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在以儒家思想為統治思想的國度中長大的，他把儒家思想作為其言行舉止的準則。把仁、義、禮、智、信作為美德主要內容的儒家思想深深影響著蔡襄。
蔡襄剛正不阿，為政清正廉明，敢於仗義直言的高尚人品一直被人們傳為美談。他在朝事政務等大是大非面前。不是保持緘默或是曲意迎合，而是直言極諫，不計較個人安危
和得失，敢於大膽地站出來，表明自己的態度。
公元1036年，五月，改革派代表范仲淹上書言事，揭露當朝宰相呂夷簡擅權營私。呂夷簡大怒，即以“薦引朋黨，離間君臣為罪名將范仲淹貶到饒州。名士餘靖、尹洙為其鳴不平，亦被逐出朝廷。歐陽修致書右司諫高若納，指責其不敢伸張正義，亦獲罪被貶為夷陵賽隨縣令，這場風波引起朝野極大的震驚。是時，初任西京留守推官的青年蔡襄，懷著極大的勇氣寫下《四賢一不肖詩》褒讚範、餘、尹、歐陽為“四賢”怒斥高為“一不肖”。詩曰：“四公稱賢揚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朝家若有觀風使，此語與風人詩”愛憎分明的強烈情感，溢於言表。詩人堅定地站在正義一邊，鞭撻奸佞，表現了種光明坦蕩、不隨世俯仰的品格。
當然，寫這樣鋒芒畢露的詩是要冒著丟官的風險的，但是蔡襄置個人得失於不顧，表現出封建士大夫的錚錚鐵骨。北宋中葉，“積弱積貧”的現象愈來愈嚴重，官僚制度日趨腐敗，苛吏貪汙索取，致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嚴酷的社會現實給蔡襄以極大的刺激與影響。早在青少年時，蔡襄就目睹了農民的貧困生活和官吏驕橫、貪贓枉法的惡劣作風，加之其長期受到儒家仁愛思想的影響遂產生了確立了勤政愛民的思想志向。
蔡襄入仕之後，經常深入民間進行調査研究，瞭解民情。他在朝廷任諫官時，敢於向皇帝反映老百姓的真實情況：在任地方官時，努力為民請命。蔡襄從“君為輕，民為貴”的儒家思想出發，牢固地樹立了民本思想，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他進諫為政、處事，都是是圍繞著“安民”這一宗旨的。他認為為政者要體恤老百姓的痛苦，減輕其負擔，使他們安居樂業，他真誠地希望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他在一首詩中寫道：“願舒泰山雲，甘澤成歲功。願回太清日，晴景破陰蒙。願躋入萬人壽，夭扎終不逢。願令編戶富，食衣無困窮。”這首詩感情真摯，充分抒發了蔡襄希望百姓過富足生活的良好祝願。
蔡襄還接受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觀。儒家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自己的政治理想，認為只有先從修身治己開始，然後才能齊家、治國、乎天下。儒家還強調：“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蔡襄經過儒家思想的長期教育和薰陶，牢固地樹立了“修身治國平天下”和“立德立功立言”的政治理想。
他在賀歐陽修等三人除諫官的詩中說：“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這說明他對功名的看重。在《四賢一不肖詩》中，蔡襄也表現出留取功名的強烈願望：“吾知萬世更萬世，凜凜英風激懦夫。”、“賢才進用忠言錄，祖述聖德垂無疆”、“之人起家用儒業，馳聘古今無所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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