢察機關多麼像上面故事的第二位接力選手。
文章的觀點震耳發聵，“從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在訴訟中的職責作用看，沒有檢察機關的錯捕錯訴就沒有冤假錯案，檢察機關是刑事錯案的第一責任人。”這句話是這篇文章的核心命題，文章的標題就來自於此。
應當說，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縱觀已經糾正的冤假錯案，主要的原因是體制性的、系統性的，無論是“命案必破”的反規律要求、被害方及民眾情緒的宣洩還是“案卷中心主義”的客觀制約等等，出現了錯案，很難單純歸咎於檢察官（檢察機關）、法官（審判機關）。
將檢察機關作為刑事錯案的第一責任人，這是檢察人無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作者說“要樹立勇於擔當的責任意識”，這裡的“勇”應當是理性的忠勇，而不是莽撞的悍勇，這裡的“擔當”也是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的擔當，而不是耕了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這裡的“責任”是其來有自、依法據理的，而不應是毫無來由、沒有根據的。
二、作為整個司法系統的一個環節，為應為之事，擔應擔之責，沒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誰也避免不了攤上事兒
文中提到“我們不能和社會上大多數不熟悉法律的人一樣，認為冤假錯案是公安局抓錯了人，是法院判錯了案，與檢察院無關。”作者批判的是一種常理性認知，常理之中往往蘊藏著真理。
首先，看案子是哪裡來的？案子來源於偵查機關，這裡作者不是為檢察官和法官開脫責任，警察同志也確實有很多難以言說的“苦痛”。
但有些案子（案卷）“做”的太好了，嫌疑人又做有罪供述，甚至審查起訴階段仍然保持較為穩定的有罪供述，檢察官不是天使，讓他能透過“水晶球”去發現血淋淋的刑訊逼供的現場，在七天之內準確的推翻被“做”了很長時間的案件，很難。
在有罪供述面前，客觀證據能夠相互印證，被害人家屬在門外扯條幅哭訴，媒體的道德控訴連篇累牘，讓案件在檢察機關止步不前，難上加難。鐵肩擔道義，如果肩膀羸弱，且已不堪重負，不應再讓其背上不該背的鍋。
在佘祥林案件，先有客觀證據，通過刑訊逼供，獲得與客觀證據“相互印證”的有罪供述，佘祥林被迫按照偵查機關的要求畫出了案發現場的“行走路線圖”，最後，經過某某委協調定案，在這裡，讓誰去承擔第一責任？馬克昌教授曾言，刑訊逼供往往是造成冤假錯案的首要原因。
其次，案件是如何了的？檢察機關的決定更多是“過程稿”，檢察官對這個過程應認認真真的負起責任，“過程”有“過程”該承擔的責任，只顧著風雨兼程，無心顧及終點的彩虹。有大量的案件屬於認定有爭議的案件，對於是否達到“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發生”、“確實、充分”的捕、訴證據標準存在分歧，如果對於此類案件一律不捕、不訴，也不能體現檢察機關應有的擔當。
不能只把案件盯著捕後無罪、訴後無罪等結果（冤案當年判決結果都是有罪，用後一程序的結果來評判前一程序的質量，問題很大），要看看哪些案件是檢察官“冒著風險”捕了，偵查機關按照檢察機關開列的提綱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偵查工作，讓真正有罪之人被繩之以法；也要看看哪些案件，檢委會討論爭議較大，但按照多數意見起訴，最終法院支持了檢察院的指控，正義得到了伸張。
有些案件交由法院裁決更顯公平正義，而絕非檢察機關推卸責任。審判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有爭議的案件不到最後環節，被終結在檢察環節，沒有經過法律庭審的淬鍊，程序難言公正，結果亦難以服眾。
檢察機關的職能之一是指控犯罪，將案子自行終結在檢察機關，面臨的壓力可以想象，尤其憲法將檢察機關定位於法律監督機關，自己將案子不捕、不訴，又回到了“誰來監督監督者”的“世紀難題”上來了。“以審判為中心”是大趨勢、是正確的方向，是騾子是馬，拉到法庭上遛一遛，當面鑼，對面鼓，是非曲直在法庭的陽光下更容易辨別。檢察機關的公正執法是鮮有人質疑的，並且也在探索公開聽證（審查）等陽光檢察模式，但從本質上，檢察機關的決定是單方面主要依據書面案卷材料作出的決定，可能比多經過法庭一道程序作出的決定，出現錯誤的概率更高。不是因為法院判的案子，檢察機關就沒有錯誤，而是把本應該交由法院審判的案件卻終結在檢察機關，要承擔更大的錯誤。
我們聽說說寧可錯判不能錯放，但我們沒聽過寧可錯放不能錯訴（捕）。把案件交由法院審判，對當事人來說也是一種程序公正，也滿足了他們的程序訴求。
有的時候檢察機關若要不起訴一個案件，當事人用渴求的目光看著檢察官，我就想讓案子到法院過過堂，看看結果到底會怎樣，面對這樣的問題，檢察機關很難用自己和法院一樣等話語來說服當事人，一種純程序的請求，不能從實體上去反駁。
三、刑事錯案的責任認定需要科學的評價體系，具體案件具體分析，不當的敢於承擔責任，不利於系統的、長遠的提升刑事案件的辦案質量。
辦理刑事案件絕非檢察機關一家的事情，需要公、檢、法的協同配合。發生了冤假錯案，不太可能只有一家有問題，更大的可能性是，都犯了不同的錯誤，導致了冤錯案件的發生。
世界上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樹葉，冤錯案件的原因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發生的冤假錯案，就要認真分析問題到底出在哪裡，而不要著急找一個人來背鍋或者主動跳出來認錯。
錯案發生了，結果往往是不可逆的，聶樹斌不再了，呼格的生命定格在了十八歲。科學的剖析刑事錯案的責任，懲處那些真的存在問題的辦案人員，更多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讓悲劇不再上演。
作者想讓檢察機關承擔第一責任，來倒逼檢察機關提高辦案質量，但提供辦案質量並不是檢察機關自己一家的事情。雖然實行了捕訴一體，但有些偵查機關（人員）仍然將嫌疑人被逮捕視為“成功”的標誌，對於繼續偵查提綱的內容，不再重視。
為了避免刑訊逼供，對於重大案件實行同步錄音錄像，但有的偵查機關為了一次“完美”的同錄，對嫌疑人進行反覆的“訓練”，最終讓嫌疑人呈現一次符合法律規定的供述，而其他訊問依然充實著威脅、引誘等等不規範甚至違法取證行為。如果因為偵查機關（人員）的懈怠或失職，案件出了問題，讓檢察機關承擔第一責任，不但讓承辦檢察官心灰意冷，而且可能會縱容偵查機關的不當偵查行為。高檢院對於刑事檢察人員，要求的是真正履行好在刑事訴訟中的主導責任，強調檢察機關要更加積極主動的行使職權。面對冤假錯案的責任評估，一定要嚴謹、科學、慎重，在這個事情上，不能事故未出，而先搶“頭功”。
檢察機關，首先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系統內部“求極致”，其次要對於刑事錯案的責任進行科學精準的評估，對於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必須承擔，不推不躲，但對於別人的錯誤也應當客觀的評價，從推進刑事法治良性發展的高度，跳出檢察機關，站在刑事司法系統的角度，為實現天下無冤的理想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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