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古代宮廷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他們虔誠的仰望著天空，用最原始的方式研究虛無縹緲的太空，他們就是觀測天象的宮廷學者。
在西方天文學還未發展起來的時候，天文研究者是一群最無用的人，而中國古代天文學者卻擁有著一級官職，這對西方人來說是難以置信的。中國古代皇權對占星的高度重視，無疑是古代天文研究最大的推動力。
“官制”下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現代貢獻
古代中西方天文學研究有著巨大的差異，因此，天文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西方，研究天文是一種個人興趣愛好，他們被認為是哲學家，是熱愛真理的隱士。他們與傳統祭司並沒有固定的關係，研究天象並沒有官方的支持，也不能因此獲得任何官位。
但在中國，天文研究是從"宗教"中的敬天文化自然產生的，天象在世俗的眼中又與最高皇權相聯繫。因此，古代天象研究人員通常都由皇家供養，並作為官員專門從事天子相關的歷法與天象研究。
從政治層面來說，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獲得了西方從來都不曾有的地位。這種"官制"體系大大推動了中國古代天文研究的發展。
公元前5——10世紀，全世界只有中國的天文記事能夠獲得運用。即便在現代天文學的研究過程中，中國古代的天象記載也發揮著極大的作用。
在西方天文學家的眼中，標誌性的天文現象要數哈雷彗星。它是人類最早確定運動週期的彗星，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年以上。這一切都要歸功於中國古代天象觀測中對其的精準記載。
早在公元前467年，中國就有了對哈雷彗星的第一次觀測的記載。
因此，中國古代對於天文領域的文獻記載是領先於全世界的。在推測1500年以前出現的40顆彗星的運動軌跡研究上，全都是根據中國古代天象觀測記錄進行推算。中國古代天象研究的細緻與精確為現代天文學的發展與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國古代天文學基本發展歷程
科學技術起源於原始社會，它是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後形成的。遊牧民族和農業民族為了制定季節就，就一定需要對天文進行研究。
一：萌芽期
在舊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經對寒來暑往、月亮的圓缺有了基本的認識。新石器時代，社會生產已經轉變為以農業、牧業為主要生產的階段。為了生產的需要，人們需要掌握季節的規律以便不誤農時。
二：形成期
中國古代天文學萌芽於原始社會後期，但真正的形成是在奴隸制社會。先秦時期是古代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農業生產已經有了巨大的進步。到了周朝，農業已經成為社會最重要的生產部門。
隨著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與農業密不可分的天文學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在最初的國家機構設置中便有了掌管天文的官員。他們整理先民們留下的零散天文曆法知識，對天文進行觀測和計算形成了初期的天文學。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天象的研究十分重視，同時對日、月、五星運動、恆星定位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
三：發展豐富期
到秦漢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天文學的研究進一步深入，天文研究的領域也進一步擴展。隨著封建制度的鞏固，中國古代天文學系統逐漸的形成。在天文歷算方面，漢朝的歷法已經具備了氣、朔、閏、五星、交食等後世曆法中的主要內容。天象記錄以及宇宙理論已經有了自己的特色。
雖然從三國到南北朝時期，古代社會非常動盪，但天文學發展並未因此停滯，歲差的發展就處於這一時期。此外，民間天文學家張子信發展了關於太陽和五星運動不均勻運動現象。
隋唐時期，天文學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唐朝，天文學的繁榮為元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宋元時期無論是天文、曆法還是天文儀器發明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與研究。
四：緩慢停滯期
明清時期天文學研究發展基本處在停滯狀態，對比資本國家的天文發展來說，這一時期的中國的天文學落後於西方。明朝沿用了元朝的歷法，並且禁止民間研究天文曆法。這些政策阻礙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隨著西方科學的傳入，一些天文學家開始翻譯和研究西方的歷法天文。正是由於這一時期天文研究的停滯，較為領先西方天文知識開始得到傳播。但對於中國天文研究領域來說，幾乎沒有任何重大的成就。
獨樹一幟的天文學占星
中國天文學從萌芽距今已經5000多年，從春秋末期就已經發生了向占星學轉向的過程，甚至從根本上受到了占星學觀念的支配。在商代以前，占星術就得到了萌芽。由於奴隸主階級的提倡，占星術得到了迅速發展。
春秋末期，統治階層試圖用天象反應人間社會等級的制度，論證帝王統治的合法性。這期間的天文學把星叫做"星官"，每一顆星都是官，星官都階級尊卑的分級，那麼人間的官也理因如此。占星家們把五星的運作看作國家興旺的預兆。因此，天文學從此時開始發生了轉變。從本質上來說，此時的天文學家已經是占星家，他們利用天象知識為國君服務。
中國古代天文學在之後的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都沒有改變它原本的構架，自先秦始終一脈相承。形成了獨樹一幟的以為君主提供占星為重心內容的體系。
對於西方天文學來說，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天文學家亞里斯塔克第一次就預測太陽和月球對地球的比例。提出了太陽位於宇宙中心，地球圍繞著太陽運動同時又繞軸自轉。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哲學家就指出：宇宙既不是神話，也不是人所創造的。宇宙創造者本身就是它自己。直到17世紀，牛頓利用力學研究宇宙，開啟了經典天文學牛頓時代。
在西方漫長的天文學研究過程中，各個時代的天文學家都在前人的基礎上發展、完善自己的觀點。他們的智者對於天文研究更富於好奇和想象，對於未來的發展善於提出預測與預言。而中國近代以前由於皇權和儒家思想的引導，古人更崇尚先人聖者，以經典之說作為條框，習慣於先人提出的權威思維模式。在這樣的習慣之下，缺乏否定和超越的精神。
中國天文學由於明代開始的停滯，西方天文學的傳入才開始了中西方天文學的交流。但不得不說，即便占星學思想成為了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但在天文學的觀測、計算, 以及據此推算建立的歷法, 仍具有科學的意義, 始終沒有斷絕。
外來天文學與中國天文學的融合
外來天文學傳入中國最早來自印度，它是絲綢之路上佛教東傳的一個副產品。
南北朝時期，信奉佛教的皇帝很多，梁武帝非常篤信佛教，他甚至想把中國傳統天文模式用印度佛教學說取而代之。想借天文學光大宗教的不止他一個，南朝大臣何承天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天文學家，他與來到中國的印度僧人惠嚴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
何承天質問惠嚴用什麼歷術來證明印度是世界的中心？惠嚴回答，印度在夏至時陽光照耀大地沒有陰影，這就證明印度是世界中心的證明。惠嚴依據的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緯度知識，因為北迴歸線剛好橫貫在印度中部，在夏至這一天的正午，印度的太陽正好在天頂正中，所以陽光照耀萬物無影。
中國的地理位置在北迴歸線以北，不管什麼時候太陽照耀下來都不可能沒有影子。雖然在現在看來是一個很簡單淺薄的知識，但對於那個時代的何承天而言，已經是超綱了，作為一名一流的天文學者，何承天居然無言以對。因此，宋文帝命令研究天象的官員都師從惠嚴學習印度的歷術。
中國傳統天文學使用的是數學方法，用列表、數字疊加的方式計算，並不講究理論。而西方的方法是用幾何的方法來推演，他們採用的是測量和計算緯度方法，包含明確的推理步驟，精密程度更高，能準確預測日食、月食。
對於用天文異象來鞏固統治地位的中國皇權統治者來說，其誘惑力是巨大的。這也是印度天文學能獲得幾個朝代推崇的主要原因。
狹隘的皇權阻斷天文曆法的進步
唐代是天竺學鼎盛的時期，許多印度天文學著作都跟隨佛教的光大傳入中國，每一次天文學的進入都是中國科學知識上的進步。每一部名垂青史的天文曆法也都伴隨著權利格局的鬥爭，陷入巨大的爭議漩渦。
唐朝瞿曇氏是著名印度天文學者。他的家族在唐朝時曾擔任過太史令、太史監、司天監。印度《九執歷》是當時比較先進的印度曆法，其中就包含了推算日月運行和交食。
瞿曇氏對《九執歷》進行了翻譯，並與中國節氣的分法相融合，編撰了集印度天文與中國傳統天文大成的著作《開元佔經》。雖然這本書是為了提供給皇家用於占星補算，但書中的內容已經大大超越了皇家的政治需要。由於唐朝皇帝擔心這本書流傳出去對統治不利，一直嚴禁在社會流傳。
《九執歷》是唐朝官方認可的名厲。它吸收各家曆法，由幾十位天文學者參與編撰而成。
在開元二十一年，太史監瞿曇譔等人上書說《大衍曆》仿照《九執歷》，但是算法不全，數據也不精確。在當時的背景下，提出質疑是轟動朝堂、非同小可的。
古代皇權只側重占星，對於破解天象，用皇家權威解釋天象異動是當時最重要的任務，關於算法的推理過程並不重要。即便是《九執歷》在翻譯時也按照要求只翻譯了算法不翻譯原理。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衍曆》又只吸收了《九執歷》的算法，雖然提出了方法和概念，但並沒有在曆法中使用，對於天文數據的算法也不如《九執歷》精確。
然而，由於古代驗證曆法好壞的方法僅僅是計算交食疏密。由於《九執歷》測定的年代太久，誤差比較大，而《大衍曆》是最新定製的歷法，其精準度比《九執厲》高得多。在這種情況下，瞿曇譔等人的質疑註定受不到重視，一行人受到了嚴厲的處分。
自兩漢開始，到隋唐期間，古代天文學大多與占星算命有關。由於狹隘的皇權思想，西方天文學中的算法和概念並沒有因為《九執 》得到發揚，反而被埋沒。
總結
在古代，天文工作者除了仰望天空記錄數據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對天象進行解碼。每一種天象都代表了一種特定的含義。這些現在看來光怪陸離的解釋是中國古代天文學最主要的內容。
政權的需求主導，讓天文學的"西學東漸"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都只重結果不重過程。
即便如此，在阿拉伯人之前中國仍然是全世界最有毅力、最精準的天文觀測民族。天文學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而翔實的數據記載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特長。
反觀印度天文學，經過各國天文學的輸入後格局屢變早已不見當初的面目，也與中土的天文學的發展歷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古代天文學自始至終都保存著其獨特性，來源於華夏民族獨有的民族特徵與背景。
中國皇權對占星的重視既推動了天文學的發展，也成為了其朝多元化發展最大阻礙。
閱讀更多 長安說書人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