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造成中國停工，在全世界的影響已經凸顯：
現代汽車緊急擴大在東南亞的採購規模；小米稱已將一部分訂單轉移至越南和泰國生產；伊萊克斯已組織團隊去尋找其他供貨商。
可以看到，大量的數據和事實都在把越南推向舞臺中央：
數據統計，近20年來，越南GDP保持在6%-7%的增長速度。服裝、鞋帽、傢俱企業，開始在越南佈局；美國從越南的進口，也開始大幅飆升，最高增長率接近40%。
英特爾前幾年，在胡志明市設立了其全球最大的封測廠；三星去年關閉了在中國的最後一家手機工廠，轉移到越南。
加上此次中國受到疫情嚴重影響，越南能否“趁機”發展為新的“世界工廠”？ 以下是外交學院施展教授，經過多年的調研成果。
越南初印象
越南的國土很狹長，南北距離長達1650公里，東西非常狹窄，最窄的地方只有50公里。
中南半島上有一段長1000多公里的長山山脈，把東部沿海平原地區和西部山地區域分開，構成了越南與老撾兩國的天然分界線。
長山山脈在越南中部的重鎮峴港一帶直達海岸，並貼著海岸繼續向南曼延。這樣一來，它就把越南分成南海水系和湄公河水系這樣南北兩個區域。
要考察製造業，就要深入南北兩大經濟圈。考察的第一站是河內。
河內給人最初的印象是，很像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從機場坐車往城內開去，筆直寬闊的高速公路給人強烈的現代化國家的感覺。
越往裡走，呈現出來的則是老城區亂糟糟的狀態：一座座殖民時代風格的老房子，各種臨時亂搭亂建的違章建築，還有一些新蓋的現代化高樓大廈，三者欠缺章法地混雜在一塊兒。
現代化大樓周邊是新建的規劃得整齊有序的寬闊馬路，略微往旁邊走一點，就是擁擠狹窄、有著多年曆史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摩托車在各種街道上呼嘯而過。
對一個社會來說，真正的生機與活力來自其自生秩序的活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整齊規劃。而一個城市的自生秩序，恰恰依賴各種外人難解的地方性知識。
所謂的雜亂，往往只是外人的視角，它對本地人來說恰恰是一種保護層，同時，它意味著政府壓制社會之能力的限度，意味著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基礎。
河內的雜亂並未讓我感覺到不適，反倒令我感受到各種煙火氣，讓我有了一種好感。
到了夜晚，河內的生機進一步呈現出來。
我們住在市中心著名景點還劍湖的旁邊，大致相當於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位置。夜晚在還劍湖邊信步遊走，會看到路邊有大量的小攤販兜售著冰水、椰子和各種鮮榨果汁，攤販旁就站著警察，雙方相安無事。
攤位周邊擺放著一排排的塑料小板凳。這些小板凳已經融入越南人的日常生活，馬路邊、店門口、平常人家的門口，到處都是。
人們一排排地坐在上面，吃著水果，喝著椰子汁，或抽菸，或聊天。
一開始我以為這些只是屬於越南底層人民的休閒生活，富豪、權貴們的生活應該是另一番奢侈景象。
但在越南待了一段時間才知道，越南的權貴階層也一樣會坐在路邊攤的小板凳上聊天、吃飯，僅僅是因為他們喜歡。
越南不同階層人的消費是混雜在一塊的，沒有斷然割裂開的圈層。那些非常豪華、現代化的大商場又是給什麼人消費的呢？答案是，基本都是給外國人消費的。
還劍湖邊到處都是從古代留下來的有著幾百年“房齡”的老建築，上面還掛著中文寫的牌匾、對聯，甚至一扇大門上會貼著幾副對聯做裝飾。
雖然文采多半馬馬虎虎，但看到這些東西，還是讓人感覺不像是出國了。
還劍湖邊有個景點叫玉山祠，建於18世紀黎朝末年，裡面供奉著關帝、呂祖、文昌帝君等很多神像。隨處都能看到的小店面裡，絕大多數都會供著一個土地爺。
從玉山祠出來走了沒多遠，聽到有人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歌手的中文發音有些滯澀，走近一看，竟然是個白人姑娘。
河內街頭、中文歌曲、白人女孩，三種元素混搭在一塊，深刻折射出越南面向世界的多元開放性。
一個國家要想發展，必須具備這樣一種多元開放性。
總體來說，越南給人的初始印象還不錯。鬧哄哄的氛圍讓人感覺似曾相識，城市看上去雜亂無章，卻充滿活力和人情味。
這樣一個讓人感覺舒適的地方，在經濟上是否真的能夠取代中國呢？這就得到它的工業園去看看了。
越南工業園的真實情況
第一站是越南-新加坡工業園（以下簡稱VSIP）。這個工業園建在離河內不遠的北寧省，是新加坡與越南政府合作建立的。
越南的省規模很小，畢竟全國面積不到33萬平方公里，還被分成了58個省。出了河內沒多遠，就開始跨省。
去往工業園的路上途經的便是紅河三角洲，一路河網縱橫，肥沃的土地遍佈著一望無際的稻田。
但是，與紅河三角洲肉眼可見的豐饒相比，這裡的公路顯得很寒酸，路比較窄，質量也很一般，摩托車轟鳴著在各種汽車之間穿梭。
從河內到工業園大概25公里的路程，花了整整一個小時才走完。
實際上，這是越南省道的常態。
在除南北兩個中心大城市之外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上，越南還有不短的路要走。
比如，物流要想把貨物從河內運到胡志明市，選擇1號公路的話，1700公里的距離，兩個司機倒班，也要不眠不休地走上48個小時。
而且路上有很多地方是單車道，一旦出了事故就可能造成交通堵塞。但除了航空，用汽車連接這兩個城市算是最快的了。
火車要走上4天，海運的話，加上兩邊的陸地聯程，大概要7天。
在省道上顛簸了一個小時後，進入了VSIP，眼前的景象立刻變得很不一樣。
園區裡的道路很平直，建築也都非常規整又現代化，和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在氣質上非常像。
1996年，新加坡在胡志明市附近的平陽省建立了第一個VSIP，2007年在北寧建立了第二個，到2019年，新加坡已經在越南已經建成了8個VSIP。北寧的VSIP佔地面積大約7平方公里，至今已有120家企業入駐，投資總額達25億美元（摺合人民幣約175.8億元），園內有3萬名工人。
是什麼吸引新加坡在越南建工業園？最重要的原因是，越南針對工業園所制定的一系列招商引資政策。
首先，工業園中的企業可以享受非常優惠的稅收政策，俗稱“兩免四減半”。
越南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是20%，而在中央政府批准的工業區裡設廠的企業，頭兩年所得稅全免，接下來的4年只用繳一半的稅。
為生產出口產品所進口的原材料的進口關稅、出口貨物的增值稅、利潤匯回稅，在所有階段全部免除。為了平衡地區發展，越南還設置了一些特別經濟區，那裡的政策更加優惠，企業所得稅頭4年全免，接下來的9年減半。
企業如果在經濟落後地區投資時間跨度較長的項目，土地的使用期限可以超出通常的50年租期，延長至70年；如果得到主管部門的批准，甚至可以加簽更長時間。
其次，越南各個工業園給出的投資優惠政策基本上是一樣的，由越南中央政府統一制定。
從2005年開始，越南每年都會公佈全國各省的競爭力指數（以下簡稱PCI）報告。
這份報告由越南工商會和美國國際開發署聯合制作，全面體現越南各省的經濟治理水平、商業環境的便利性和友好性，以及行政體制改革的效果。
PCI報告已成為外國投資越南的重要參考，各省會在這個指數上進行競爭。
VSIP給人的觀感很好，園區外的破舊和園區內的整潔形成了鮮明對比。
而這種對比，對親身經歷過中國這些年高速發展的人來說，一點兒都不陌生，這是再熟悉不過的發展路徑。
幾天後，我們又參觀了深越工業園，它位於河內東部的海防市——河內跟海防的關係類似於北京和天津的關係。深越工業園是由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投控”）投資建設的，早在2008年就立項了，但是出於各種原因，直到2016年下半年才真正開始推動建設。
深投控在剛剛開始建設工業園的時候比較謹慎，沒想到，剛剛建成一部分，中美就發生了貿易摩擦。
突然之間，很多企業開始尋找往越南轉移的機會，深越工業園一下子變得炙手可熱，每天都要馬不停蹄地接待大量的考察團。
深投控的投資，也以比預期快了一個數量級的速度收了回來。
深投控因此大受鼓舞，開啟了下一步投資計劃，準備把工業園的面積進一步擴大，以便迎接更大規模的製造業轉移。
中國租金、水、電有優勢；越南勞動力有優勢
從這兩個工業園瞭解到的一系列數據和政策，都很直觀地呈現出越南想要發展經濟的決心。
但是，與他們的交流也在驗證著之前的另一個假想，那就是如果有大量製造業企業迅速湧入越南，就會推高越南土地和勞動力的價格，它在這方面的優勢就會遭到削弱。
根據美國老牌地產租賃顧問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在2019年5月發佈的數據，就建成工廠的租金價格來說：
越南南部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4.1美元（摺合人民幣約28.7元）。
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8美元（摺合人民幣約56元）。
越南北部經濟圈（集中在河內、北寧、海防等地）的月平均租金是每平方米3.5～4美元（摺合人民幣約24～28元）。
月最高租金是每平方米5.5～6美元（摺合人民幣約38～42元）。
中國很多地區的租金是這樣的：
蘇州地區建成的廠房，月租金大概在每平方米4.2美元（摺合人民幣約29.5元）。
東莞地區大概是每平方米3.6美元（摺合人民幣約25元）。
成都約為每平方米2.5美元（摺合人民幣約17.5元）。
與中國的很多地方相比，越南沒有優勢。
但越南的勞動力價格有著明顯的優勢。
2018年，中國工人的人均月收入為807美元（摺合人民幣約5658元）。
在越南，直到2019年上半年，勞動力的平均月薪才達到288美元（摺合人民幣約2021元），而普通勞動者的平均月薪只有206美元（摺合人民幣約1444元）。
但越南有一個政策，就是國會每年都會立法上調最低工資標準。
前幾年的上調幅度是每年12%-13%，對企業造成相當大的壓力，所以最近幾年有所回落，2019年的上調幅度是5.3%。
但由於這幾年遷移過來的企業越來越多，勞動力供不應求，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更是緊俏，企業給的薪酬通常比最低工資高不少，每年也會有相應幅度的上調。
越南政府對此也比較警惕，擔心過快湧入的企業讓要素價格抬升太快，使越南迅速喪失競爭力。一旦這些企業再迅速轉移，越南經濟就會遇到大麻煩。所以政府開始進行控制，對於投資的審批也比過去謹慎了一些。
越南不僅工廠租金比中國貴，而且水電成本也高過中國，中國的水電費用價格大約是越南的2/3。
總體來說，越南主要是在勞動力和稅收政策方面比中國有優勢，其他方面則基本上處於劣勢。
那麼，單從比較優勢的角度來看，唯有人工成本和稅收成本比較高，同時對於供應鏈的依賴度不是那麼大的產業環節，才會傾向於遷移到越南。
實際上，中國不僅和越南的成本對比是這樣，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對比，在大部分時候也是如此。
由此來看，越南取代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路似乎沒那麼順暢。
越南製造的“結構性困境”
越南有一種走日、韓路徑的內在衝動，就需要發展重化工業，需要通過國家主導的一系列經濟政策推動，需要通過扶持國企或者財閥落實。
但是，越南要與美國聯盟，就必須接受那一系列自由貿易協定對越南經濟政策的約束，接受對於國企的各種限制，接受對於不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政策扶持的限制等。
當年，韓國可以用各種非市場的手段扶持大財閥，卻並不影響與美國的結盟關係，原因在於那是冷戰時代，政治因素的權重壓倒了經濟因素。
但是，在21世紀，一個國家走何種經濟路徑(是市場導向為主的，還是政策扶持導向為主的)是美國用來識別盟友身份的政治標籤。
所以，越南不大有機會複製韓國路徑，更大的概率要走市場導向的路徑。
這些年來，越南已經對國企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改革，目前剩下的100多家國企，也在籌劃繼續賣掉。
越南承諾要建立一個比肩國際先進水平的透明法律框架，要讓外國投資者與越南本國企業開展更加公平公正的競爭。這種競爭不會存在國企壟斷的情況，是自由經濟體的市場競爭。
越南現在最有名的一個私企集團是首富範日旺的Vingroup。
20世紀90年代，範日旺在俄羅斯留學，後在烏克蘭做食品行業，掘到第一桶金。
2001年他回到越南發展，進入房地產業，現在越南各個城市的地標性建築都是他開發的。
最近幾年，Vingroup廣泛進軍各種領域，諸如教育、醫院、超市、便利店、電器賣場、手機、家電、汽車、航空學校、有機農業、製藥......幾乎滲入了與越南人生活相關的各個領域。
不過，投資的產業如此之多，很多產業彼此之間卻沒有什麼關聯，是不符合投資規律的，這反倒和當年韓國政府扶持的大財閥投資邏輯非常類似。調研中我們還注意到其他幾個規模小一些，但同樣有著不尋常的跨領域投資的私企集團。
這些扶持政策究竟能走多遠，很難說。
如果走得太遠，像當年的韓國那樣，越南很可能會被踢出那些自由貿易協定，它藉助西方化解自己地緣政治焦慮的努力就會失敗。
進一步說，即便能走那麼遠，財閥能否幫助越南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也很難說。
畢竟，當年韓國起步的時候，近旁沒有中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不會受到它的外部性效應的影響。
如果越南的扶持政策走不了那麼遠，它的重化工業就難以在自由市場的演化中發展起來，越南就無法擁有自己的完整工業體系。
兩種處境左右為難，無法兼得，這就是越南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在這種困境中，越南最有可能走的路徑是，繼續深化與美國、歐盟、日本的自由貿易關係。
畢竟，這是它保障自己獲得外部支持的基礎。然而，這也意味著越南政府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越南大概率只能順應世界市場上的比較優勢，把自己嵌合在一個恰當的位置。
越南比較可能在貿易上嵌合在美國體系中，在生產上嵌合在中國體系中。
於是，越南的製造業發展就更會成為中國供應鏈網絡的外溢，也成為中國供應鏈網絡通達世界市場的一個重要中介。
中越兩國近年來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也呈現出這樣的趨勢。
圖3-3是1996—2015年中越經濟一體化指數，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雖然中越經濟一體化指數偶爾因為政治和經濟危機出現短暫下跌，但總趨勢是不斷上升的，尤其是在2011年之後，經濟一體化指數的上升態勢極為顯著。
而且，一系列相關研究顯示，不僅中國與越南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在加深，而且中國同整個東南亞國家的一體化程度都有不斷加深的趨勢。
中國最獨特的競爭優勢：供應鏈
說到中國的超大規模供應鏈網絡，這個網絡中的分工越來越細，單個企業的專業化分工可以達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網絡中無數個企業彼此之間互為配套關係，而且配套關係可以依照訂單需求不斷動態重組，以生產出各種各樣的產品。
中國龐大的工程師群體和熟練工人群體，則為供應鏈網絡供給著龐大的人力資源。
中國高度競爭性的環境、中國人強烈的發財致富的慾望，都讓這個供應鏈有了無與倫比的效率。
供應鏈的這種運轉效率使中國獲得了一種獨特的競爭優勢，哪怕是生產一個低技術產品，除非這個產品對供應鏈的需求很低，並且人工成本在總成本中的佔比很高，否則其他國家不大容易與中國競爭。
因為中國有能力把產品的綜合生產成本控制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這種成本控制能力依託的是一個龐大的供應鏈系統，而不是哪個廉價的生產要素。
而且，中國龐大的供應鏈，並不僅僅依託世界市場的拉動，還依託中國內部龐大消費市場的拉動。近年來，國內消費市場的拉動效應越來越明顯。
可以簡單看一下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外貿依存度的變化，圖3-1是1978—2014年的變化過程。
1978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只有9.73%；隨著中國逐漸融入世界，外貿依存度到2000年發展到39.36%；在2001年加入WTO後，中國的外貿依存度迅速升高，在2006年達到了歷史最高的64.77%。
在這個階段，世界市場對於中國經濟和供應鏈的拉動效應很大。
在這之後，中國的內需市場逐漸發展起來，外貿依存度開始下降，2018年已經下降到34%左右，而中國經濟發展並未成比例地降速。
這意味著內需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拉動力量越來越大。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9.0%，達38.1萬億元，同期美國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6.0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5%。
按當年匯率計算，中國消費市場的規模相當於美國的95.36%。到2019年，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國家消費市場。
這些數據意味著中國的供應鏈網絡並不會因一部分生產能力的外移而出現萎縮，因為內需的成長可以填補上來。
就算越南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發展起自己的供應鏈網絡，但它自身的體量過小，能夠支撐的供應鏈規模是完全無法與中國相比的。
越南供應鏈內部的分工深度和配合彈性，即供應鏈的運轉效率，也是遠遠比不上中國的。
這也就意味著，轉移到越南的製造業企業，如果是對供應鏈有較高需求的，那麼從中國供應鏈進行採購，尤其是從中國採購生產流程上游的各種標準件，還是會比從越南採購更高效。
這樣一來，向越南轉移的製造業能力，就不是從中國轉走了，而更多的是與中國的供應鏈形成一種“嵌合性關係”。
當然，這裡有個前提，那就是中國與越南的通關成本不能太高。隨著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伙伴關係的推進，中越兩國的通關成本在不斷下降。
幾年前，即便是資質最好的發貨商和承運商，順利的情況下也需要4個多小時；現在，順利的話只需1個多小時就夠了。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有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正式簽署，如果能夠順利簽署，則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之間會結成更大的自由貿易伙伴關係。這些都會繼續降低通關成本。
越南製造，僅僅是中國製造的“外溢”
在越南的調研還發現，籠統地說有哪些公司把工廠搬遷到越南，意義不大。
因為現在的全球經濟已經是在工序層面的跨國分工，生產者會在各國尋找有比較優勢的要素，將生產環節配置在合適的地區。
就越南相對於中國的比較優勢來說，一方面是生產要素價格上的優勢，尤其是勞動力價格，另一方面是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時在關稅上的優勢。
考慮到這些，我們就可以發現往越南轉移的生產企業的一些特徵。
這些企業不是把完整的生產線搬過去，而是把生產流程中特定的工序轉移到越南，一般都是最後的組裝工序。
因為這道工序只需要把零部件裝配在一起，而不需要再對零部件做複雜的處理，對於供應鏈的需求相對較低，人工成本佔比相對較高，越南在這方面是有比較優勢的。
但越南在前段環節，比如對零部件做複雜處理的能力，還不大跟得上，相應的製造業便很難轉移到越南。
在這種生產能力轉移的邏輯中，用傳統的劃分方式對不同產業做技術的高低之分已經不合適了。
同樣一種產品，其不同生產工序或環節的技術含量是很不一樣的，不同工序的增加值也是很不一樣的。在生產工序進入跨國分工的階段後，傳統的生產概念就已經被打破，傳統的分析框架便也遇到了適用性邊界的問題。
甚至就一道工序而言，該工序所需的中間產品本身在生產流程上也有著複雜的跨國分工。2000年就開始在越南創業的傢俱廠老闆任澤忠先生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任澤忠先生說，傢俱產業供應鏈包括五金、油漆、板材、皮革、紙箱等十幾種配套產業。越南已經發展起傢俱行業配套所需的本地供應商，但這些供應商進行生產時所需的原材料仍然要從中國進口。
比如，在越南生產一張沙發，其中90%的皮革材料來自江蘇，80%的海綿原料來自中國；生產傢俱時所用的夾板，90%以上來自山東臨沂；與傢俱行業配套的五金產業，其中大約60%的鐵要從中國進口，再在越南本地加工成五金。
就連用來包裝傢俱的紙箱這個配套產業也離不開中國。
雖然紙箱本身是從越南當地直接採購的，但製作紙箱的原材料——紙板還是要從中國進口。
要生產紙箱，先要有原始木材做成的原漿，然後再用回收的廢紙打成次漿，次漿混在原漿裡做出紙皮。紙皮只有一級廠能夠生產，接下來二級廠會把紙皮加工成紙板，最後三級廠把紙板加工成紙箱。
由於資源和規模的限制，越南目前只有三級廠，所以只能從中國進口紙板再加工成紙箱。
在通常認為技術含量很低的傢俱業，越南的產業與中國乃至世界上的供應鏈網絡都有著這樣複雜嵌合的關係，更不用說技術含量高很多的電子行業了。
我們在越南考察時也獲得了大量相關案例，它們表明製造業從中國向越南的轉移，並不是從中國轉走，而是中國供應鏈網絡的一種外溢。
這個外溢過程有一部分是因為市場規律的作用。要麼是企業要找特定生產環節比較優勢更高的地方，比如在對供應鏈要求不高、人工成本佔比比較高的生產環節，越南具有比較優勢，要麼是企業在佈局全球市場時有某些考慮，比如我們考察到的海爾、TCL等家電企業。
還有一部分是國際政治方面的原因。
訪談中有若干企業談到，因為他們的產品主要出口美國市場，遷移到越南就成了一個無奈的選項。
不過，遷移之後它們仍然與中國的供應鏈網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最後，做個假想，如果東莞地區的製造業在短時間內都轉移到越南，越南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東莞的產值大約相當於越南整個國家的一半，並且東莞的工業佔經濟結構的比重遠遠大於越南。
這意味著越南的製造業會一下子膨脹一大半，土地價格會暴漲，合格工人不夠用，人力成本會暴漲，大量熱錢也會湧進來，這將導致越南出現嚴重的資產泡沫。
要素價格上漲過快會令越南喪失了原本的比較優勢，熱錢又會迅速跑掉，越南百姓的財富可能會在資產泡沫中被洗劫一空，從而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乃至政治危機。
這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極為可怕的經濟高燒及後遺症。而這還僅僅是東莞的製造業轉移到越南而已。
《越南經濟年度報告》主編、河內國家大學下屬經濟大學經濟與政策研究院的院長Felix常來中國，對中越兩國都很熟悉，
他認為越南發展的最佳狀態是，介於中國臺灣地區和馬來西亞之間的水準，完全不可能取代中國。綜上所述，這種定位確實不是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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