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吕”与“律召”引出的是非观,一面是规矩,一面是约定俗成

《千字文》中有“闰余成岁,律吕调阳”句,其中“律吕调阳”在不同书家的书写版本中,写成了“闰余成岁,律召调阳”。

这二者有什么差别呢?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先从释义中看“律吕”“律召”的区别。

释义:

“律吕”,中华古乐中包含五音十二律,十二律也叫“十二律吕”。

十二律吕,分别是 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 南吕、无射、应钟 。单数六个为阳,称六律,双数六个为阴,称六吕。

这大概与西方所说十二平均律相似。古人把律管插入地下测试阳气,律管因共振频率不同发出不同声音,所以古人把它拆入地下等到地球公转与自转形成一定角度产生“波”波的频率与律管频率相通,引发共鸣,达到共振效果,这时候管里的灰会飞出来,浮在律管口。这便是“律吕调阳”的意思,调阳是指测试阳气。

“律召”,这个就不好解释了,“召”是虚词,有召唤召集、感应的意思,而律则单指律管。因为律管的频率感应使阳气萌发,从而让灰浮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语法:

从解释上看,貌似二者意思差不多,都是一个典故。但如果细致分析一下,则可发现其中一些猫腻,比如“对仗”。周兴嗣这篇千字文是皇帝让他编来教儿子念书的,打算用这篇文章,即教识字又练文还能了解历史典故,所以“对仗”很重要。

“律吕”与“律召”引出的是非观,一面是规矩,一面是约定俗成

其中“闰余成岁”中

“闰余”:闰余出余分之月,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十九年七闰。

“闰”是名词,“余”是 虚词,相对的,“律X”也应该是一个名词一个虚词组合。“律吕”为六律六吕,均是名词。“律召”则为一名一虚,与“闰余”相对。从对仗来说,“律召”是符合行文规矩的。而且,六律六吕有阴阳之分,律为阳,故而测试阳气的频率应用“律”管。

当然,“律吕”与“律召”出现的时间也可算一个考虑维度。

时间:

如想分析二者出现时间,应先了解一下周兴嗣的生辰年代。

周兴嗣生于469-537年,因为文章写好,于502年任员外散骑侍郎,一直到510年。之前说过,周兴嗣写千字文是皇帝要求的,是为了教皇子们读书。当时皇帝梁武帝萧衍的大儿子出生在501年,也就是说当时周兴嗣还没当员外散骑侍郎,小儿子出生在508年,正值周兴嗣任上。从梁武帝的启蒙初衷来看,从后人写千文时必要加上周兴嗣官职“员外散骑侍郎”来看,《千字文》大概就成于502-510之间。当然,510以后周兴嗣也当过员外散骑侍郎,但如果是那时候写的话,大儿子就十来岁了,再启蒙好像有点晚。

“律吕”与“律召”引出的是非观,一面是规矩,一面是约定俗成


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千字文》本,便是智永的真草千文。智永也是南北朝人,和周兴嗣同朝,但生辰年月不详。智永有两个徒弟,第一个是辩才和尚,第二个是虞世南。虞世南是李世民的书法老师,出生于558年,所以智永的生辰年要早于558年,智永的启蒙时期应该离周兴嗣去世的537年很近,甚至是有机会能接上茬的。

同时代,教材为皇子启蒙所作,后刻石普及全国推广,智永又曾抄八百本分发天下寺院,无论从哪看,所智永时期的千文,应该是可信度最高的。当然,说句玩笑话,如果智永学错了,那这八百本可能就是万恶之源。

智永千文中,无论是纸本还是刻本写的都是“律召”。

“律吕”与“律召”引出的是非观,一面是规矩,一面是约定俗成

所以“律召”应是最符合原文的版本。

看到这,其实又多了一个问题,律召啥时候变成律吕的?

其实就这个问题,我以前也分析过,找了一堆名家的作品,但分析并没能深入,因为这事有人做过了,就是启功先生。而且启功先生不但做了,还被嘲讽了。

启功这篇稿写完了,拿着向一位朋友请教。这位朋友看完……说:“你费了许多无用之力!……‘律召’成为‘律吕’,恐怕也只是由于常见易懂罢了。《千字文》是以蒙书的身份被传习的,教蒙书的人,自以普通文化程度的为多,因此……‘律吕’就都流行起来。你的详考岂不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吗?

其实看过诸多名家的《千字文》后,发现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以唐为临界点,唐时作品是律召和律吕的第一个分歧点,之后朝代的名家包括赵子昂文徵明等,用的均是“律吕”,当然也有没用的,不过占少数,如徐渭之流。

在智永以后,唐时欧阳询也曾写“律召”


“律吕”与“律召”引出的是非观,一面是规矩,一面是约定俗成

欧阳询比虞世南大一岁,所以也算跟智永同时期,蒙学是用的教材也可能是这一套。

但是到了褚遂良时期,也就是600多年的时候,就给写成了“吕”。


“律吕”与“律召”引出的是非观,一面是规矩,一面是约定俗成

从此之后无论颜真卿还是怀素亦或米芾宋徽宗赵孟頫等人,几乎都是“律吕”。

“律吕”与“律召”引出的是非观,一面是规矩,一面是约定俗成

包括孙过庭(上)

也就是说在600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导致了从“召”变“吕”,当然,极有可能是避讳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像启功朋友说的那样:写错字了,然后错教。

“召”和“吕”在楷书上是比较容易区分的,但是在草书上二者是形近字。古人楷书是官方书体,行草才是日常实用,所以也有可能是有人混淆了二者草书。

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古代私塾教育在启蒙时,不是先看字,而是先背文,背文和认字虽然一道,但背文要更主要一些,背下文章再谈学字以及解释,这是古代教育的习惯。

如果说字有可能写错的话,口口相传的东西应该是不会错的。


“律吕”与“律召”引出的是非观,一面是规矩,一面是约定俗成


“律吕”与“律召”引出的是非观,一面是规矩,一面是约定俗成

在说文解字中,二者的拼音差异很大,古音与今天读音几乎是一样的。召为“直少切”,吕为“力举切”。

读音不同,口口相传不会错,但确实也存在“教错”的可能,比如我们不知道梁武帝在推广千字文的时候写的是楷还是草,还是真草兼具,也不知道他究竟刻了多少石头,如果只刻了为数不多的几个,那确实会导致一个人学错教坏一帮人的情况发生,不过这种几率终究是不大的。因为唐600年后的一致性太强了。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

杜甫这首诗中出现了一个典故,“吹葭六琯动浮灰”。什么意思呢?古人在很早之前就懂得运用阴阳变化之妙理测试节气变化。他们发现只要在地上插入律管,律管里放上“葭灰”,待到冬至当天,阴气便会达到极致转为阳气的开端,这一点微弱的阳气冲动,便能使管子里的葭灰冲出管口。古人把这种等候测试阳气出现的方法叫做“侯气”,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气候”。

无论是“律召”还是“律吕”,对于学字还说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像赵子昂文征明颜真卿一类的大家都在写“律吕”本,所以即便真有错误,这也可变为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只是其中差异我们明白就好。

就好像“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最后这个“云”,很多人认为是云彩的云,我个人偏向“说话”的云,后来找了位诗词高手一问,他说哪个都对,没有定论。

结语:其实好多事是有对错之分,但不必要争对错的,不如两面一起学,无伤大雅。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