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故宮博物館建院90週年,為了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央視拍攝了一組《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紀錄片。
沒想到播出僅很短一段時間這部紀錄片就在網絡上爆紅,“工匠精神”一詞也隨之迅速走紅入選2016年十大流行語。
該片記錄了故宮中稀世文物的修復過程和修復者們在日復一日工作中的心路歷程。
展現了中國傳統四大階層“士農工商”中的“工”。
2017年《我在故宮修文物》被編輯成書。那些被塵封在歷史中的人和事,從此通過文字的形式被完整的記錄和保留下來,而修復師們“擇一事終一生”的工匠精神也深深觸動了無數人的心。
與時間對話的匠人置身於歷史,只為了守住過去,將歷史的蛛絲馬跡呈現在當代:
所謂的“工匠”就是將傳統手藝保留和展現出來的人。
《周禮 考工記》記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就這麼一個“守”字,便將工匠置於歷史。
他們要守住藏品,就先要守的住自己的心。
耐住寂寞,是成為工匠的最基本前提。
銅器室要求修舊如舊,老一代帶徒弟,總是先要讓徒弟先做“打磨”這是磨銅器也是磨性子。
從年輕到年老,從打磨複製品到做出鏽色,銅器師傅們被打磨了一輩子的光陰,也如同銅器上一層又一層的鏽,帶著一年又一年的歷史感。
王有亮師傅說:“做這個活就害怕慌,著急。必須把性格磨沒了,沒有稜角了。”
鐘錶組修復的時候要先跟器物對話。
打開一座鐘,就是在與歷代的工匠對話,你得耐得住性子聆聽,然後才能根據蛛絲馬跡找到其中的端倪。
那些被修復的鐘表曾經塵封再歷史一百多年。有人修,但修不好。
期間艱辛困難,非的是耐得住性子的人才能幹好
王津師傅說:“你要是坐不住,就只能改行唄。越幹越沒興趣,這活兒就越轉不了,越著急它越不轉”。
漆器組的閔俊嶸,學了五年美術,復讀兩次,走上藝術道路,進故宮之後跟著師傅學了八年。
為了做漆器修復,閔俊嶸凌晨上山從割樹脂,到做天然漆,每一步親歷親為。
而為了修復古琴,他甚至拜師學藝,想要修復它就先要做到了解它。
修復的每一步都充滿挑戰和艱辛,非有耐心者不能及。
閔俊嶸師傅說:“狀態不好的時候我不會動文物,你端著它的時候,中間就容易出問題。有的時候可能一上午就工作一兩個小時,心裡很焦灼”。
楊澤華老師和他們的書畫修復組,面對有著二百五十年曆史,卻沒有落款,無從考證的巨幅古畫,更是拿出常人想象不到的耐心,長時間的分析觀看。
通過筆畫之間的走勢,人物的表情形態、穿著舉止,不斷揣摩畫中人的內心狀態。通過古畫上的細枝末節確定它的創作時間和主題。
《裝潢志》雲:“古蹟重裝如病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劑而斃,上品名跡視之匪輕,寶書畫者,不可不究裝潢。”
書畫組的修復師就像是醫生對待病人那般,耐心看診對症下藥,力求“治好”手中的文物。
職業的孤寂鑄就了強悍的歷史傳承。
修復師們耐住寂寞,堅守著匠心用一個“守”字將文物傳世。
他們“修舊如舊”並不是為了讓收藏家鑑賞點評,而是為了儘可能真實的還原過去,展示這段歷史曾經以什麼樣面貌呈現。
讓現在和未來的人能夠有機會了解,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我們曾經有著怎樣的生活軌跡。
為此,匠人們日復一日,代復一代的跋涉在靜止的時間裡,修復歷史長河中的每一件器物,卻從不留下自己的名字。
他們遵守著匠人無名無我的傳統,將自己融合與更廣闊的歷史空間。
老手藝,新技術;老師傅,新活力——新老碰撞中不變的作事態度,傳承的工匠的精神:
2019年是國家文化部實施“中國古籍保護計劃”第十二年。在這十二年間我國的古籍保護修復技術也在快速發展。
老手藝配合著新技術,讓更多文物能夠重見天日。
《我在故宮修文物》中80、90後年輕師傅們給這座古城增添了許多生機,他們讓古老的修復手藝煥發出盎然生機。而新技術的引用,也讓文物的修復效率和精準度得到了顯著提高。
在2017年前後,鐘錶室招了一位“海歸”的博士,是在芬蘭學機械專業的。
過去故宮裡使用的是老式的開齒機,憑修復師的經驗手動開出輪齒。而今天通過年輕人的加入,修復開始使用3D掃描技術,數控機床、機械車床,這大大提高了鐘錶修復的效率以及齒輪的精準度。
鐘錶組王津的徒弟的亓昊楠作為故宮第9四代鐘錶修復師,在修復的方式方法上,以他為主導做出了許多創新。
比如,利用數字化和多媒體的技術, 在鐘錶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物修復方案,將文物的修前、修中、修後的狀態實時拍攝記錄下來並歸檔。通過對比和分析更全面的制定修復方案。
亓昊楠也曾遭遇過工作的瓶頸期,因為長期從事重複性的工作,他也想換換工作環境。但是最終,他還是選擇留了下來。
青銅組的王有亮師傅曾說過:“現在跟過去不同,過去是你不幹,反正你就沒工作,你在找一別的也困難,就這麼堅持下來。現在願意踏踏實實學手藝的人不是那麼多,因為現在行業也多,不是非得幹這個。再說,現在各種什麼電視,手機上微信一大堆,沒必要為工作發愁。”
真正讓亓昊楠留在故宮的原因不是因為找工作難,想要追求穩定。真正讓他留下來的,是我們經常提到的“工匠精神”
對工匠精神,亓昊楠的最有發言權。他說:“就是做一件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然後爭取一直堅持下去,保持一份最高的熱情。”
老一代匠人的“守”在新一代匠人詮釋為,對自己熱愛的堅持,變成了永遠用最高的熱情執著於自己所喜歡的事。
亓昊楠的夫人陳楊也是故宮裡的一名修師。她跟亓昊楠不同,陳楊2004年進的故宮,沒有專門的師傅帶,她在各個科室輪崗數年,直到2009年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成立,陳楊便受命獨自挑起大梁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大梁。
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室,除了陳楊外組內5人全是年輕女生,紡織品的特殊性讓她們不能化妝,不能噴香水也不能留指甲。
女孩子沒有不愛美麗的,更何況正值青春妙齡。
但是,她們每個人都遵守著工作室的規則,工作的時候都是穿的簡約輕便,沒有人化妝打扮,體現出很高的職業素養。
傳統紡織品不但工藝複雜而且材質嬌弱,特別是緙絲製品,需要女孩兒們低著頭耐心細緻的一遍又一遍在經線中換梭子。這在古代即使是最熟練的繡娘一天也只得幾寸。
紡織組80,90後的姑娘們,在網絡發達,物質豐富的今天,不但要排除外界干擾,日復一日的重複繡孃的工作,還要在傳統工藝中加入現代的保護技術。可見這份工作對一個人專注度,耐心,技術的要求之高。
陳楊在提到對“追夢人”的理解時曾經說過:“追夢就是對自己所做的文物保護事業的一種追逐,擇一事,終一生,永遠在自己事業的歷程中堅守自己的崗位,執著地去做這一件事。我的性格也是屬於這樣的,所以希望能把一件事做好做精,一直堅持下去。”
老一代匠人的“守”在新一代匠人中詮釋為“追夢”,擇一事,終一生,把一件事做好做精,一直堅持下去。
“匠人精神”是可以培育,傳承的。
從《我在故宮修文物》中,我們看到修復師不再都是白髮蒼蒼的老者,更多的是年輕的新鮮血液。
他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時光,用不變的匠人精神的內核,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逐夢,也傾注所有的熱情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上。
從文化傳播到技藝傳承,以“匠人精神”躬身入局的我輩中人:
一部《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紀錄片引起了許多80,90甚至00後對古老文物的興趣。
“修文物”這個動作,鏈接起古與今兩個時空,傳遞著古人和今人的對話。
匠人們的手藝裡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傳遞出屬於我們自己的文化自信。
在故宮,修復師們每天都面臨著不同的挑戰,每一件歷史的藏品,都非一時半刻就能修復。
有些需要幾個部門的通力合作,有些則需要反覆研究制定方案。
一件鐘表的修復可以歷時幾個月,一件緙絲工藝的修復則需要更長的時間。
每一件獨一無二的藏品都是歷經千難萬險重現世間。面對其中的困難和挑戰,修復師們一直用一顆匠心沉浸在如何解決問題之中。
而一代又一代人的前仆後繼,讓老一輩匠人的手藝得以傳承。
書畫組的楊澤華說:“我的能力也有限,我老是說每代人有每代人乾的事,但不管多少,你積極的去邁出這一步,後邊還有人。”
每一代人都秉持著匠人精神在每一個時代,儘自己的努力解決問題,如愚公移山,子子孫孫無窮匱也。
今年羅振宇在2020年跨年演講《時間的朋友中》提出了“我輩”的概念。
所謂“我輩”只是個代詞,本來沒啥意義,但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這兩個字裡面有一種驕傲的認同感。
直面挑戰,躬身入局,皆為我輩中人。
就像故宮的修復師一樣,民間也有許多80,90後的年輕人,他們用年輕一代的思想方式追求喜歡的事,將傳統手藝發揚光大。
90後美女陳畫繼承爺爺手藝從事金繕修復,五年來她經手修復了700餘件破損器物,其中包括200餘件文物;
92年女生王一帆,3年來成功復原出了32種古代妝品,成為中國第一個系統復原古代妝品的人;
還有26歲的夏天妮,每日對古籍進行破洞修補、晾乾、壓平、打眼、裝訂等修復工作,300餘本“病書”在她手中“康復”。
越來越多的我輩中人投身於傳統技藝的傳承和文化傳播。
正如得到大學的教研長蔡鈺所說:我輩這兩個字裡,寫著對世界的主場感和建設性。
時代變遷,許多文物進入了沉睡,需要匠人還原面貌,喚醒活力。
文物修復,既是一門手藝,更是一種文化傳承。
我輩中人甘於寂寞,在時光中打磨歲月,用青春的匠心守護古人技藝的智慧。
儘管技藝傳承任重道遠,而一個修復師窮盡一生能修復的文物也屬有限,但我輩中人正在參與、貢獻、構築著這個時代。
就像書畫組楊澤華老師說的:“你積極的邁出這一步,後邊還有人!”
這個觀點不是處於明天會更好的樂觀,而是對一代代傳承者的信任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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