飽含敬意的冷場 —— 再評《刺客聶隱娘》
（原文發表於2015年8月31日）
侯孝賢的電影第一次在大陸公映，眾多真正的電影愛好者和偽文藝青年們，抱著戰戰兢兢的敬畏之心走進電影院。雖然電影過半後，他們就會被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一方提前退場，惡評相向；另一方讚譽有加，奉為神作。但所謂的大師之作就在於，無論觀後評論如何，最初的敬畏之心都似乎難以動搖，即使給予惡評，也無法將之化為戲謔的對象。
我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在電影院裡看過屏幕比例為4:3的電影，這是一個來自舊時代的信號，它使得整部電影與現代化的電影院格格不入。然而更加格格不入的是，這部電影幾乎沒有背景音樂，環境聲也極少極輕；人物的臺詞寥寥，零散幾句也都是文言文；沒有常規的劇情起伏，更加沒有高潮和情緒爆發點。這一切反常將已經慣於容納熱鬧的電影院柔化成一個靜謐到令人心悸的空間，輕微的咬動爆米花聲，都讓人格外膽戰心驚。
我想，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也只有侯孝賢能這樣固執而篤定的，將電影裝幀成如此靜默的存在，彷彿人們走進電影院，都只為經歷一次集體沉默的儀式。
如果沒有去過日本，我對這部電影的感受會與現在不同。一部保存時光的電影，對它的理解也建立在每個人對故去時光的不同想象之上。日本在我眼中就像一個平行時空，保存著曾經存在於中國土地上的古典意蘊，使我們相信盛唐的雍容和宋代的飄逸，都不僅是古舊書畫中的筆觸，而是真實存在過的一段活生生的時光。而侯孝賢的電影，也像是一尊時間的容器，盛放著無聲的歲月，鐫刻著時光的深深劃痕。
靜美，是這部電影給予我最直接的感受。有些黑澤明的感覺，但無論畫面還是聲音，都比黑澤明靜態。聶隱娘站在紗簾背後，靜靜聽著田季安講述兩人的過去，張震的聲音綿軟悠然波瀾不驚，輕紗從鏡頭前拂過，畫中的人物一會兒虛焦，一會兒清晰，好像懶散的回憶那樣亦真亦幻，有一搭沒一搭的，令人心生柔軟。片中的人物都有著盛唐的雍容之氣，他們僅是靜靜地坐著，靜靜地將髮簪插上頭髮，靜靜地慢條斯理講話，甚至一個破面具也要在地上靜靜地躺上幾秒，每一個動作都緩慢地好像要刻意浪費掉過多的時間。
因此，觀影途中我一直有種不知何時結束的感覺，因為劇情緩慢看不出走向，而劇中人又似乎還有大把的時間以供揮霍，也只好別無選擇地隨著他們，靜待時光的分曉。
木心有一首著名的小詩——《從前慢》，其實我們對於舊時代的回憶，往往就在於“慢”。似乎上一個時代總是比當前的時代緩慢從容，它持重而肅穆地落下帷幕，留下一片無聲的脈脈氤氳。
侯孝賢的電影不止於本身的慢，他甚至以一己之力拖慢了整個臺灣電影界。他強烈的個人屬性和大師氣質，給臺灣電影蒙上一層難以言喻的陰影。近十幾年來，臺灣電影只敢於表現“小清新”的稚氣清淺，原本積累的厚重深沉被緘默地塵封。
而《刺客聶隱娘》更像是侯孝賢隔著一個時代，寄來的一封原屬於過去的信箋。它收藏的不僅是中國傳統的古韻之美，也是上個時代臺灣電影的復刻版本。張震和舒淇，彷彿直接從《最好的時光》裡走來，帶著舊日的質樸與精緻，一塵不染。
電影播放途中陸續有人離場，後來電影放映員乾脆打開了安全門。離開的人只是靜靜地走，留下的人亦是靜靜地看。在漫無邊際的沉默裡，我意識到這是一種大規模的冷場。屏幕裡的人與屏幕外的人，默契地不打破這冷場的氣氛。
屏幕裡的人，講述著“青鸞舞鏡”的孤獨；屏幕外的人，被牽扯出孤獨的神經。無論在唐朝的宮廷還是現下的臺北，侯孝賢訴說著詩意的孤獨。屏幕成為一面鏡子，投射出每一個浮躁心靈裡的僻靜角落。
有時候，熱鬧的人生需要一些冷場的時刻，而這冷場中，又像是飽含著對時光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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