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以外首個爆發新冠疫情密集性社區傳播的國家，韓國如今在“抗疫”方面已度過最艱難的日子，但這場疫情，也讓人們關注到了一個特殊存在，新天地教會。韓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至3月11日，超六成感染者與這個宗教組織有關。
就在韓國疫情出現緩和跡象時，有個叫恩典之河的宗教組織，又爆發了群體性感染。這個宗教組織教眾聚會時，組織成員擔心大家互相感染，用一個噴壺，逐一往教眾嘴中噴射鹽水。這並不能消毒，反而因為噴嘴沒有妥善消毒，成為病毒傳播的“利器”。
在這場疫情傳播中，韓國這些宗教組織的“奇葩”行為，令人們印象深刻。在韓國，類似的宗教組織，還有很多。關於韓國宗教門派數量，有不同說法。《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曾引述韓國有關資料表明，到2002年末韓國有各種宗教團體324個；2016年《環球時報》在一篇文章中則稱，19世紀60年代以來，韓國出現的成規模、有名可考的宗教達到了900多種。不同宗教，會有多個教會組織，《教會復興運動》一書記載，韓國有教會6萬個。很多人因此稱韓國為“宗教博物館”或者“宗教百貨商店”。
雖然這些宗教，並非都是“邪教”，韓國官方也無“邪教”定義，更客觀的說法應該稱之為“新興宗教”，但魚龍混雜，總是有很多宗教組織和“新天地教會”一樣，透露著稀奇古怪的邪魅氣息。
於是，你可能會有同樣疑問：韓國，這個我們最熟悉的鄰居，為何成為一個“邪教”遍地走的國家？
2013年8月24日，韓國統一教會創始人文鮮明逝世一週年紀念活動。（新華社圖）
01. “東學道”與甲午戰爭
新天地教會，雖然打著上帝的幌子，其實是典型的“假基督教”。
事實上當今韓國絕大多數“新興宗教”，或多或少借鑑了基督教的框架和形式，尤其引入了基督教對“天父天兄”的崇拜。
“天父天兄”是19世紀傳教士在中國和東亞一些國家對上帝、耶穌的稱謂之一，清末，中國也有一個新興宗教用過這種說法，就是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當時洪秀全把基督教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創立該宗教。
不過，韓國“新興宗教”最早開始興旺發達，並不是從基督教開始的，而是“假本土宗教”。
19世紀末，隨著西方殖民者和新興日本勢力相繼染指，朝鮮半島傳統社會瀰漫著不安情緒。一些民間活動人士試圖假託源自中國、但在半島傳播中早已被塞入許多“土特產”的儒教和道教，凝聚成一股力量，挑戰“兩班”（貴族）權威、爭取政治話語權。
最初這種“假本土宗教”相對溫和，“教主”以“智者”或“生仙”自居，借用大量儒教、道教術語吸引文化程度低下的底層民眾，藉以斂財或達到其它目的。代表性教派包括，偽託儒教的崔濟愚“東學”、偽託道教的金一夫“正易學”，和鼓吹“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姜一淳“天地公學”等。
2017年6月4日，韓國堤川市，薩滿法師Cheonsindangju正和弟子們為一名女子“驅魔”。（東方IC圖）
朝鮮有個農民起義領袖叫全琫準，因個子矮小，被人稱為“綠豆將軍”。1894年，全琫准將“東學”發展為帶有政治、軍事色彩的“東學道”，發動反對日本勢力、挑戰王權的武裝鬥爭，史稱“東學道事件”。
當時朝鮮政權統治者為李氏家族，因此也稱為“李氏朝鮮”。遭遇“東學道”危機後，朝鮮王朝向宗主國清朝求助。與此同時，日本也藉機出兵朝鮮。清日關係緊張，最終兩國爆發了甲午戰爭，東亞格局鉅變。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急轉直下，而日本則躋身強國之列。
朝鮮逐步被日本控制，東學道也在這次驚人變局中被碾得粉碎。
自此直至1945年日佔時代結束，朝鮮半島先後湧現出一百多個“新興宗教”，絕大多數打著儒教、道教或佛教旗號，或多或少參與了與日本佔領者的鬥爭，具有一定進步意義。與此同時，它們也具有濃厚的“另類宗教”特色，比如，教主自我神聖、借用傳統宗教符號並加以利己化篡改，以及“病毒式傳播”和借傳教斂財等。
1948年半島南北分治，南部成立的大韓民國從憲法高度承認了“新興宗教”合法地位，並明文規定“政府和任何傳統宗教不得輕視、排擠新興宗教”，自此“新興宗教”在韓國取得護身符，有恃無恐地發展壯大。
02. “基督教包裝化”
3月2日，很多韓國人在媒體上看到了一個男人戴著口罩，下跪道歉的畫面。
這個男人叫李萬熙，他是新天地教會的創始人。
宗教總是要有創始人的，新興宗教更是如此。通俗點說，也可以叫他們為教主。
眾多韓國宗教的教主中，樸泰善是非常著名的一個。他曾號稱自己看見了水與火從天而降的異象。傳教時，還會為教眾按摩，宣稱幫他們治好了各種疑難雜症。他宣稱自己是救世主，是《聖經》提到的“兩個見證人”“兩棵橄欖樹”之一。他創辦的橄欖樹教會，教眾最多時候，達到200多萬人。
新天地教會的教主李萬熙，就曾經是樸泰善的追隨者，說不定還讓他摸過頭。
戰後至今，韓國“新興宗教”，出現了和此前迥異的格局，即絕大多數教派都假託基督教，實現了所謂“基督教包裝化”，曾興盛一時的“假本土宗教”則近乎銷聲匿跡。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基督教雖然直至近代才開始在韓國大規模傳播，但日據時代許多不滿日本統治的韓國人借“西洋教”對抗日本神道教、日本佛教的同化政策。
2012年4月22日，韓國首爾，Lady Gaga首爾演唱會開幕前，當地卻有不少有宗教信仰的居民抗議她的表演“有同性戀色彩和色情”。（東方IC圖）
戰後，韓國倚傍美國及其盟友卵翼保護，“西化”成為時尚，西方來的基督教也因此風靡，更早傳入的儒、道、佛各教則被普遍視作“老土”，迅速邊緣化。“新興宗教”生命力在於“病毒式快速傳播”，當然要借鑑更時髦的“宗教外殼”作為假託。
其次，正宗基督教各流派在傳入民族、風俗、傳統迥異的韓國社會之初，也刻意採取一些本土化、世俗化的傳教方式。至今仍能看到李氏朝鮮後期，入韓基督教派遺留的“聖像”，裡面從“天父天兄”到新舊約人物，幾乎清一色韓國人的形象和服飾。
第三，“新興宗教”在韓國光復後，其目標調整為“爭奪韓國社會話語權”和“海外拓展”。韓國民眾信奉基督教比例越來越高，2015年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信仰基督系宗教的韓國民眾佔比高達27.6%，韓國文體部的數據則稱，自稱基督徒的韓國人佔韓國信教人口比例的45%，接近半數了。在這個背景下，很多新興宗教自然也更多基於基督教來創教。
第四，“漢江奇蹟”時期，“新興宗教”提供了大量寶貴資金，從而換取當時掌權的右翼政黨、階層的投桃報李，而全斗煥、盧泰愚統治末期，部分“新興宗教”又押寶對立面，同樣獲得豐厚政治回報。上世紀末，韓國政府主張“宗教市場化”，提出“自由創教、自由信教”兩原則，主觀上是為了進一步擺脫軍政府時代的桎梏，客觀上也為“新興宗教”氾濫提供了機會。
03. “新興宗教”面面觀
韓國這些複雜的宗教體系中，規模差異極大。據《韓國文化概論》，信徒多的教派，能達到1000萬人，少的，十來個人也能維繫一個教派。
而且，很多教派壯大之後，還會帶出更多教派。有些人從原來教派出走，另立門戶；有些則分裂成不同派別。
比如前面提到，新天地教會的教主，最早就是橄欖樹教會的信眾。
接下來幾講中，我們會有一講詳細談新天地教如何發展壯大，這裡先看其他幾個奇葩宗教案例。
2018年8月27日，韓國加平郡，一場盛大的集體婚禮在當地Cheongshim和平世界中心舉行，來自多國的大約4000對新人同時結婚。這場集體婚禮由韓國統一教會組織。（東方IC圖）
統一教
這個宗教全稱“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1954年由文鮮明創辦，最初名為“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
文鮮明自稱16歲復活節“親見耶穌降世”，並委託其完成“救贖世人之未竟事業”，他將這些理論編纂為“八部文本”，將之提到和《舊約》《新約》鼎足而三的地位，其中最長的《天聖經》超過1000頁，篇幅最多的《文鮮明選集》居然有1200多部，而最短的《家庭誓盟》僅八句。
文鮮明是韓國“新興宗教”中公認最擅長海外傳播的，教派創立之初就在日本大肆傳教，至上世紀90年代，號稱在世界180個國家建立分支，在美國、加拿大更風靡一時。
全盛時期，文建立了不亞於韓國各大財閥的天安財團，擁有亞冠級別的足球俱樂部“天馬一和”，兩次發起並贊助主辦了“世界宗教大會”，自己則以“政商名流”的主流形象招搖過市。他不僅被包裝為“大善人”，還被奉為“集體婚禮靈感的發明者”。
進入21世紀，文鮮明自我神聖並藉此斂財、藉助信眾的力量掩護非法經營、借“集體婚禮”大搞拉郎配——在宗教集會上當場指定婚姻對象，其中大多數人互不相識甚至語言不通，而教中骨幹則藉此漁色、營私。伴隨著這些劣跡不斷曝光，統一教和文鮮明從巔峰跌落。
攝理教
原名耶穌晨星會，創始人鄭明析，始創於1978年，起名的靈感來自鄭明析拼音縮寫（JMS，和耶穌晨星會Jesus Morning Star完全一樣）。
鄭明析自稱在忠清南道錦山郡珍山面石幕裡月明洞“得道”，“能與耶穌直接溝通，並受其培養”，最初加入統一教並擔任要職，1981年就以MS宣道會名義自立門戶，宣稱自己的“指示”是和《舊約》、《新約》地位相等的“真約”，且“三約相互矛盾時以‘真約’為準”。他要求信徒無條件服從、膜拜自己，並特別熱衷於在高中、大學女生中傳播。
1999年，鄭明析被受害人舉報性侵女信徒，隨後被國際刑警組織發佈“紅色通緝令”，他被迫隱居並秘密逃亡國外，教會名稱改為“基督教福音宣教會”，實際上仍受他遙控。2007年他在中國大連被中國警方逮捕，第二年引渡回韓國，後被判刑10年，但其教派仍繼續公開活動。
該教派在韓國以外以日本、中國臺灣和馬來西亞信徒最多，但自鄭明析入獄後，該教以“基督教教派”名目在歐美澳等地傳播，許多當地信徒並不知道該教派並不是真正的基督教派。
萬民中央教會
李載祿1982年創辦的萬民中央教會和其它“新興宗教”不同，該教派自傳播之始就主要通過電視、網絡傳播，傳播速度號稱“天下第一”。2008年，李載祿宣稱在全球範圍內有12萬信徒，其在韓國擁有的分支數是“新興教派”中最多的，而在海外則號稱有9000個以上的分支。
該教派大多數典籍、教義和正統基督教派無異，但強調“更多與主的溝通”，每週密集安排很多宗教儀式，並在線督促信徒信守，此外，則是突出李載祿個人的權威和“神力”，以及不斷要求信徒“向神奉獻”。
和其它“新興宗教”不同，該教派在很長時間裡並未被正統基督教會排斥，但2018年，李載祿涉嫌性侵8名女信徒醜聞曝光，他被一審判處15年徒刑，因此聲名大損。
他的信徒多次宣稱“只要入會，白血病、艾滋病就能不醫自愈”，這種“神蹟”來源於“李載祿的祈禱”，自然也引發不少非議。他曾聲稱將建造世界最大的教堂，但如今已很少被提起。
2014年，韓國基督教大韓監理會第31次總會曾將新天地教、統一教、天尊會、世界以賽亞福音宣教會、基督教福音宣教會等9個韓國“新興宗教”列入“異端”。但這是站在正統基督教角度，以“是否篡改基督教義”為標準判定的，存在很大爭議性（如“萬民中央教會”被排除在外，而許多學者則指出，不少被認為是“本土化韓國基督教”的教派，在做派上也帶有濃厚的“邪教”色彩）。
04. 邪教的共性
做什麼生意最賺錢？
一些宗教教主很可能會說，宗教。
把宗教視為一種經濟現象進行分析，已經是經濟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挪威經濟學家 Torkel Brekke就寫了一本《信仰經濟學》。日本歷史學者宇山卓榮也有一本《神的經濟學》。
這個問題，在韓國也非常明顯。根據大韓律師協會2012年的統計，韓國共有36.5萬名宗教教職人員，每年收到信徒捐贈約6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30億元）。目前沒看到最新數據，想必會更大。
也因此，斂財，成為很多韓國“邪教”最常見的目的。
雖然韓國政府拒絕認定任何“新興宗教”為“邪教”，但現實中，很多宗教仍然有著信仰之外的諸多共性。
● 崇拜教主
“新興宗教”普遍借用傳統宗教（戰前是儒道佛，戰後則是基督教）的經典、框架、崇拜對象，以減少傳教（尤其在陌生環境傳教）的阻力，但無一例外巧妙摻入“教主崇拜”內容，極力渲染教主本人的“神蹟”，要求信眾膜拜和無條件服從教主，並將教主言論、著作抬高到和《新舊約全書》相等的權威地位，且“以新啟示為準”，實際上等於變相用“教主崇拜”置換了“上帝崇拜”。
● 病毒營銷
“新興宗教”能否“發家致富”，取決於信徒基數和信徒、分支發展速度的快慢，因此所有“新興宗教”都不遺餘力、絞盡腦汁開拓新“市場”，發展新會眾，且推出許多花樣翻新的“套路”，如“流行歌曲填詞聖歌”。這種如今在許多教會流行的做法，是韓國“新興宗教”的“原創”。
“聚餐攏人”也是韓國“新興宗教”的“看家法寶”，幾乎每種“新興宗教”都會要求女信徒“樂於在廚房服侍”，有些“新興宗教”為了吸引更多新教徒，甚至每週舉行四次聚餐（傳統上只舉行一次、至多兩次）。
在北美，一些韓國“新興教會”每天都鼓勵信徒挨家挨戶敲門傳教，遞送宣傳單頁，邀請陌生人“參加聚餐”“分享福音”，以至於許多北美社區總結出“敲門傳教的就是‘邪教’”的心得。“新興宗教”還熱衷於在海外、尤其海外危險地區傳教，目的同樣是“開拓市場”。
● 貢獻錢財
“新興宗教”熱衷傳教的動力，是擴大“營銷基數”，因此名目繁多的聚會、活動，最終無一例外歸於“要求貢獻”的“主題”，曾有北美華人將在當地傳播的韓國“新興宗教”先吹拉彈唱、而後發單子討錢的做法，比擬為侯寶林先生傳統相聲《三棒鼓》裡那個唱一句戲文就敲三棒鼓、敲一次三棒鼓就要一回錢的江湖藝人。
● 結交權貴
在財閥當道、政黨對立二元化的當代韓國，“新興宗教”一旦發展壯大，就會以各種形式結交權貴，並利用從信眾中獲得的鉅額財富發展各種“白道”經營，讓自己“社團化”“政黨化”“財閥化”，昔日的統一教、此次陡然走紅的新天地教，都是個中翹楚。
●重視儀式
“新興宗教”普遍重視儀式、程式和符號，這一方面是“洗腦”並控制信徒的必需，另一方面也便於“營銷推廣”，文鮮明熱衷足球俱樂部並屢屢主辦世界宗教大會、李載祿要蓋世界最大教堂，目的都不外乎此。
儘管新天地教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表現激怒了廣大韓國民眾，一些人怒斥其為“邪教”，甚至發出“法辦”“取締”的呼聲，但滋生土壤“酸鹼度”不發生質變，即便新天地教像統一教那樣，成為又一朵明日黃花，也仍然會有新的教派、“教主”應運而生。
撰文 |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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