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隨著消費升級時代的到來，電商購物全面滲透進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在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足不出戶”的線上購物更是成為了人們的首選消費方式。同時，我們也看到這背後高速發展的中國互聯網經濟，以及因此而改變的衣食住行模式。
3月18日，由央視網出品，央視網、央視創造傳媒聯合制作的“雲錄製”特別節目《經濟戰疫·復工》在央視網多終端平臺上線第三期，主持人鄒韻“雲連線”京東集團副總裁林琛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白景明，聚焦抗擊疫情當中電商領域的困難和機遇。
“經濟戰疫”電商領域如何以退為進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白景明
近日，中央提出加快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智能供應鏈和智能物流等新一代基礎設施將極大地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實現以消費為主動力的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變。擁有這些能力的企業，對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商品流通效率、拉動就業等又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在央視網《經濟戰疫·復工》節目中，京東集團在疫情期間的對策和做法值得眾多企業借鑑，也帶來更多關於復工復產進程中的思考。
物流體系如何降成本、提效率？
物流業在我國經濟體系當中的地位是不斷抬升的，這種抬升有它的客觀必然性。經濟活動本身就是一個供求運轉的體系。我國GDP規模在2019年達到了100萬億，這100萬億的背後是什麼呢？首先，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產出國。主要的工業品和農業品產量，如鋼鐵、煤炭、日用電器、糧食等都是全球第一；其次，在這100萬億的GDP背後，還有一個需求端，從14億人角度來說，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品市場。農產品消費量全球第一，日用工業品和交通運輸的消費量均為全球第一。所以，中國同時也是物流業規模最大的國家，無論是從消費品零售額，還是交通運輸的一些業務量等等都可以證明。
我國物流業發展迅速，與國家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國家對物流業的發展在產業政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上都給予了大力支持。但從當前物流業的發展狀況和國際比較看，降成本還有一定空間，我國前期一直在減稅費，疫情期間更是出臺了很多政策，加大了降成本力度。同時，物流企業本身也需挖掘自身潛力，運用好政策。像京東集團，在物流降成本方面以及物流體系方面就很有自身特點：第一，體系健全。京東是一個倉配一體化的企業，也是商流和物流合一的企業，在收攬派送以及倉庫儲備方面都比較成熟；第二，智能化程度運用充分。一方面通過大量的智能技術來提升物流層面的效率，另一方面通過算法來提升在商流方面的效率，通過預測和倉網規劃來提升整體物流供應鏈的效率。
如何利用電商平臺解決農產品滯銷？
我們常說中國經濟有韌性，其突出表現的核心在於我國內需寬廣且深厚。當前的問題是我們一方面有需求，但是另一方面供應不到位，供需之間沒有很好銜接。解決問題的核心就是要靠物流業的發展來實現供求及時動態對接。物流本身是商流實現的保障方式，好的物流體系可以使供需有效地對接，同時也可以是低成本地對接。當前有三個方面的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農村區域的信息輸出。現如今，農村地區是我國消費區域的增長板塊，全國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在增長且結構多樣，2019年鄉村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率為9%，超過城鎮1.1個百分點。這表明農村市場潛力很大。但是，農村商品向外輸出的信息不是很暢通，影響了農民增收，從而也就抑制了農村消費增長的後勁。這需要物流企業或者政府層面提供更多的幫助，使這些信息能夠傳遞出去。
第二，農村區域商品交換體系尚需完善發展。供需能否有效對接，需要國家政策來給予大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對農村市場的開發方面，國家的政策體系正在逐步完備。例如，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財力在農村建設網絡設施。如果沒有網絡，電商無法在農村銷售產品。同時，國家對農民生產農產品給予了鉅額投入資金支持，包括農產品生產保險保障。但今後政策還有優化的空間，特別是對農業生產的組織體系、營銷體系等方面給予更多政策支持。
第三，農村市場和全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對接。交通運輸體系，和倉儲設施體系的改善，使得很多農產品能夠有效地及時疏散出去。這一方面國家的政策上、財力上也給了一些保障。但是採用什麼方式鼓勵，通過什麼樣的政策精準發力使這種倉儲體系和交通運輸體系更加有效地發揮作用，來保產品真正地能夠交換出去，是亟需解決的問題。
疫情過後如何提升高質量就業？
此次疫情對就業的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從全球來看，中國在就業方面一直是解決的最好的國家之一。近幾年，我國每年新增就業人員大約1300萬人。1300萬人相當於一些國家全部勞動力人口。同時，我國的城鎮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都控制得比較好，當然疫情發生以後確實又將面臨著新的壓力。但我個人認為，壓力並不意味著中國就業增長沒有條件、沒有空間。
以京東為例，京東集團副總裁林琛表示今年的業務增長還有很大空間，這背後反映的是供需兩端的增長。京東作為商流和物流一體的電商，是銜接供給和需求的，這說明供需兩端都存在就業的內生增長空間。這種生內的空間能不能夠放大，能不能夠儘快地發揮出效率，是政策要解決的問題。從政策方面來講，三方面要跟進：
第一，經濟政策、財政政策要繼續加力、落地。如減稅政策，我們對促進就業，針對不同的群體有很多特殊的政策，疫情期間也出臺了相應政策。我國今年應該保持一定的赤字率，2019年赤字率為2.8%，今年可適度提高，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以此來拉動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
第二，就業要與社會發展政策銜接。我們要在各個渠道吸容就業，提升就業質量。最近國務院也出臺了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的政策。表面上看是一個就業的緩衝，但實際上是要提升人力資源素質，使就業增長與產業轉型升級有效對接，為更多的人更好的就業崗位創造條件。這需要國家增加投入，以資金換取高質量發展。
第三，從各個方面要創造就業“良好”的制度環境。就業機會均等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之一。企業是就業真正的吸容體，企業在招收員工時，要保證機會均等，這很重要。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要切實負起責任。因為國有企業是國有資產，招錄員工必須更加註重體現資產公共屬性。民營企業要充分認識到機會均等是吸收優秀人才的基本條件。
如何扶持中小企業復工復產？
國家政策一直高度重視中小企業發展，而且一直向中小企業傾斜。財稅政策方面：中小企業是減稅的重點。例如，最近出臺的一個稅收政策，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的徵收率從3%調到1%，湖北地區採取免徵政策。這個稅收政策實際上就是針對小企業；貨幣政策方面：國家的支持力度比較大，在貸款上實施定向降準，疫情期間又單獨有貸款配額，這些都是在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法律方面：這幾年我國修改了《中小企業促進法》。《中小企業促進法》的法理精神就是要給予中小企業特殊的制度安排。
個人分析來看，今後國家政策對中小企業的發展還是會給予特殊的扶持政策，有兩個原因：第一，中小企業的就業帶動率非常強；第二，中小企業在一些科技創新上具有孵化器作用，它們是一些領域創新的探索者。所以說，扶持政策力度應該會只增不減。疫情期間我國出臺了很多針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政策，以及財政上的一些支持政策，今後也會逐步落地。特別是中小企業社保繳費這方面，有緩徵和停徵、緩繳和停繳的政策。疫情期間出臺的減稅降費政策有幾千億的規模，單是社保繳費方面就有數千億。
在應對疫情的日子裡，實體經濟和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新經濟都在經受考驗，但危中有機，彼此從相互競爭的關係轉化成了相互支撐、共生共榮。而正是各種經濟模式的交相輝映讓我們相信，中國經濟的前行必將篤定而光明。
閱讀更多 光華銳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