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国万岁
简单来说，理论上是可以的。
先说一下题主的错误，汉文帝叫刘恒，不是刘桓。
再说分封制，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分封诸侯、以为屏障，平时小弟挡在老大前面当缓冲，当老大有需要的时候，小弟要出钱出力出人，帮着小弟干活，不帮就是不听话，等着挨骂乃至挨揍。
在汉武帝以前，汉朝实行的是郡国并行制，既有郡县制，也有分封制，于分封制下的诸侯王而言，汉朝皇帝的诏书是需要遵守的，不守可能会出问题，比如刘邦，他最喜欢的就算拿不听话来揍小弟，揍到死为止，当然，前提是这个小弟不是他老刘家的。
我们都知道刘邦出身平民，刘氏家族原本也就是个生活水准还不错的平民家族，但随着西汉王朝的建立，刘氏摇身一变成了皇族，可谓史无前例。
而当了皇帝的刘邦，也在考虑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后人永享富贵，自己的家族永远是皇族，鉴于周朝的乱世和秦朝的骤亡，他折中了一下，推行郡国并行制。
郡国并行制实行之初，刘邦还是很被动的，因为他要分封许多他并不想分封的诸侯王，这是他作为诸侯集团首领的弊端，拉一个打一个是他在楚汉战争的拿手活，现在项羽被打死了，在此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异姓功臣自然要封王。
不过见识过这些异姓王倒戈的刘邦，对他们的信任非常有限，在初步稳定局势后金迅速展开了诛灭异姓王的行动。
在这场行动中，刘邦充分运用了调动诸侯王军队的权力，以及从中挑刺。
最典型的就是梁王彭越，刘邦平定陈豨叛乱时，下诏让彭越带兵来会合，此时刘邦已经搞掉好几个异姓王了，彭越不敢去，就称病，只派了手下将领带兵前去。刘邦大怒，派人训斥彭越，彭越的手下劝其造反，彭越不听，结果被人告发，被吕后诱杀。
剪除实力强大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又分封了同姓诸侯王，让他们替自己看守这份家业的远方。
从理论上来说，汉朝皇帝是绝对可以调动诸侯王军队的，但显然，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有些时候诸侯王的军队并不会听从皇帝的指示。
一般情况下，诸侯王要有皇帝的虎符调令才能率兵离境，但吕后去世后，齐王刘襄诛杀齐相，发兵西进，欲诛灭吕氏，夺（匡）取（扶）皇位，这时候，在吕氏控制下的后少帝是完全控制不了齐军的。
刘恒在位时期，中央实力强于地方，刘恒执政以休养生息为主，对匈奴采取守势，虽有摩擦，却少有大战，汉朝中央的军队足够应付，并没有调动国诸侯王军队。而且刘恒致力于通过分割诸侯国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除非到匈奴兵临长安城下这种危急时刻，否则他是不会调动诸侯王勤王的，毕竟枪杆子里出政权，诸侯王军队一来，长安城还是天子说了算吗？
平沙趣说历史
刘邦死后由汉盈帝继位，而实际大权握在吕稚太后手里，盈帝在位不久也死去，吕后就操控了整个朝庭大权，于是重用吕氏族人，大有取代汉王朝之势，刘桓得以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相助争得了帝位，史称汉文帝，其势力虽然不算强大，但比其他诸候王要强大得多，刘恒也是历代王朝少有的明君，执政有方，根基慢慢的得到巩固。所以汉文帝抗击匈奴是能够调动吴国，齐国等各诸侯勤王国的军队的。
肖定才
这个应当没问题吧。
按照西汉王朝中央政府当时的法律规定，诸侯王承担着以下义务：
诸侯王定期到中央政府述职和贡献。春朝必须诸侯王亲到，秋请则可请大臣代为入朝觐见。所谓贡献则是给皇帝缴钱。这是政治上的。
军事上，诸侯有为天子镇守疆土的义务，这也是刘邦分封刘氏子弟的初心。
诸侯王要随从作战。
虽说西汉的诸侯王如吴齐楚等基本自成一国，除了不能称帝外，能自行收税建军，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要听从皇帝的调遣。
而且，汉朝也吸取了前朝教训，在封建制的同时，还实行郡县制，且以郡县制为主，这样，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与藩王杂处，能很好地牵制诸侯王。
而且，在汉文帝时期，刘姓子弟经过吕后血洗，其实实力已经不强了，在有外敌入侵的时候，肯定对好不容易拱立的刘姓皇帝拥立一把的，没的让高祖老婆欺负，还要让外人欺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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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更正一点，汉文帝他的名字不是刘桓，而是刘恒。关于抗击匈奴的问题，汉文帝时期有同次大的战争，列举如下：
1、公元前177年5月，匈奴右贤王侵犯河南土地，并且盗抢归属汉朝的边塞少数部族，杀了很多人。汉文帝亲临甘泉，派丞相灌婴征调的车骑八万五千人，到高奴进击右贤王，同时征发中尉所掌管的步兵，驻守长安。此战过后，右贤王逃往塞外。同时济北王刘兴居认为汉文帝出击匈奴有机可乘，起兵造反。文帝命攻匈奴10万军队返回出战刘兴居，八月，刘兴居兵败自杀。
2、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死去，儿子老上单于继位，文帝派出宗室女儿和亲，并派中行说去辅佐，中行说不愿意去，汉朝廷逼他去，他到了匈奴就投降了老上单于，并且出了很多对匈奴有利的建议。
3、公元前169年，匈奴进攻狄道。文帝采取晁错的建议，通过免除徭役和赋税的方式征召老百姓去边塞定居。
4、公元前166年，老上单于派出14万骑兵攻入和萧关，并且杀了北地郡都尉孙印，并且深入腹地，直逼长安。文帝征发一千战车、十万骑兵驻扎长安附近防御匈奴进攻。文帝想御驾亲征，太后坚决阻止文帝才打消了念头。文帝命张相如、董赤、栾布三人为将，迎击匈奴，老上单于在汉境活动了一个多月，才撤退出境。此战是汉文帝时期和匈奴最大的一次恶战。
5、公元前162年，匈奴进犯，此年恢复了和亲。
6、公元前158年，匈奴三万骑兵入侵云中郡。
通过列举战事可以看出汉文帝时期对待诸侯王采取了以德服人、以武平乱的态度；对待匈奴采取了和亲止战的方式，所以基本没动用诸侯国军队勤王。
以上就是我的回答，希望各位批评指正，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小白不太白
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与匈奴爆发过三次规模较大的冲突，但基本都是以防御为主，即便匈奴军队撤兵之后，汉军也基本没有追击。事实上，以彼时汉军的实力，也无法深入匈奴腹地追击撤兵的匈奴军队。更何况，彼时的匈奴军队并不是被汉军击溃后撤兵，而是因为不想陷入胶着而主动撤兵，汉军就更加不能追击了……
汉文帝在位期间总体上与匈奴保持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状态，并没有发生后来汉武帝在位期间那样的大规模对匈作战，边境守军加几万野战军足矣，根本无须调动各诸侯国的军队。汉文帝如果真调用了诸侯王所属的军队，恐怕还真未必是帮忙，搞不好是去添乱！汉文帝在位期间，汉军第一次对匈成规模作战时，出身齐藩的济北王刘兴居（汉高祖的孙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就反了……汉文帝不得不将在对匈奴作战的部分汉军召回长安勤王。所以说，这些个诸侯王根本没有指望，不在背后捅刀子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汉文帝可否调动诸侯国的军队
在汉高祖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之后，大量刘姓宗室子弟被分封各地、成为了新的诸侯王。鉴于秦王朝宗室羸弱导致亡国的教育，汉高祖赋予了自家受封诸侯王的兄弟子侄们部分兵权。但是，异姓诸侯王拥兵自重的教训就在眼前，汉高祖对自家这些兄弟子侄也并不完全放心！所以，在赋予刘姓诸侯王部分兵权的同时，汉高祖又规定诸侯王没有皇帝的虎符不得擅自调动诸侯国驻军。换言之，理论上诸侯国的驻军是汉王朝的“国防军”，并不是诸侯王的私家军。从这个层面而言，汉文帝是绝对有权调动诸侯国驻军的。
可理论是理论、事实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汉高祖、吕后掌权期间，诸侯国的驻军的确是“听话”的，他们也没有实力与汉廷对抗，只能“俯首听命”！但吕后去世之后发生了一场名为“剿灭诸吕”的军事政变，汉高祖庶长房的几个孙子打着“匡扶汉室”的大旗，将齐国的驻军变成了自家的私家军……齐藩如此，小宗旁支的楚藩、吴藩呢？大概其都是在这个时候，刘姓诸侯王们逐步加强了对诸侯国驻军的控制。在捡漏成为皇帝之后，自身实力相对较弱的汉文帝也只能面对现实、从长计议。这就是汉王朝“削藩”始于汉文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汉高祖和吕后在位期间，诸侯国对汉廷的威胁远没有汉文帝在位期间那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文帝想要调动诸侯国的驻军，理论上还是可行的，在诸侯王们没有打算正式造反之前，他们基本上也还是会奉诏的。但是，此举风险实在太大，很可能得不偿失……
诸侯国军队何时才能不添乱
那么，诸侯国的驻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不添乱、主动帮着汉文帝呢？先举一个后世的例子，“吴楚七国之乱”爆发之后，作为“关中屏障”的梁国首当其冲。梁孝王刘武硬是拼上了全部家当、为胞兄汉景帝刘启充当“人肉盾牌”，迟滞了吴楚联军的第一波攻击，为汉景帝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刘武为何如此？恐怕也未见得是兄弟情深吧？说白了，汉景帝在位，他是最近支的诸侯王！汉景帝“削藩”几乎动了大多数诸侯王，唯独没有动刘武。试问，刘濞也好、刘戊也罢，谁当上皇帝刘武能有这等待遇？他维护的不是汉景帝，而是自己的切身利益！
书归正传，刘姓诸侯王什么时候才会无条件力挺汉文帝？汉王朝大厦将倾之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汉王朝没了，他们这些个刘姓诸侯王又算什么？换言之，汉文帝与匈奴开战，刘姓诸侯王们只会作壁上观，甚至还可能趁火打劫！唯有匈奴占据绝对优势、大举南下想要灭汉时，这些刘姓诸侯王们才会团结一致对抗匈奴！说到底，她们不是为了汉文帝、也不是为了汉王朝，还是为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综上所述，在与匈奴对抗期间，汉文帝想要动用诸侯国的驻军还是可行的，但风险太大，很可能得不偿失。刘姓诸侯王一个个对皇位虎视眈眈，汉文帝与匈奴开战，他们根本不愿意帮一把，不趁火打劫就不错了。恐怕也只有匈奴人要灭掉汉王朝时他们才会挺身而出“勤王”了！皇位只有一个，宗室却又一堆，理论上他们都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只是次序不同而已……这就注定了皇帝与宗室之间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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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此问甚好，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诸侯之间的具体关系。因为，就法律上而言，中央政府自然是拥有征调诸侯王军队的权力的，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是否真能像法律所预期的一样，就又是另外的问题了，毕竟，汉文帝执政时期的中央政府实在有些幼弱，此外，汉文帝又是吴国和齐国的晚辈，而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中央政府与地方诸侯王的关系又非常不和睦。
一：汉代诸侯国的权力问题——侯国与王国的不同
由秦楚政权组织形式调和而来的西汉王朝一方面深受当时天下人心和政治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对抗勋贵集团，巩固刘氏江山的目的，建国之初的刘邦不得不采用亘古未有的“郡国并行制”，以此作为整个汉王朝的立国之基。
但随着时势的变化，在天下一统之后，前期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郡国并行制也逐渐呈现其弱点和弊端。毕竟，建国初期的异姓诸侯王们的实力实在是太过强悍了，在加上韩信、彭越、英布等战力超群的盖世武将，巍然若庞然大物的汉室江山简直就危如累卵。当此之际，深知骄兵悍将之害且早已备受其苦的刘邦随即着手剪除这群当年的“战时同盟者”。而在战胜攻取之后，又将其换成清一色的宗室子弟，希望通过这种广树番辅的方式来达到万世一系的目的。
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师”雄才大略的汉高祖刘邦自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分封制上覆辙重蹈，于是，在给予子孙后嗣充分的特权和荣华富贵之后，他也为由自己的嫡系子孙所统领的中央政府制定了诸多钳制地方诸侯的法门，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诸侯国在地方上的权限问题。
据汉代律法规定：由天子分封的诸侯国主要分为“侯国”和“王国”两种，其中：
1、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权，并没有军事权和行政权，并且还要受到郡一级的行政单位的管辖。
2、而王国除了享有租税权之外，还同时拥有独立的军事组织权和政治行政权。但其军队的主要职能则是戍守王都以及护卫封国之内的社会治安。而在国家有对外征战之事时，王国的军队则要听从中央的调遣，参加战斗。
据此而言，从法律层面上讲，当汉室天子进行全国性的战略布局的时候，他是有绝对的权力来调动帝王诸侯王的军队的。
二：汉文帝与吴国、齐国两大诸侯王国的恩怨矛盾
每一个浮沉于社会的人都懂，在白字黑字的法律条文背后，实际上还运行着一套潜藏的不能宣之于众却大家又都心照不宣的规则。而正是这种混迹于黑白之间，并行不悖的明暗线组成了色彩斑斓、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
且说汉室的诸侯王，在经过孝惠帝、吕后等两代人二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地方诸侯的实力越来越强悍，中央之令不下地方的政治困境日益凸显。可偏偏又是在这个时候，生性刚毅、桀骜难驯的太子刘启又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再加上汉文帝自己继位之初与齐国存在的固有矛盾，使得中央政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1、汉文帝时期：
公元前180年，临朝称制的吕后因病去世， 吕氏诸王因为害怕刘氏宗室趁势反攻，于是密谋造反，取刘氏而代之。但这些图谋的消息却不幸被吕禄的女婿朱虚侯刘章所知，于是经过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一番商议之后，二人决定将此消息告知此时已然贵为齐王的刘襄，准备与之里应外合，一举诛灭妄图篡政乱国的吕氏家族。并趁势迎奉齐王刘襄为大汉天子。
闻讯而意动的齐王刘襄自然极力赞成，随即在齐国举起义旗，打着“非刘氏不得为王”的高祖之约浩浩荡荡的杀奔长安而来。可就在他顿兵在途的时候，长安城内的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人已然成功诛灭诸吕。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当此之际，为了彻底消灭吕氏的血脉，进而保证自身的安全与利益，此时已然占据地位的孝惠帝的子嗣自然不宜再为皇帝。
于是，平息祸乱的功臣周勃和陈平等人自然就要另立新帝。而原本就是为了称帝才首义诛杀诸吕的齐王刘襄却被众人刻意无视，打着“刘襄舅氏驷钧不是善类，立一刘襄，无疑是使‘吕氏之乱’覆辙重蹈”的旗号，强行拥立既无外戚姻亲，又且实力孱弱、貌似仁和的代王刘恒为帝，也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且说这周勃、陈平等人，明明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才避重就轻的选择相对幼弱，便于控制的代王刘恒，而刻意抛弃贤明能干，聪敏洞达的齐王刘襄。可如此一来，却在汉文帝和齐王刘襄之间种下了芥蒂的种子，公元前180年，就在汉文帝继位的当年，因为刘襄兄弟三人曾有阴谋自立的问题，所以在论功行赏之际对其刻意压抑，以至于齐王刘襄和城阳王刘章分别在公元前179年和公元前177年就英年早逝，抑郁而终。至于同样英武不凡的济北王刘兴居则在两位哥哥都去世之后，因为心怀郁积而兴兵造反，以至兵败被杀。虽说刘襄三兄弟已经全数去世，但继位的齐王刘则却始终不曾忘却先君的仇恨，始终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
2、太子刘启闯的祸
至于汉室中央政府与吴国的矛盾，那就得追责到当时还在做太子的刘启身上，话说当年吴王刘濞的世子刘贤奉父之名前来京城，有一次，在他陪伴刘启喝酒下棋的时候，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年少气盛的刘贤因为在棋着关键的时刻没有顾忌贵为皇太子的刘启的身份，不仅寸步不让，而且态度不恭，以至于一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刘启抡起棋盘就将刘贤给打死了。
太子闯下偌大的祸端，身为父亲的汉文帝却只是命人将刘贤的尸身送回吴国并简单的说了一些情况，略略表示歉意，此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表示。如此轻慢无礼的举动自然激怒了素以剽悍凶恶，蛮霸武勇著称的吴王刘濞。
所谓人生之大悲，莫过于“以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的吴王刘濞自此踏上了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阴谋造反”的不归路。
综上，前有夺国之恨，后有杀子之仇。试问中央政府又凭什么来审度吴国和齐国呢？在者，经过数十年的修养，吴国和齐国的势力也已经不容小觑，就此而言，即便吴王刘濞和齐王刘则真的要联合起来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那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而事实也证明，地方对抗中央的“七国之乱”确实在不久之后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