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生死,如何構建西方文明的根本精神


“見地”十日談 | 蘇格拉底的生死,如何構建西方文明的根本精神

陳斯一,北京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劍橋大學古典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古典學、古希臘哲學、基督教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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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大衛《蘇格拉底之死》

在哲學界曾經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整個西方哲學史無外乎是《柏拉圖對話錄》的一系列的註腳,這凸顯出柏拉圖在哲學史上的開源性的地位。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在其《對話錄》中,蘇格拉底是當仁不讓的主角,至少在大部分的對話作品當中,蘇格拉底都是主角,足可見蘇格拉底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而且從更加宏觀的文明史的角度來看,我覺得蘇格拉底是哲學史上西方精神文化現象的一個典型化身。

阿里斯托芬、色諾芬和柏拉圖眼中的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自己沒有留下任何寫作,我們關於他的全部記載,都來自於他同時代的人和他的學生給我們提供的刻畫。主要史料的來源有三個,一個是柏拉圖,一個是色諾芬,一個是阿里斯托芬。

其中阿里斯托芬的資格是最老的,他是蘇格拉底的同時代人。阿里斯托芬作為一個劇作家,他對蘇格拉底的態度基本是負面的。在他的喜劇《雲》當中,對蘇格拉底提出了非常尖刻的批評,把蘇格拉底描述成一個非常可笑的自然哲學的愛好者,研究小至昆蟲,大至天體的一系列的自然現象,不僅如此,還不尊重神靈,擾亂社會秩序,教導一些詭辯的技術,特別是對年輕人起到了敗壞性的影響。這是阿里斯托芬刻畫的蘇格拉底的形象,這個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上真實的蘇格拉底呢?我們無從考究,但這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哲學家的一個流行的印象。雖然雅典歡迎各種各樣的科學家、智者和哲學家在城邦活動,但是最終雅典審判並且處死了蘇格拉底,事件反映著城邦政治體和哲學這樣一項精神事業之間的一個非常強的張力。蘇格拉底的生平故事,最終以這樣一場審判和一個死刑來結尾,實際上具有非常深遠的思想意義。這樣一個結局,在某種程度上是蘇格拉底自己去選擇的,他認為這是對於他一生一個完美的總結。

第二個來源就是色諾芬,他算是蘇格拉底的一個學生,至少是蘇格拉底的一個仰慕者。他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家或者哲學家,可以算成是一個史學家。色諾芬的記載對我們來說不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因為他對蘇格拉底是一種尊重和崇拜,談不上有多深刻的理解。在《蘇格拉底回憶錄》當中,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可以說是一個簡單的、睿智的好人,但是比較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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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像

最重要的來源是柏拉圖,柏拉圖比蘇格拉底小很多,蘇格拉底死的時候,柏拉圖才25歲,但他是蘇格拉底最重要的學生。無論是柏拉圖的一些實質的哲學觀點,還是他運用對話的文體來闡述觀點的方式,都深受蘇格拉底的影響,特別是《對話錄》。《對話錄》這樣一個文體,就是模仿蘇格拉底,用對話的方式來從事哲學、生活的一種實踐。柏拉圖對蘇格拉底的理解既是最深刻的,又是最複雜的,他不像阿里斯托芬那樣對蘇格拉底持有敵意,也不像色諾芬那樣對蘇格拉底無條件的認同和崇拜。

作為一個哲學家的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的生平我們主要從兩方面來講,一個是作為哲學家,一個是作為公民。

西塞羅把蘇格拉底稱為“第一個把哲學從天上拉回到人間的哲學家”,“第一個研究人性的哲學家”。同時,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蘇格拉底也是第一個提出普遍定義的哲學家,他會研究問題,“這是什麼?”——這是他通常提問的方式。他的提問主要針對的是人的倫理道德方面,比如說德性、勇敢是什麼?正義是什麼?

柏拉圖實際上是繼承了蘇格拉底對於普遍定義的追求,而把這樣一種追求去運用到世間萬物,就不僅僅是針對每一個德性是什麼?而是針對任何一件事情,每一個實體是什麼?從而形成了柏拉圖的這樣一個理念的學說。同時,柏拉圖也是繼承了蘇格拉底對於人性的關注,他不僅僅研究自然哲學,而且還研究政治哲學,柏拉圖也成為了一個政治哲學家。

在蘇格拉底之前,很多早期的哲學家,我們今天通常稱之為“前蘇格拉底哲學家”,他們往往是將自然作為一個研究整體,研究自然的本源,而且他們往往會傾向於去做非常普遍的斷言,不管斷言對不對,至少他們是追求一種普遍的真理,他們超越於個別的人,至少是超越於城邦,去追求自然的本源。

蘇格拉底也繼承了普遍性,他把它運用到了人世間這些德性、倫理、道德和政治的問題上,這就是他對於定義的一個關注。同時,蘇格拉底又並不去強調追求那樣一個普遍自然的本源,他追問的是人性,追問的是城邦,而且他自始至終關注的是雅典,所以他並不犧牲個別性。

這樣一個兼具普遍性追求和個別性持守的哲學性的綜合體,在我看來是蘇格拉底的哲學最具特色的地方。

作為一個公民的蘇格拉底

作為公民的蘇格拉底,必然要參與城邦的政治活動,但蘇格拉底本人實際上非常不喜歡參與雅典的政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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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像

除了嚴格意義上的政治活動之外,雅典還活躍著很多很多的文化人,智者、哲學家這些人物,往往它們是從外邦來到雅典,開設培訓班,教授各種各樣的知識,其中以智者教授修辭術為主要的學科。因為修辭對於民主制的雅典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政治技能,所以很多智者來教授這樣的一個學科。蘇格拉底當然也是一個老師,這可以說是他的職業,他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校和學院,而且從來都不收費。他只是自然而然的去和人交談,吸引別人的注意,運用他的言談、他的思想、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圍在他的周圍。他不停地和這些人交談,探討各種各樣的問題,這就是他進行教育的一個方式。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它是一個體制外的哲學家或者教育者。

他作為雅典公民,有一件事情他是逃不開的,而且也從來沒有去躲避,那就是兵役。雅典公民都要服兵役,因為雅典是“耕戰合一”的體制,公民都是士兵。成年之後,蘇格拉底參與了數次雅典與外邦的戰鬥,嚴格講這是蘇格拉底參與雅典政治事業上唯一的方式。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停戰時期接近尾聲時,雅典通過西西里遠征再次打破戰局的平衡。西西里遠征之前發生過一件事,就是“會飲”——柏拉圖的《會飲篇》所記載的這樣一件事情。當時一個雅典的悲劇作家阿佳通得了獎,他的很多朋友就聚在一起慶祝他得獎,大家參與了這樣一場會飲,蘇格拉底是其中之一。在會飲的場合,蘇格拉底和很多參與的人一起探討了“愛慾”的哲學話題。根據柏拉圖的記載,阿西比亞德闖了進來,也發表了一通他自己對於愛慾的看法,阿西比亞德是蘇格拉底最重要的學生之一。當會飲結束之後,阿西比亞德即將帶領雅典軍隊去西西里遠征。結果,西西里遠征失敗了,從而導致了雅典帝國的衰落。

戰爭結束之後,雅典民主制對蘇格拉底進行了審判。其中的一項罪名就是蘇格拉底敗壞青年,青年指的就是阿西比亞德。還有兩件事情能夠凸顯出蘇格拉底的性格和原則——他曾經兩次明確的違背城邦的命令,一次是針對民主制,一次是針對寡頭制。蘇格拉底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立場,但他有自己的原則,無論是民主派還是寡頭派,其實都有他的朋友也都有他的敵人,他曾經兩次嚴重的違背這兩種體制領袖的命令。公元前399年,民主派以“不敬神”和“敗壞青年”這兩項罪名審判了蘇格拉底, 並且最後處死了他。

蘇格拉底之死

對於這樣一次不公正的審判,蘇格拉底並沒有進行任何的反抗。實際上蘇格拉底是有機會逃脫死刑處決的。

在法庭上,蘇格拉底並沒有運用真正有效的辯護。當時的法庭審理並不像現在這樣,講求客觀的證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的情緒。比如,被告可以運用一系列的方法來引發原告的同情,這也是當時一個常規的渠道,但蘇格拉底拒絕這樣做。他拒絕表現出可憐,而且蘇格拉底也沒有撇清自己與寡頭派的關係,沒有去討好民主派,而是進行了論證。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辯被柏拉圖記載下來,加上柏拉圖的創作,成為我們現在的《申辯篇》。

《申辯篇》就是蘇格拉底擺事實講道理,進行一番論證,證明自己是無罪的。顯然這樣的一個方式對他的命運沒有任何幫助,蘇拉底並不是不知道這一點,我相信他是刻意地選擇了這樣一條途徑。他選擇了一個最沒有效力的自我辯護的方式,要通過這種方式來凸顯出他自己的原則。

雅典對於蘇格拉底的審判雖然是不合理的、不公正的,但是它的程序是正義的、合法的。所以,蘇格拉底接受這樣一個合法的判決。這是從法律的角度去看,是蘇格拉底對於法律的尊重。這個是一以貫之的,一直到最後他的朋友克力同來勸他越獄的時候,他給的回覆都在說“我不能夠違背法律,我不能夠背叛雅典的法律”。

另一方面,蘇格拉底在前兩次不服從的時候,這個命令本身都並不涉及他自己的利益。第一次是對民主派要判那些將軍死刑,蘇格拉底表示反對;第二次是寡頭派去抓捕另外一個將軍,這個時候他也反對,表示不參與。但是最後一次是事關他自己,說到底他會以不服從的方式去捍衛別人的權利,但是涉及到他自己的時候,他卻並沒有選擇不服從。

無論我們怎麼去理解這個問題,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蘇拉底作為一個公民,他自始至終是忠誠於雅典的。

生得像奧得修斯,死得像阿基琉斯

我們談柏拉圖記錄的細節,都來自關於蘇格拉底之死的《對話錄》,柏拉圖運用《荷馬史詩》中的典故來描述蘇格拉底,一個是描述他的生,一個是描述他的死。

第一個是《斐多篇》所謂的“次航”,就是第二次航行。蘇格拉底在和他的學生們最後一次探討問題時,講到了自己的求學經歷。他說他早年也是一個熱衷於自然哲學的人,到後來他發現所有這些自然哲學都不能夠回答“善”的問題。蘇格拉底說,我看了很多哲學家的書,包括阿那克薩戈拉的書,讀了之後覺得很失望,因為他們還是用跟“善”沒關係的一種純粹自然的機械論視角來解釋宇宙萬物,他覺得不滿意,因此,他開始了第二次航行。第一次起航比喻的是早年對自然哲學的追求,第二次起航比喻的是後來他對於政治哲學的追求。

這個次航的典故實際上是來自於《奧德賽》,當中有一個這樣的故事,就是奧德修斯的“次航”。故事是這樣的,奧德修斯在漂泊的過程當中,曾經獲得過一座島嶼的主人的款待,島嶼的主人還贈送給他一個有魔法的口袋,口袋裡面裝著風,只要把它打開,口袋就吹順風。有了口袋的幫助,奧德修斯的航行非常順利,他和他的水手們經過九天九夜的航行,到第十天可以遠遠望見故鄉的海岸線了,這時候奧德修斯太勞累,他睡著了。水手們經不住貪婪和好奇的驅使打開了風口袋,他們以為口袋當中有些什麼財寶,這樣的舉動就觸怒了風神,因為口袋是送給奧德修斯的,別人不能碰,口袋中放出來逆風,一下子把他們都吹回去了。奧德修斯非常苦惱,又去請求島嶼的主人,但是主人已經不再願意幫助他們了。這個時候奧得修斯不得不第二次起航,只能運用人力來划槳。這就是“次航”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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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陶器上關於奧德修斯航程歷險的刻畫,圖為他與海妖塞壬的搏鬥

次航實際上是次好的一個航行,它不是最好的,它是次好的。它又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就是必須這樣做,因為這樣你才能夠回到故鄉。所以,蘇格拉底把自己的求學經歷比做兩次航行,這其實意味著他還是覺得自然哲學是更好的,自然哲學是一個對於真理無功用的純粹的探究。

換句話說,蘇格拉底仍然是一個哲學家的人格,如果有條件、有機會,他也願意去從事那樣的一種逍遙自在的自然哲學研究。但是他沒有機會,因為他生在雅典,因為他生在那樣從希波戰爭一直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混亂的雅典。這樣的雅典,用我們中國話來說是一個“禮壞樂崩”的時代,蘇格拉底認為自己有必要肩負起對於“善”的追問這樣一個政治哲學使命。這是一個次航,這是更費力的,更痛苦的,是他迫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

在某種意義上,次航的意向呼籲著柏拉圖在《理想國》當中提到的那樣一個哲學家的印象:哲學家可以走出洞穴,看到外面的太陽,才是哲學家真正想做的事情,與真理在一起。但是城邦還需要他,洞穴還需要他,所以他又再次下到洞穴來拯救所有人。《斐多篇》的次航,刻畫了蘇格拉底的生——他生命的選擇,他一生的事業就是次航帶來的。

另一段對話《克力同篇》刻畫的是蘇格拉底的死。克力同找到蘇格拉底,說我們已經給你準備好了越獄的資金和途徑,你趕緊跑吧。蘇格拉底拒絕了,而且用一個非常詩意的方式告訴克力同他選擇了死亡。他說,我剛剛做了一個夢,我夢見一個白衣女子來告訴我這樣一句話,“蘇格拉底,你在第三天就會到達土地肥沃的弗提亞”。這句話實際上是一個典故,他是引用自《伊利亞特(第9卷)》阿基琉斯曾經說過的一句話。

在特洛伊戰爭中,阿基琉斯曾一度考慮要退出戰場,因為戰場上一些不正義的事情讓他感到不滿,讓他對於戰爭的意義、對於榮譽的追求感到幻滅。當時,他就說“我明天就要走,如果天氣好的話,我第三天就可以回到土地肥沃的弗提亞(阿基琉斯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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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波·阿爾巴奇尼《受傷的阿基琉斯》

這意味著阿基琉斯真正的成長,他之前是一個多少有些孩子氣的,非常敏感,也非常容易生氣,甚至是自我中心主義的一個人。他為了自己的榮譽,因為受了委屈就退出,就不服從,不幫助他的同胞,甚至還詛咒他的同胞。但是,到了《伊利亞特》第9卷,阿基琉斯已經不再在意所有這一切,他開始思考更深入的問題——這一場戰爭究竟有什麼意義?實際上,戰爭在《荷馬史詩》當中,它比喻的就是人生的常態,就是人對於榮譽和自我價值的追求。他質疑的是整個以榮譽為核心的生活方式和價值世界,他想離開這個世界。當他說完這些話的時候,來勸他的人都不知所措,不能理解,因為別的英雄完全生活在特洛伊戰爭之中,他們不能夠理解你在戰爭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回家。

在某種意義上,蘇格拉底引用這句話,指出在這時候自己做了類似於阿基琉斯的選擇。儘管他們看似選擇是完全不同的,阿基琉斯選擇回家、選擇生命,但是蘇格拉底選擇死亡。但在蘇格拉底那個世界,在克力同給他帶來的選擇面前,選擇生命,選擇苟且偷生,在這樣一個世界面前選擇死亡,是超越意義的方式。所以,雖然阿基琉斯和蘇格拉底的選擇看似是一個生死兩別,但實際上有著共同的精神,那就是超越這樣一個世俗世界給你的既定安排,回到真正屬於自我的對於命運的認可。

蘇格拉底生得像奧得修斯,死得像阿基琉斯,在柏拉圖看來,偉大的頂點莫過於此。他的死在某種意義上確實是以一個完美的方式,為他的一生畫下了一個句號,讓他成為哲學的一個人格典範,甚至是一個哲學的殉道士,正如耶穌成為信仰的殉道士一樣,蘇格拉底以這樣的方式參與構建了整個西方文明的根本精神。

見地沙龍召集人、見地十日談策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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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懷德,當代文化學者,全人教育探索者,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當代文化發展研究,關注戰略、政策、科技與創意經濟對文化演進的影響與嬗變。自2016年起,發起“見地沙龍”,致力於促進科學、藝術與人文領域的對話交流與知識融通,並結合中國社會的當代處境,展開在“新人文”領域的跨學科學術討論與社會創新。

(本文由“見地沙龍”微信公眾號授權轉載,音頻內容見喜馬拉雅“疫情智者談 | 見地”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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