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互联网上火起来了一个词，叫“北漂”，指的是漂泊在首都北京的人，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在北京摸爬滚打，一度成为了励志的代名词。事实上，在资源丰富的首都漂泊，自古就存在，宋代就有大量的考生在京城漂泊，可以说是京漂一族。
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考生滞留在京城，没有收入的他们该怎么生活，会面临着像现代人一样租房难的问题吗？下面为大家揭晓宋代考生的京城生活。
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取天下并非名正言顺，是以兵变的方式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怕手下骄兵悍将效仿自己黄袍加身，采取了重文轻武的国策，用科举制度笼络士大夫阶层，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此外，相比较隋唐，宋代对科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公荐”，采用糊名制以及誊录制，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大大增强了考试的公平与公正。
科举是宋代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文人积极投身于科举之中，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也大幅度增加。据统计，宋代每年应试的考生多达40万人，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说也不为过。但是，宋代每年登科的人数不足千人，那些考不上的人该怎么办，是打道回府还是继续复读？大多数人选择留在了京师，毕竟只有科举才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经过科举考试跻身上流社会的少之又少，大量的历届考生以及待考的考生滞留在京城，便形成了庞大的“京漂”群体，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漂在京城，有家不回呢？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因为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古代的科举考试一般为层层选拔，考过一关才能进入下一关，因此最终的殿试只在京城举行。殿试的考场只设置在京城地区，那么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远方的考生出行自然不方便，路途千里再加上路上的艰辛，到达京城后也累得不轻。此外宋代的殿试四年一次，偏远地区的考生在路途往返上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加上沿途吃喝住行更是负担不起，因此大量落榜的考生干脆居住在京城，为科举备考。
其次，大量考生漂泊居住在京城，和考试内容也有着很大的关系。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政治的考试内容大多为最新的时事消息，考生如果不熟悉便很难作答。宋代的科举考试相比隋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诗词歌赋转向务实，策论尤为关键，况且当时的信息闭塞，获取信息极为不易，而居住在政治中心京城更容易打听到前沿的信息。
这还不够，宋代的考试内容和政治形势联系的极为紧密。仁宗初期，改变以诗赋取士的旧制，转向务实的策论，让考生针对国家形势发表评论。到了神宗的时候，帝国内部矛盾累积，王安石为了变法招揽人才，科举的内容转向经义和时务策。目的是为变法提供借鉴。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发生改变。后来，随着朝堂内部政治斗争的变化，策论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决定了考生的宦海沉浮。
策论偏向议论时政，向朝廷建言献策，所以宋代的考生要想科举考的好，需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是自己的理论功底，儒家经义要记牢，治国大略不可少。另一方面在则要掌握国家形势以及试题动态，别偏题导致落榜。留居京师成为了获得考试信息来源的聪明选择。
最后，“京漂”一族的出现和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在明朝初年，发生了南北榜的冤案，这可以看作是考生们为考试公平做出的积极斗争，其实这样的情况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便就存在。宋代以前，国家的经济重心在北方，因此科举取士偏向北方，宋代之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少战乱文教兴盛，科举登科人数超过北方，明代的南北榜案不过是考试公平与地域性矛盾的一次大爆发。
北宋时期，科举考试同样存在地域性的问题。开封府与国子监约占全部参加科举人数的一半左右，其中开封府又是国子监的两到三倍，录取比例也相应高于其他路。仁宗嘉祐三年，开封府参加科举人数278人，录取44人，录取比例达到了1:6，而参加科举人数最多的河北路录取比例不过1:30，录取比例最高的利州路只有26个参考名额。
更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仁宗嘉祐七年，参加科举人数最多的河北路录取比例只有1:154，而偏远地区的广南东路、西路甚至无人被录取，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封府的录取比例仍然达到了1:5，并且参加科举人数还多于其他地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科举考试中京师籍的考生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产生了“天下州郡举子，既以本处人多解额少，往往竞赴京师，旋求户贯”的情况。此外，宋代规定倡优、罪犯、丁忧不得参加科举，而这些人为了能够取得功名，唯一途径是伪造身份，而在生源地应考，身份更容易被查证，再加上京师户籍的种种好处，自然乐意取得京师户籍。就这样，大量考生聚集在京城，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文教典范。
大量科举考生都需要赶到奔赴首都，这期间所需的交通、食宿、社交费用是一笔极大的开支，给举子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并且宋代大部分举人家境贫寒，筹备赶考费用自然是头等大事，在借贷业不发达的古代，这一大笔钱应该从哪里来呢？
家庭的供给自然是士子考试经费的主要来源，古代能够考上举人便是一件光耀门楣的大事，更不用说能够进京赶考了。士人在筹措经费时，十里八乡甚至当地的士绅都会出钱赞助，科举入仕不仅仅是乡里有头面的一件事，还会为赞助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此外，宋初的公券制度、地方政府举办的鹿鸣宴以及举子间自发成立的互助组织——义约都，都为举子的赴考旅费筹集提供了帮助。
宋代举子经济上的贫困导致其社会关系网较低，而政府和社会层面的资助对贫困举子的帮助实属有限，在宋代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的氛围之下，大部分举子会选择经商以赚取赶考经费。“吴兴士子六人入京师赴省试，共买纱一百匹，一仆负之。”经商不仅成为首要的脱贫方式，甚至成为贫困士人科举考试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每逢科举之年，大规模的考生以及其随从人员涌入京师，必然给城市带来大量的临时性生活消费，使得“铺席买卖如市”，南宋都城临安甚至产生了“该试官生活”这一俗语，意为应一时之需。士子们到了京师以后，除了人生地不熟以外，面临最为重要的事，便就是和当今北漂同样的住房问题。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宋代旅店业不可谓不发达，利益驱使很多官员都参与其中，宋初丞相赵普就因为“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受到弹劾。与市场需求相应的，出现一批主要以考生为目标消费群的旅店，如北宋东京城内的状元楼，服务对象便是进京赶考的士人。贡院附近同样也是旅馆密集的地区，这主要是为了满足前来赶考的秀才、举子们的租房的需求，大比之年的房价更是水涨船高，“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
面对拥挤的住房现状，在京漂泊的考生们自然会选择及时租房，经济状况好些的，会选择单独租赁，差些的便三五成群一起合租。在租房时间上，分为短期租赁以及长期租赁，短期租房集中在二三月份，多是科举登科或是家境优渥的士人，而长期租房大多一年或者数载。“不幸有故”的“才学之士”，沉沦数十年漂在京师，租房度日的时间更是无限期延长了。
即便是这样，京城的旅店业也无法承载科举为京师带来的巨大的人口压力，不能满足所有士人们居住，士子不得不暂时“权借仙林寺、明庆寺、报恩观、元真观”，宋代小说中以书生寓居寺院为背景展开的情节也每每可见。
陈演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文化繁荣的背后无疑和科举取士密切相关。宋朝上达天子，下至黎民百姓对于科举的推崇，使得科举考试成为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这不仅为士子们营造了良好的向学风气，还促成了宋代文教的繁荣，同时也是“京漂”一族出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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