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丹書鐵券護家門，萬里招賢名振。”這是《水滸傳》中對“小旋風”柴進的一段描述。那麼，這能看家護院、光耀門楣的丹書鐵券是何物呢？
特殊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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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皇帝為籠絡臣子，會頒發給功臣一些具有獎賞性質的憑證，如尚方寶劍、御賜黃馬褂等。丹書鐵券則是用來表彰受贈者的顯赫功勳，並申明受贈人他日若犯殺身之罪，可免於死刑。因刻於鐵製器物之上，故名“鐵券”。鐵券的外形如瓦片，其上刻字，漢時因以丹砂填字，故稱“丹書鐵券”。自漢代以後，多用黃金鐫刻，又名“金書鐵券”，是我國古代特有的金石檔案。
鐵券的賜予，足見皇帝愛惜功臣之心，因爵不能疊加，便以再生報之。在功臣們看來，一旦沐得皇恩，獲得鐵券，身價百倍不說，還可累世富貴，尊享榮寵。靠著這遣護身符，即可王法不臨頭，刑吏不迸門。據史料載，鐵券最早見諸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為籠絡人心，“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韓信、彭越、英布等開國功臣皆裂土封侯：賜丹書鐵券。西漢初創鐵券制，尚未賦予鐵券免死的功臺旨，僅是一種封侯的憑證，其意義跟榮譽證書有點類似，持券者觸犯刑律也難得赦免。既是如此，韓信、彭越等異姓諸侯王被“夷三族”也就不足為怪了。
魏晉以降，政權更迭，權臣跋扈，綱常盡失。《資治通鑑·梁紀六》記載了北魏胡太后對內侍說的一段話：“劉騰、元叉昔邀朕求鐵券，冀得不死，朕賴不與。”說的便是太監和權臣向太后乞求鐵券以作護身之符一事。
至東魏，權臣高澄向孝靜帝勸酒，孝靜帝憤憤然道：“朕雖身為天子，卻處處受制於人，活著還有什麼意思。”高澄當即發怒，“朕、朕、狗腳朕！”罵完仍不解恨，竟對孝靜帝拳腳相向。
君王自身尚且不保，鐵券的頒賜也就毫無章法可循了。
世代沿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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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鐵券的頒發十分普遍，被用來賞賜功臣、招降武將或安撫藩鎮。獲此殊榮者功勞未必見著，然其享有的免死次數卻愈來愈多，甚至由本人惠及子孫。唐玄宗就曾賜予安祿山鐵券，許以他和子孫犯常刑不究、直至免死的極大特權。
丹書鐵券
李唐中晚期，王室衰微。唐德宗時，朱洮稱帝，兵圍奉天，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兵馳援，大敗朱眥，解奉天之圍。李懷光立下汗馬功勞，卻為近臣妒忌，屢次遭人離間，使其終不能得見唐德宗。唐德宗為表示對李懷光的信任，遣使加封他為太尉，並賜鐵券。豈料李懷光甚怒，投券於地日： “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由此可見，其時鐵券的權威性和神聖性已大打折扣。
至昭宗朝，地方藩鎮繼續坐大，受朝廷調度的藩鎮屈指可數。杭州刺史錢謬初為義勝軍節度使董昌麾下的一員驍將，先後敗王郢，破黃巢，並在董昌反叛後，反戈一擊，擒董以獻朝廷。戰功卓著的錢謬官拜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不說，還於897年被唐昭宗賜以鐵券，褒獎他敗董昌保浙江的功績。
此券上刻唐昭宗詔書333字，並以黃金鑲嵌，日：“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值得慶幸的是，此券七登天子之庭，一藏深山，二沉深水，歷經千年劫難，得以保存至今。
獲券的錢謬雖也曾奏表誠敬之情，但並未矢志不渝地追隨唐室。當朱溫弒殺唐昭宗時，錢謬並未聲討。待朱溫篡唐自立，建立後梁政權，錢鎊又上表臣服，並受封為吳越王。若非如此，不足以保吳越百姓平安，所以我們大可不必苛責錢謬的不忠。錢氏後人亦不曾辱沒祖上的榮光，生息繁衍成江浙名門望族。錢謙益、錢大昕、錢玄同、錢穆、錢鍾書、錢偉長、錢三強、錢學森、錢其琛皆出此門。
五代十國時，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幫助李存勖滅了後梁，建立了後唐。李存勖一高興，就“賜之鐵券，恕死罪”。後來李存勖身邊的伶人陷害朱友謙，說他要謀反。李存勖也覺得朱友謙勢力太大，應該除掉。於是捏造罪名，殺朱友謙，盡誅其族。朱妻張氏臨刑前拿出李存勖所賜鐵券乞求免死，劊子手們笑道：“正是今上叫斬耳！”鐵券的免死特權被劊子手們好生戲弄了一番。
謀逆不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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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時期，鐵券的頒賜日臻完備。明初鐵券因官秩高低、軍功大小而有區別。爵位高者尺碼大，並依次遞減。明代大規模的頒賜鐵券有三次。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洪武朝的鐵券明文規定了謀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如此一來，朱元璋即可用謀反罪處功臣以極刑。洪武朝的功臣幾乎都不得善終，朝為座上賓，暮為眼中釘，獲罪的大臣多有鐵券，仍以謀逆罪被誅：李文忠被毒死；藍玉被滅門；丞相李善長與朱元璋是兒女親家，朱元璋託辭天象有“星變，其佔當移大臣，遂並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誅之”。
第二次成規模的賜券是在永樂年間。明成祖即位時，助他奪取皇位的靖難功臣26人皆被賜予鐵券。第三次則是在英宗朝“奪門之變”後，從龍有功的底層仕宦皆被複闢成功的明英宗封爵賜券。
至此，明朝以軍功封爵受賞的祖制被徹底打破。
歷代鐵券的誥詞均以皇帝名義御撰而成，唯獨擁明英宗復辟的徐有貞鐵券上所書誥詞是他自撰的。因他治理黃河決口有功，便以夏禹自比，說自己“攢禹成功”，結果觸怒龍鱗，被明英宗革職充軍。
明代自英宗始，宦官千政，權勢熏天，宦官養子亦能獲得鐵券。在皇權的支持下，權閹曹吉祥、劉瑾等不僅隨心所欲左右鐵券的頒賜，甚至還代替天子收回先朝賜給功臣的鐵券。由於皇帝昏庸、宦官專權，此後封爵賜券已毫無章法可言。伴隨著明王朝的滅亡，鐵券之制亦壽終正寢，不復存在，也不見記載。
現今傳世的金書鐵券共有5塊：唐末吳越王錢繆的這塊最為珍貴，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明代保國公朱永兩塊，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會川伯趙安一塊，藏於甘肅省渭源縣文化館；高陽伯李文一塊，藏於青海省檔案館。李文這塊倒是真的免死過。瓦刺兵進犯大同時，李文因指揮失誤，致使瓦刺軍隊突破雁門關，佔領了今天的山西代縣等地。若是一般將領，必會死於軍法，而李文受到的處理僅僅是免爵，想來多少應該有鐵券的功勞。
由是觀之，被封建王朝神化的金書鐵券有其虛偽的一面，其作用不外是籠絡、收買、離間、麻醉功臣或叛臣。金書鐵券絕非萬能的護身符，免死多半也都流於形式。由於得了這寶貝，多數時候反而會沒命，於是乎有人戲說鐵券不是免死牌，而是招魂牌。
鐵券終歸不是避彈衣，誓言只是手段，爭取對方信任來維護自己的統治才是最終目的。
墨跡來千言猶在，鐵券不救枉死臣。免死不免死，最終解釋權為皇帝所有，皇權政治的弊端奠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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