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政治寬容”，指的是當寬容者的政治利益為正向或預計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時候，其在政治領域對其他政治利害關係的國家或人員進行寬恕、赦免，它包含“政治”與“寬容”兩個意思。

《左傳》中提到，對服罪的人要寬恕他們，即“服而舍之”；雙方無論有惠有怨，涉及到後代，就要“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對待被俘之人，要以禮送他們回去，即“禮而歸之”。這幾種情況都是屬於“政治寬容”的範疇。

當然，政治寬容遠不止這麼簡單，接下來我們就以“楚國赦免叔孫豹”的例子，來談談春秋時期的政治寬容。

一、楚國赦免叔孫豹

公元前541年，晉、楚兩國在鄭國的虢地舉行會盟，齊、魯、鄭、宋等諸侯國也應邀前來。

在虢之會期間，魯國三桓（即魯國卿大夫孟氏、叔孫氏和季氏）之一季武子攻打了莒國，並奪取了鄆地，莒國人便要盟會主持公道。

楚國對晉國說：“會盟還在進行，魯國就這麼如此輕視盟約，這魯國的使者該殺。”

參加盟會的趙文子（趙武）的副手、晉國大夫樂桓子（樂王鮒）是個有謀但貪財的人，他藉機向叔孫豹索要賄賂，以作為為其向趙文子求情的砝碼。

但是叔孫豹拒絕了，跟隨他的家臣梁其跁勸他同意，但叔孫豹說：“此次諸侯盟會是為了保護社稷。我用財物免禍，自身是安全了，但魯國會必然受到攻打，那對魯國來說有什麼保衛可言？……雖然這事應怨季孫，但魯國又有什麼錯呢？叔孫負責出使、季孫負責守國，一向如此，我又能去怨誰呢？但是鮒（樂桓子）喜歡財物，如果不給他，是沒有完的。”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

——《左傳·昭公元年》

說完，他便只給了樂桓子一塊裂帛。

趙文子聽說這件事後很是感嘆，他說：“在患難之時還能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是為忠誠；想到有危難還不逃離職責，是為誠信；為國家圖謀而捨生忘死，是為堅貞；能謀劃以上三點，是為道義。一個人具備了這四點，怎麼能夠誅殺呢？”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左傳·昭公元年》

於是，趙文子便為叔孫豹而向楚國求情，他認為魯國的叔孫豹是個賢能的人，赦免賢能之人可以安定賢能的人，這對楚國收服他們很有利，而國境上的城邑，歸屬不一是常有的事，況且魯、莒兩國爭執鄆地已久，因此如今魯佔鄆地是件很正常的事，並以其堅決的態度最終說服楚國赦免了叔孫豹。

乃請諸楚曰：“……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 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左傳·昭公元年》

在這裡，叔孫豹能夠被寬容，得益於其捨己為國、忠於職守的賢能之才打動了晉國趙文子，而後楚國為了達到趙文子所說的“安定賢能的人”與“收歸賢能之人”這樣的政治目的，才最終赦免了叔孫豹，這其中便體現了政治寬容的特點。

二、政治寬容是政治衝突的一種“伴生物”

《先秦社會形態研究》一書認為，“由於宗法制和禮制的變化，以霸權迭興為標誌的列國競爭、士階層的形成，學術的下移等等原因，形成了相對寬鬆的文化環境”。

無怪乎有學者說“春秋時期是一個寬容的時代”。

當然這並不是說“政治寬容”因素佔整個春秋時期的絕大份額，恰恰相反，處於奴隸制落幕與封建制興起的轉型中的春秋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提高帶來的井田制的瓦解與周王室地位式微，由此產生的各社會階層和各政治集團之間更為頻繁和尖銳的矛盾，而演化的政治衝突，反而佔據整個春秋時期的主流地位。

政治衝突是階級社會中因階級矛盾尖銳而產生的不同政治群體之間、國家之間為爭奪政治利益、政治資源，圍繞公共政治權力、國家主權產生的一系列對抗性互動政治行為。

政治衝突在春秋時期的具體表現為，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以及諸侯國們自己內部各利益集團之間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

別的諸侯國不說，單拿晉國舉幾個例子，大家就一目瞭然了。

晉獻公八年，獻公唯恐“曲沃代翼”再次發生而威脅到他的君位，便派人把晉國諸公子全部誅殺，導致了“晉無公族”這一罕見現象；晉景公三年，屠岸賈不請示國君就擅自與將軍們帶兵攻襲趙氏，殺死了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並且滅了趙氏一族，“趙氏孤兒”便是從此處得來的；晉景公十八年，將軍們又反過來與程嬰、趙武（趙朔之子）攻打屠岸賈，並滅其族。

以上只是春秋時期政治鬥爭的九牛一毛，可以想見，整個春秋時期的政治鬥爭的數量之多，攻伐之慘烈。

所以，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政治寬容只是政治衝突的“伴生物”之一。

這種“伴生”狀態是當時社會產物的“必需品”，因為只有保持這種狀態，寬鬆政治環境的改善、政治矛盾的緩和，才更有利於統治階級利益的維持與鞏固。

三、政治寬容是政治文明的一種表現形式

而自周代商以來，治國理念逐漸由之前的“先鬼而後禮”的“神治”思想，轉化為“近人而忠”的“德治”思想。正是在這種“高版本”治國思想的薰陶下，才滋生出“政治寬容”這樣的土壤。

而對於向來的政治鬥爭，正如胡適所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雙方總處於“壓倒”與“被壓倒”的狀態，就容易形成惡性競爭，所以為了避免政變、謀殺等暴力行為的政治表現，社會就會倡導政治文明，而

我們知道，政治寬容的前提是要“求同存異”，畢竟雙方沒有差異就無所謂“寬容”了，這種對價值多元化的肯定，代表著寬容者對其他政治集團或個體價值觀的尊重，也代表著多元化價值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和諧原則，這對於千年之前的春秋時期來說，無疑是政治文明的進步與體現。

四、春秋時期“政治寬容”的其他案例

雖然春秋時期的政治寬容不是當時的“主旋律”，但是這種思想和態度在當時切實存在著很強的必要性。除了“楚國赦免叔孫豹”的例子，有關政治寬容的其他案例也有不少，在此略舉“楚成王釋許僖公”與“晉文公釋勃鞮（dī）”兩例來說明這一點。

其一，公元前654年，楚國攻打許國，以解救鄭國被齊國等諸侯國聯合討伐的危機。許僖公自知敵不過強大的楚國，便 “面縛（把手綁在後面），銜璧（口中銜著玉）”，隨行的大夫“

此處楚成王對主動請罪的許僖公，如同昔日周武王對商紂王的長兄微子啟那樣，沒有懲戒，而是表達的便是政治寬容，因為這樣做不僅能提高楚國及其國君的政治威望，還能以後招攬其他國家的歸附。

其二，公子重耳在外流亡期間，一個叫勃鞮的宦者先後被晉獻公和晉惠公派出前去追殺他，但最後都沒能成功。後來，勃鞮卻膽敢前去見即位後的晉文公。文公當然不能原諒勃鞮，沒想到，勃鞮先是以“齊桓公不以管仲曾射中自己而斬殺他，反而不計前嫌重用他，最後桓公靠管仲得以稱霸”為例，接著又說“自己一個下人只是服從主公的命令”，最後又拿“揭露呂省、郤芮謀反之事”來作為自己的投名狀。

死裡逃生後的晉文公再次見到勃鞮，本應對勃鞮殺之而後快，卻在最後放了他一條生路，這裡就是晉文公對勃鞮選擇了政治寬容。因為不殺勃鞮，一是自己的行為向著齊桓公靠齊，霸業也會指日可待；二是勃鞮的投名狀確實值得免於一死，而後來事情的發展也應驗了他所說的話。

由以上案例我們看到，楚成王和晉文公能做出政治寬容的舉動，正是為了達到他們某種政治利益或政治目的而採取的舉措。

結語

隨著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伴之而來的是日益加劇的政治衝突與日益緊張的政治關係，所以政治衝突才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

而相較於政治衝突來說，雖然政治寬容只是其“伴生物”，且影響程度與數量上更是不能與其相比，但它切實體現了政治文明的一種表達方式，更加不可否認的是，政治寬容在春秋時期發揮的政治作用與政治影響是不可磨滅的，並且有很高的存在價值及很強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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