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敬瑭（892—942）
在歷史上的大漢奸首先不能不推五代時的石敬瑭。他求得契丹的幫助，滅後唐，受契丹之封為後晉皇帝。他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並且每年蒐括民財奉獻絹三十萬匹，其他珍寶珠玉也是不斷供奉。他拜了契丹君長耶律德光為父，信件往返時，起先他是自稱為臣的，後來被允許以家人禮相待，改稱“兒皇帝”。—照當時人的看法，稱兒是比稱臣高一級的，所以石敬瑭死後，他的兒子石重貴繼位，沒有得到契丹方面的允許，即上書不稱臣而稱孫，耶律德光大怒，藉口興師問罪。
像石敬瑭那樣的人真可說是無恥之尤的了。就其家世說，他本非漢人血統，而是西夷人。但他的行為並不能以他的血統來做辯護理由。他在後唐時，任河東節度便。他正是當時貪婪縱慾、卑劣無能的軍閥官僚中的一個代表人物。和他同時向契丹獻媚、求封為中國皇帝的還有趙德鈞。趙德鈞是漢人，也是後唐的一個將軍，後來契丹兵進攻後晉石重貴時，趙德鈞已死，他的兒子仍想做皇帝，率兵踴躍地做契丹的先鋒。其無恥和石敬瑭父子不相上下。
劉豫（1073—1143）
石敬瑭開了在異族卵翼下做皇帝、稱臣稱子的先例。以後宋代的皇帝也有向異族侵略者稱臣稱侄，並割地求和的。南宋初年，更有兩個聲名狼藉的大漢奸，在金人（女真）手下做傀儡皇帝。
金滅北宋後，以黃河以南之地建楚國，封張邦昌做楚帝。不久後，南宋復國，誅殺張邦昌，金兵再南下，又把河南、山東之地封給劉豫建齊國。金人因為怕一下子不能完全消化黃河以南的地區，想用中國人之力來間接統治，所以先後建立這兩個傀儡國，其用意和抗戰期間日本人在中國淪陷區建立各傀儡政權很相似。張邦昌在北宋官居太宰，是宰相的位置，但竟和金人暗中結交，使金人指名要他代宋做皇帝。劉豫在北宋也做過中央大官，南宋復國時，他任濟南知府，是獨當一面的地方長官。金兵一到時，他要率領百姓投降，百姓不從，他半夜縋城而出，到金營納降。降金後又鑽營金的大將撻懶而得了皇帝的位置。但這個人也不過是當時許多紛紛投敵的官僚中的最特出的代表而已。
張邦昌（1081年—1127）
蒙元的滅宋，滿洲的滅明，都是直接建立異族的統治，沒有製造什麼傀儡政權，但是文官武將士大夫投敵求榮的多如牛毛。清朝的掃平全中國，主要的是依靠許多明降臣的力量。如吳三桂、洪承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高傑、劉良佐等人都是率領了十幾萬軍隊而向滿清投降的。洪承疇受命為薊遼總督，負責對滿戰事，戰敗而降，明人以為他戰死了，還在北京城裡設壇遙祭，追贈優恤，不料他已率兵做了清軍的先鋒。後來各地起義抗清的人民武裝很多是被他剿平的。
清朝統治者自然非常重用這些降臣，但在既已建立了鞏固的統治政權以後，卻把這些降臣稱為“貳臣”，表示他還看不起這些變節投降的人。其用意自然是在向已經做了他的臣民的人鼓勵“從一而終”的“氣節”，要大家死心塌地，不再起什麼二心。
吳三桂（1612—1678）
我們並不是根據傳統道德中的“忠”的觀念來評價歷史人物。在我們看來，一個死心塌地效忠於專制統治者的並不就是可敬的人，一個始終做著異族統治者的忠實奴才的自然更是可悲的人。但像那被稱為“貳臣”的人，今天在專制統治的秩序中坐享高官厚祿，一到明天，又投身到異族侵略者面前爭取做開國元勳的榮耀，的確是把寡廉鮮恥的性格表現得最充分的了。不過，無論是在今天還是在明天，他們都同樣是拿人民的血汗做代價來填滿個人的私慾，其前後行為又還是一貫的。所以在歷史上，每當異族入侵，逼得舊的統治政權土崩瓦解的時候，從官僚士大夫中大量地產生這種可恥的“貳臣”，並不是偶然的事。這些人在還沒有公開投敵的時候，其實早已是禍國殃民的人物了。
像張邦昌，在北宋做大官時，已曾受到人民的公開申斥。金兵圍攻汴京時，張邦昌和李邦彥等人都主張妥協求和，對於認真抗戰的李綱等人竭力排擠傾軋。所以當時的太學生曾聚眾上書說：“其庸繆不才、忌疾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柷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這正是當時民間的公論。
李柷（892—908）
北宋末葉，當政的都是這一類“動為身謀，不恤國計”的人，在他們手裡，弄到民生凋敝，民怨沸騰（這就是梁山泊好漢的故事發生的背景），弄到將驕兵弱，每戰必敗（和金人相約攻遼，金已破遼，而宋兵仍節節挫敗，遂啟金人輕視而長驅直下，無以為抗），弄到在兵臨城下時，還是和戰不定，終至把中原奉讓給異族。—所以這些人不論後來是否像張邦昌那樣公開降敵，但在實際上都是扮演著給異族的侵略者鋪設道路的角色。
南宋初年又出了一個遺臭萬年的秦檜。他雖沒有降過金，但他曾被拘金營，自稱是乘間逃歸的。事實上是已和金人勾結好了。所以他不惜誣害有能力御金的大將，來促成和議，和議的結果是宋稱臣奉表於金，金冊封宋主為皇帝，並割讓淮水以北的土地，每年又奉銀絹各二十五萬於金。在對外這樣屈辱的時候，他對內則實施很嚴格的統制，邏卒密佈，以排除異己，鉗制民意。這樣就使南宋再也沒有力量翻過身來，只好坐待亡國。所以後世雖還很有人為秦檜辯護，但事實俱在，他的罪惡實在更大於石敬瑭、張邦昌、劉豫一流人。他的名字不能不寫在《漢奸傳》的前列。
秦檜（1090—1155）
明代情形也大體相似。明代後期政治上最有權勢的是太監，許多腐敗的官僚都奔走在太監門下，把整個國家弄得一團糟，使清軍得有機會從容地問鼎中原。到了明政府流亡江南的時候，朝中當權的還是屬於太監政治集團中的馬士英、阮大鋮。他們也使這流亡的政府加深腐化，他們也和清人講和，情願割地賠款，他們也多方阻撓積極抗戰的史可法等人。到了最後，他們看到已不能再依靠明政權而安享富貴的時候，便公開地投順了清軍。
我們不能不指出，這些可恥可恨的敗類，都是在封建官僚政治內部必然的產物。他們本來就和人民站在對立的地位，所看見的只是個人的私利，當然不會想到在異族入侵下人民的沉重苦難。為了自己安享富貴尊榮，他們是什麼事都可以做的。但是同時，我們也要指出，當歷史上每度異族入侵時，從官僚士大夫中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夠得上稱為民族英雄、值得我們歌頌的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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